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书店:警惕「知识分子的鸦片」:当意识形态变成新的宗教

0
先知书店 千字君的疫会言传 2022-08-10 22:55 Posted on 贵州

Image

有两件事我最厌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

——爱默生

在号称物理学“全明星”大会的索尔维会议期间,一个晚上,几个年轻会员待在宾馆的休息室里。

其中一个会员吃惊的说道:“爱因斯坦一直在讲上帝,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能有这么强的宗教情节,这真是很难想象。”

另一位会员更是吃惊,他说“普朗克更夸张,不但认为宗教和科学并不矛盾,他还认为二者很兼容”。

可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怎么可能满口上帝。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科学与宗教,二者非但并不对立,反而充满了紧密的联系。

科学与宗教:一对虚构的冤家

中世纪有一句谚语,叫做“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乍听之下,可能会认为神学很霸道,进而得出“神学妨碍理性”、“神学阻碍科学”等粗暴结论。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近代科学恰恰孕育于教会的摇篮之中。即便是以反宗教闻名的欧陆启蒙运动,其理性主义也主要来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今天,我们都知道“分科治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只研究历史,物理学家只研究物理,但其实早期的学科没有像今天这样细分,各式各样的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的分支。也正缘于此,早期的很多大学者都是跨学科的通才。

例如牛顿,在今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科学家”,然而他关于数学、物理学的种种伟大创见,在当时都被归类为“哲学”,甚至他晚年还成了一名神学家。

直到近代科学越来越势不可挡、开始冲击神学权威,尤其是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科学研究,对宗教世界观形成巨大挑战的时候,“科学”才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立的标准。

宗教与科学分道扬镳之后,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逻辑。

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确切知识之外的原理都属于神学。”

科学是可质疑、可证实/伪的,其目的是探索未知。而神学的宗旨却是“坚信不疑地敬拜上帝”,其功能是为道德提供辩护、为人生提供意义,也就是终极关怀。

本来,神学和科学是可以各司其职、相互扶持的。然而,两者都想凌驾于对方之上。于是导致了两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虔诚的神学家试图否定科学,狂妄的科学家试图消灭宗教。

▌真理之辨:宗教伦理VS科学理性

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率先在欧洲促成了政教分立、思想自由。他们从始至终都声称,自己的工作绝非创新,而是“更正”。他们诉诸古老的教会传统,且以此证明基督教从不反对理性,而是实现了信仰和理性的和谐。

Image

加尔文与路德塑像

但是,在伽利略的科学被教廷禁绝的岁月,这两位伟大的改教家并没有为他辩护,而是加入了批判的阵营,理由是“他的科学理论威胁到了《圣经》的世界观”。

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神学和道德一概嗤之以鼻,他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力劝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利用政治权力控制教会——“只有政教合一的国家才是最完美的国家”。

宗教和科学,究竟哪个是真理?神学家和科学家吵了几个世纪,谁也无法说服谁。

为了缓和双方的争端,也为了避免大众认识错误,哲学家康德对信仰和科学进行了划界:上帝的归上帝,科学的归科学——神学家和科学家都保留各自的真理态度,互不干涉。(延伸阅读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如此一来,科学和神学似乎可以和谐共处、齐头并进了。

但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科学理性一路高歌猛进,甚至比从前的神学更霸道,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金标准”;神学在政治、哲学、教育、法律……所有领域,都被科学压制得节节败退,几乎已经成为一门自说自话的“玄学”。

历史学家金观涛,在《历史的巨镜》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立,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他告诉人们“怎么去做事”,而信仰是一种价值理性,负责提供终极意义,他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延伸阅读金观涛&刘青峰作品集6本

信仰式微的后果,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日渐衰落,社会也变得没有是非、缺乏终极关怀。当人们连“确立最低底线”的目标都不可能达成,弱者只能像蝼蚁一样任人生杀予夺。

然而,近百年的历史却延续了这样一个进程,那就是人们开始疯狂地摧毁宗教伦理,试图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正如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所遇见的:灵魂倒向大地,却远离了天堂。

因为,只注重科学的人类绝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世界,而是要用它作为武器去质疑一切神秘的事物,甚至彻底颠覆古老的伦理道德。

▌意识形态,人类的新“宗教

现代人以为自己可以摧毁宗教,但他们却炮制出了一个更糟糕的“宗教”——意识形态。

18世纪末,美法两国发生革命,左右知识精英的观念之争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右派战胜了英美左派,于是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法国,左派战胜了全欧洲的右派,于是产生了雅各宾暴政和拿破仑复辟。

Image

激进革命的潘恩VS保守自由的柏克:美国立国价值观的两种解读

更吊诡的是,各国的革命者都曾想复制“美国道路”,但是在“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 “法国道路”。

无数人质问:左派的知识精英的政治主张不是最科学、最理性的吗?为何他们的主张却将人间变成了血海?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已经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每逢人类社会的危机或变革的时代,哲学家和政治团体这些知识精英,总是会针对“当前社会的弊病是什么”、“如何实现美好社会”等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各种激进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作为“药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意识形态”。

如果说宗教改革让宗教从主教与神父的垄断中复归人间,那么始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就是许多知识精英以科学之名将自己供上“神坛”。

以下为启蒙运动以来,那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脉络:

伏尔泰认为“宗教扼杀了人类的理性和宽容” ;

卢梭认为导致人类不平等、不自由的罪魁,就是私有制、宗教伦理等“枷锁”,他还主张“多数人一定比少数人正义”;

黑格尔是历史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坚信“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哲学,都是为我的哲学奠定基础”。这一伟大的使命感,被后来的乌托邦主义继承;

启蒙运动后,科学的迅猛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的骄傲和盲目乐观,知识精英对于设计社会、改造人心的自负越来越膨胀,“意识形态”也被神话成了一种新的“宗教”。

对此,当代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提出:许多知识精英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制造和解释各种灾难,而不是解决灾难本身。

很多灾难,短期看是政客的问题

但其源头却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但其源头却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然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意识到这种“鸦片”的危险,并勇敢地提出批评: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眼睛,被意识形态所蒙上,以至于连最基本的事实也看不到”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雷蒙·阿隆看来,现代社会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简单的“对立”、“斗争”等等词汇掩盖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知识分子本应独立思考,及不谄媚权力,更不迎合大众。但如今却极力向大众靠拢,带头宣扬民族或阶级的特殊道德。法国哲学家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将这一行为斥为”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