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买纸貭书的我，买回日本作家加藤周一的回忆录《羊之歌》，是因为读了其中的一章<八月十五日>。

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当时，日本虽败局已定，但被军国主义政府彻底洗了脑的日本人还沉迷在「本土决战」、「玉碎」、「美英鬼畜」之类的荒诞宣传里。只有极少数人还保持了神智清醒，明白当此之际，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二是灭亡。加藤周一便是其中之一。

八月十五日，已对日本和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已绝望的他，听到广播里传来宣告投降的「玉音放送」，顿感世界突然大放光明，欢呼：「接下来我要开始活。」「我想要放声歌唱。」

这让我不禁产生好奇心：他是怎样「众人皆醉我独醒」成为「思想家」的？且被中国大陆出版商封为「日本的良心」「日本国民级知识巨匠」？他的思路历程？在二战后波诡浪奇的政治风云中，他仍然保持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清醒头脑吗？

这些问题，我在读到他讲述「珍珠港事变」的那一章开始，渐渐有了解答。

当时日本人对那一事变的态度，很多书借史料电影里都有描述：珍珠港「捷报」传来，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整个东京陷入狂喜的海洋，无知愚民固然奔走相告，就连知识份子也欢欣鼓舞，加藤周一的同事、一位教授欢呼：「我太高兴了！我要唱军歌！大快人心呀！」

不过，接下来的描述我却是初次看到：

「恐怕除了柏林这唯一的例外，」加藤周一写道，「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在为这个捷报高兴不已。莫斯科得知日本不再转北、转而向南进军时，内心肯定是松了一口气。伦敦看到日本用行动促使美国参战，内心应当是欣喜若狂的。听说流亡中的戴高乐将军得知此事，马上就自言自语道：『胜败已定。」美国克利夫兰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正在开会，就日本是否会参战展开激辩，传来了珍珠港事变的消息，学者们一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很快镇定下来，所有的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

读到这里，我就有点疑惑了。因为据我所知，就算是全世界都为「珍珠港事变」高兴，日本的高兴，和全世界的高兴也截然不同。如果说伦敦、法国、莫斯科、重庆的高兴是因为终于把强大的美国逼成了自己盟友，那也是一种胜利有望如释重负的有限高兴，绝对谈不上欣喜若狂。经历过了几年的战争苦难，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战争会更加惨烈。

莫斯科更加谈不上高兴，当时他们跟日本还是盟友，而且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从未把他们包括进去。而美国一直通过英国暗中给他们递枪递炮，这下子肯定自顾不暇了。可德军正兵临莫斯科城下，每枝枪每台炮对莫斯科都关乎生死存亡。

至于遭到突然袭击的美国，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悲愤。被炸成一片废墟伤亡惨重的珍珠港就不用说了，消息传到美国本土，从白宫到全国上下，一片惊骇和悲愤。 「这是一个聇辱的日子。」当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的演讲里，这是最能唤起美国人共鸣的一句话。一向骄傲的美利坚竟然被小日本打得稀巴烂，这是奇聇大辱。高兴？疯了吧？在《燃烧的大洋》这本书里，一个美国孩子问他爸爸听了广播为何这么悲伤，他爸爸说：「因为很多好人将要去死。」

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这些离日本最近的亚洲诸国，就更加没人会高兴了。人们立即陷入了恐慌，而且几乎就在珍珠港事变的同一天，真的就来了轰炸。接着便是占领、沦陷、长达四年的战争地狱。这一点，经历过二战的香港人也有体会。

我不知道加藤周一是根据什么理据得出全世界都为珍珠港事变狂喜的结论，反正我从这里开始就怀疑他「思想家」封号了。一般人可以用认知途径闭塞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辩解，思想家却不可以。思想家应当立足于深厚广博的学识修养，站在历史的高度，独立思考，从而得出符合逻辑的、最近常理的推论。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果然看到他的思想常因自己的一时见闻就发生突变，从当初放声歌唱美国占领日本，到变成日共作家团队的小伙伴，到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中选边站到了反美一边，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然后，七十年代他去了北京，回来出版《往返中国》一书，表达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亲中的政治立场，也就顺理成章。那样偏激无序的思维模式，是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

他后来怎样了？二零零八年他去世时是否有所感悟？我已经没兴趣知道了，就象我看了萨特和波娃的中国访谈录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一样。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基本操守，即：不与任何政府沆瀣一气，更何况极权政府。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