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808)—本土意识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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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0年3月,日本草思社将2013年出版的《香港思潮》翻译日文出版,书名改为《香港为何抗斗》。

2019年7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在世界上引起震动。这时,我接到日本一家出版社提出翻译我2013年出版的《香港思潮》的要求。事隔六年之久,为什么日本出版商不是针对当前政治事态出版「反送中」的书,而是要出版六年前的《香港思潮》呢?

在这本日文版更名为《香港为何抗斗》的书中,译者阪井臣之助写的「解说」表示:「香港久违地重返到了世界史的前台。照此下去香港就会完蛋地崩溃,或至少有存亡的危机。危机的根源是香港中国化与对此反弹的高涨本土意识的两者对立。」

短短几句话,点出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发展到「完蛋地崩溃」的根源。日本观察家从根源处想到翻译我六年前这本书。

本土意识的兴起绝不是我带动的。 2013年底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本土意识已经出现好几年了。但这本书却是把香港本土意识兴起的香港、中国、国际等因素较全面地作出剖析。书中文章是我多年在《苹果日报》的社论汇集。不少人反映,这本书通俗易明,为他们已有却不太成熟的想法提供了理论与实例的根据。

香港原先并没有本土意识。香港不像台湾,台湾在二战结束、国府迁台前,已存在早年来台湾开垦并定居的「本省人」,他们对台湾有乡土感情和本土意识。香港虽也有二战前就在香港定居的人,但为数甚少。二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有六十万。 1949年中共建政后,大陆人移居香港与日俱增,到1997年主权转移时,人口已达650万。

几十年逐渐移居香港的大陆人,除了享受在法律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和安居乐业之外,生活上保留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和南方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在英国保护伞下得享自由和法治,但大部分人没有政治意识,若有,也都是关心大中华(两岸)的政治嬗变,支援革命、抗日、新中国建设等等,而极少关注本土政治权利和本土利益。我自己及那些当年为中国、为香港争民主的人士,也是从关怀大中华的情怀走过来的。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香港百万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很大程度上出自期望中国能朝民主发展,因而使九七主权转移后,香港的宗主国仍然是民主国家。因此,作为民主派主导力量的民主党和支联会,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每年的七一游行,以及投入议会在体制内对行政当局的制衡,诉求对象一直是中共操控的「一国」。换言之,寻求或争取的,是「恩赐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立足于本土的民主。

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恩赐的民主」。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地人向本地统治者不惜牺牲地抗争而取得的。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因此,每一次六四晚会或七一示威后,数以万计的市民呼喊一番,次日一切如常。而中共对香港的民主枷锁,却越来越紧。香港离民主普选之途越走越远了。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策及大陆人对香港人权益的侵凌。之前谈到大陆人在香港自由行对港人生活的挤压。 2009年特区政府奉中央之命,在立法会强制通过建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高铁香港段,路程短,比已有的铁路快不了多少,造价却是全球最贵,而目的就是可以使中国边检站伸展到香港市中心。网民发动反高铁抗争,目标是不顾香港利益、一味迎合中共发展全国高铁连线的特区政府。大批社团参与反高铁行动。但泛民主派政党没有参与。

反高铁之前,香港就已经发生一连串的文化保育社会运动,争取保留港英时代的建筑。这种保育社运潜藏着对旧岁月的怀念意识,和对九七后改变的不满。

反高铁后就不断爆发反对中港融合、反对大陆全面侵蚀香港的社会运动,反蝗虫、反双非(即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以旅行方式在香港生婴儿)、反新界东北发展、反水货、反抢夺奶粉、反国教(设立以爱国民族主义情感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科)等连续出现。

2011年,香港学者陈云出版了《香港城邦论》,针对自2010年以来的中港矛盾,指香港应采取中港区隔的措施,捍卫本土利益,维护英治时代留下的典章制度,最终达致与中国政府互惠互利,甚至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使之逐渐民主化。

陈云提出的「香港城邦论」,为香港的本土思潮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占据立法会议席的泛民主派,却公开排斥本土意识。他们仍然抱着「爱国不爱党」「反共不是要反中」等观念,支持政府优惠新移民政策,亦反对社会上压制大陆客扫货的行动,甚至举行记者会公开反对本土化。

香港从港英时代到主权转移,都没有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被逼出来的。逼迫者不仅是中共及其政策,而且是那些当初不顾本土利益、一味拥抱大中华的泛民主派。 (180)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