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高中一年级学生拿到历史课本，发现对文革的定性与以前不同了。由过去的“艰难探索”改变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对文革定性的表述达到了正本清源，回到了40年前全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

原文丨紫霞草

之前的课本对文革的定性是这样表述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到此就戛然而止了，没有称其是“内乱”。

恢复这三十多个字，意义重大。

40年前，文革结束后，全党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组织对党的许多历史问题重新做了结论，全党进行了大讨论，特别是由几千个历史问题专家、干部、学者反复对许多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了研究。全党经过一、二年时间的大讨论，最后形成了党对历史问题的新的决议。这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对历史问题的定论，是对历史的负责任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给“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文件起草负责人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场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而且胡乔木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也不能任意滥用，党的历史也“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后来，胡乔木经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从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决议中关于文革定性问题有一段完整表述：

由全党对历史问题作出的结论，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是不允许随意改变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历史课本都是严格按照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内乱”。

但在前两年，高中历史课本里突然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句话去掉了。而今年新学期高一最新版历史课本又把这句话恢复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因此我们有很多错误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消除。

对历史问题结论乱折腾、翻烧饼，是不得人心的，必然是行不通的。现在，新的历史教材对之作了更改，正本清源，发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我们再也不能任意对历史问题瞎折腾了。我们的社会已经折腾不起了，每一次对政治、历史、社会的折腾都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希望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按照40年来认清的道路走下去，纠正极左路线，肃清文革的流毒，才能走上正途，而不致于走回头路。

然而中国自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社会发展从爬坡过坎到展翅腾飞，各地政府均视招商引资为头等大事。也因此一切工作服务于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且各地政府还存在竞争关系，对于企业家或资本家纷纷尊为上宾，各种优惠政策及“放管服”工作都积极到位。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可见中国政府对非公经济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尽管如此，社会上仍一直纠结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因此形成左右之争。

社会上总有人出于某种目的，不断抛出一些诸如“国进民退”“资本带血”等与国家政策相悖的东西。从他们的言论看，无非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然而这些自称代表底层民众的意见领袖，通过流量和打赏实现创收，本身就是市场行为。现时中国低收入群体仍然庞大，大部分追随者是改革开放后未能致富，以及没有经历过困难岁月的人，他们的现实处境和自身见识，正是被反资本言论误导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