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博斯科:美国通过军对军计划所进行的改造人民解放军的努力——《民主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军队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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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我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亚洲项目做高级研究员。与华盛顿的其它智库一样,我们都一直关注中国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和英勇的人权活动家魏京生在中国的活动。当得知他在入狱18年后终于获释,我们都非常高兴。

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数日后,1997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独自站在康涅狄格街与K街交口拐角处。他看上去很眼熟。我意识到这正是几天前还在中国监牢里受苦受难的魏先生本人。能够见到他并欢迎他来到华盛顿,让我兴奋不已。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其基金会组织的这场让人感兴趣的会议,因为我们将讨论中国军队在未来的民主政体下应该如何组织。但首先,就如何在现有的共产独裁统治下最好地组织中国军队,回顾一下美国多年来向北京当局提供建议的努力,可能不无好处。

中国是个敌对的世界大国。它将美国视为死敌且每天都致力于削弱和威胁美国、其盟国与安保伙伴、以及美国主导之基于规则的秩序。但我们却要谈论帮助改善和强化其军事力量?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从一开始,我就对此感到奇怪且认为将会适得其反,但这却正是几十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当今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代化且更有实力,它与在朝鲜和越南和美国对峙的中国军队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依然记得当时在大西洋理事会和其它一些智库关于如何协助中国”专业化”其军队的计划和讨论。当我质疑为何这样的努力符合美国之国家利益时,往往会得到屈指可数的几个陈词滥调。

首先,专家们会挑战中国将是不可避免之对手的前提。他们主张说,你把中国当作敌人,它就会变成敌人。他们认为应该摒弃旧的冷战思维。毕竟,终生反共的理查德•尼克松,最终也接受了将中国作为战略伙伴甚至潜在朋友的想法。他曾与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者毛泽东握手,但自己手上却没沾上血迹。

其次,他们辩称:即便中国当时的行径如同对手;但历史表明,敌人是能够成为朋友乃至盟友的。看看我们在二战中的敌人德国和日本是如何成为美国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吧。我们要做的只是向中国表明我们无意伤害——不采取遏制政策,不阻止中国,不回到那个”屈辱的世纪”。我们只需让它摆脱孤立重入国际社会,从而得享世界秩序的福祉;而没有理由去进行挑战或削弱。

尼克松本人在其1967年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开创性文章中,阐明了假如他在次年当选总统,他所计划采取的做法。他写到:”将中国永远拒绝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其独自构想其梦幻、加强其仇恨、并且威胁其邻邦,会带来我们根本无法承受的代价。”

帮助中国建设其军队的第三个解释是:这样的话,此军队就会变得更像我们的队伍——负责任、受文官控制、尊重人权、并且不具侵略性。

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机制称为交往——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官方与非官方持续互动。据说这样一来,中国作为目前被共产主义肆虐的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就会按照西方或曰普适的标准人性化和文明化。

此交往的军方部分自然而然地被称为军方交往,或军军交往。目标是帮助提升中国军队的职业与组织标准,以及其文官掌控和人权实践。其它理由还有:向中国军队展示美军令人生畏的技术能力和人员素养会给解放军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从而吓阻其挑战美国。如此就可避免冲突局势。没有什么比在庞大的攻击性航母甲板上亲眼目睹飞行作业更令人震撼的了。我本人曾服役于西太平洋的航母上,因此可以证明:在大航母上观看战机的起飞和降落永远不会让人厌倦。

然而,众所周知,现实远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中国官员和解放军人员的确对其所见所闻所学印象深刻,但即便他们曾被吓到,此效果并不长久。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是复制或窃取军事信息,并针对所观察到的军事战术和能力设计了反制措施。他们还以所学到的东西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并且同时默默地实践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

美国军方官员出于军军交往的目的,敞开大门邀请中国人进来。他们简直是毫无防人之心,而中国则利用了这个机会。二十年前,解放军海军没有航母。今天,他们有三艘。这些航母经常在台湾海峡巡逻。中国最近声称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而非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公认的国际海域。与此同时,尼克松于1971年为了讨好毛泽东并作为其历史性访问的铺垫,将第七舰队从台湾海峡撤出。自那以来,美国航母在51年里仅仅两次穿越台湾海峡。

国会研究服务处曾经深入研究美中之间的军事交往,包括经常安排的对话和交流、军事演习、以及持续的信任培养措施。该处于2021年1月发布了其报告,指出”双方继续强调军军关系作为稳定力量的重要性,并似乎致力于在紧张局势中持续对话。”

但该处也认定:总的来说,由于美国军方行动的透明度要远高于解放军,这些互动对中国较为有利。美方认为其透明本身就是在教导中国,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好榜样。该报告指出,”解放军渴望学习和了解相对更透明的美国军队(并且一些观察家认为他们利用了这种透明),但不愿给予回报。”中国辩称,作为较弱的一方,他们无法更多地展示其能力,否则就会处于更大劣势境地。

中国还抗拒就军备控制和军队交战规则等问题签署军事协议,辩称此类举动会限制其作战选择或危及其战略地位。美国人基本上默认了解放军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并且继续了单方面的接触。

该美国报告指出:”近几十年来处理军军关系的方式,旨在减少互不信任和沟通不畅,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并鼓励解放军遵守美国倡导的规范,让其活动和意图更加透明。”有人相信,我们互动得越多,危险误解或误判的可能性就越小。

记得我在大西洋理事会时的另一件事,是当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官约瑟夫•普理赫海军上将,在一次讲话中曾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职责,包括其与解放军海军同行和其他中国军方和文职官员的持续互动。按照普理赫的说法,如果哪一天危机发生,他会确切地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来避免局势失控。

结果呢,在2001年的EP-3飞机事件中,危机的确发生了。普理赫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随着美中紧张局势的加剧,普理赫拿出他从不误事的通讯录,开始给他担任太平洋司令官期间所培养的每位中国官员打电话。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接听或回复他的电话。最终,他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不得不两次以书面形式为该事件道歉,换取北京当局释放美国机组人员和遭到冲撞的飞机。最后的羞辱是中方规定该飞机必须被拆解装箱,然后由军用运输机运走;而那架飞机当时是能够自己飞走的。军军交往在避免危机和增进理解与合作上的效用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从军方交往的经验中吸取或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尽管中国军队的效率有改善,但它依然是中共党国的政治工具。唯有在那个政权消失或被彻底改革后,解放军才能像正常的军事组织那样行事。我希望各位在接下来两天里的讨论,能够加速这一局面的到来。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