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在日本，曾经享有尊贵的传统，一度是武士阶层专属的权利，为表忠诚，为复仇，也为捍卫名誉，是一种以抽象义理表现的、实质上却是因财产依附关系而产生的还债行为。这种债权-人情关系的偿付，采用的是一种独属于日本的自杀方式：切腹（hara-kiri）。作为世界上最壮烈、最无惧，也是最残酷的自杀方式：切腹，自将军幕府时代（1185-1867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七零年代，绵亘两百多年。根据一种几乎可以说独属于日本的古怪信仰，日本人认为，腹部——而不是西方人认为的大脑，或是中国人认为的心——乃是灵魂的居所。因此，才有这样一种自杀的逻辑：打开居所，释放灵魂，方能检验其纯洁与赤诚。

古典时代的武士，就文化形态和精神向度而言，犹如一群从中国纪传体历史著作《史记·刺客列传》里走出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的食客/杀手。他们没有形而上的普世价值观，仅仅凭靠人情世故而甘愿献出生命。刺杀秦王嬴政的荊轲，因为燕太子丹对他这个卑贱浪人待以座上宾，而甘愿献身。令荊轲感动的是，当他讚叹刚刚骑过的千里马之肝美时，燕太子丹为他“杀马进肝”；当他讚叹鼓琴美女的手为“好手”时，燕太子丹则直接命人砍下女仆的那只手赠送给了荊轲。在大义凜然的背后，隐藏着对生命的残忍和对女性的蔑视。这就是中国刺客的性格。日本武士与之相似。他们往往在卑贱者的身上试刀。

II

《史记》中的时代，没错，我总是觉得自己在一次命运的乖舛中——彷如穿越时光隧道后失去重力的跌落——浪荡而入的日本，是一个文化乡愁中的先秦时代：刺客和杀手的武士传说，跪坐在草席之上的习惯，简素的服饰和饮食，萧索幽怨的音乐，随处可见的鞠躬致礼，敏感而谦卑的男女，一尘不染的寺院和神社、长年花草临门的木结构民居和街衢，经常的宗教祭典，树木葱郁的黛色远山，夏天宁静的海……

在这一切表象之下藏着某种精神张力，彷如隐形之弓。

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切腹自杀，配以庄严仪式，超越了对肉体疼痛的生物本能恐惧，以一种永远不能偿还的生命拋弃/交付/奉献，类似於一种宗教献祭，从而让卑微在世俗债权关系中的个体生命获得了纯粹道德的快慰和精神高扬的骄傲。这种决绝的义理主义，是日本独特的精神传统，并曾成为国家军事组织的信条。

III

日本列岛，在漫长岁月里，隔绝於外来族群和文明的侵染，让大和民族保存了颇为纯粹的远古生态。与那被近东亚洲的基督教文明覆盖之后的欧洲和总被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不断侵略和征服从而精神杂交异化的远东中国相比，这是日本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样本而独特於世界诸文明民族之处。法国人类学家李维斯陀（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在关于日本文化的一次演讲中说：日本“位于古老大陆的远东地区，与外界断断续续地隔绝，使其像个筛子——或者说，像个蒸馏器，在历史洪流吞没、席卷而去的物质中，将较为珍贵、较为难得的精华蒸馏出来。这个转借与综合、诸种思想融汇并与原创精神交替发展的过程，对我而言，就是日本文化在世界中的身份与角色之最为合适的定位。”

新渡户稻造的时代，正是日本经过“脱亚入欧”之“明治维新”运动，决然告別中国文化熏染而转向西洋、跻身於帝国主义之世界列强的时代。新渡户稻造是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话者，同时也是二者的协调人。他早年留学欧美，并与美国女子玛丽埃•尔金顿结婚，而且还受洗成了基督徒。

IV

现时-此在时空意识，培育出极端实用主义的人际契约伦理。日本神话中的神、精灵和鬼魂，也是具备了人之种种欲望的无形生命体。人-灵之间，因而衍生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契约关系。武士道的自杀，往往可以看作一种人际契约关系中的偿债行为。武士所抵押和交付的，是他最宝贵的财物：生命。

V

新渡户稻造显然没有在自杀这一极端死亡行为，或者说，这一文化潜意识的对比中，发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他甚至模糊了这种差异，为了捍卫和美化他所秉持的日本人的精神。这当然与那个藉助於普鲁士军国主义而塑造成皇道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每一个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甚至可以说种族主义的共识有关。新渡户稻造毫不怀疑自己对于基督教的虔诚，如其所言:“我相信基於耶稣基督的教谕并由《圣经·新约》传给我们的宗教，以及铭刻于心的律法；我还相信上帝与一切民和国都已缔结可称为‘旧约’的圣约，不论是异邦人还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但是，新渡户稻造并没有藉助基督教的律法和普世主义，对日本文化传统予以批判，相反却是处处辩护。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没有批判精神的传统。新渡户稻造甚至为武士道的自杀辩护，不惜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相提并论。而自杀这一行为，正统普世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都对之发出“必下地狱”的谴责和咒诅。在佛教看来，转世轮回六道之中——天人、阿修罗、人、动物、鬼、地狱——人身最为珍贵，因为人是成佛的主体。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认为，人之受造的生命出于上帝神圣意志，自行终止生命乃是违背上帝意志的一项罪行。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受到凟神和败坏青年道德的指控，被五百人陪审团判处饮鸩死刑。苏格拉底拒绝这项指控，坚持自己传播真理之无罪，同时，他以一个合格城邦公民的品德，愿意服从陪审团法庭-公共意志的判决。在坚守真理和服从法律之间，苏格拉底拒绝了逃跑。他以自杀全美了坚持真理和顺服法律（城邦正义）的形而上悖论，并且抱定这样一个信念：作为纯粹哲人，亦即品德与思想的纯粹之人，死后脱离肉身束缚的灵魂必然归于纯粹之神。这与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在一种人格和财产依附于恩主而产生的维护名誉的自杀行为，有著本质区別。

构成西方文明另一个精神原型的形象，是耶稣为承担人类之罪而甘愿走向十字架的牺牲。这也可以看做某种形式的自杀，但耶稣以“新约·福音”中的复活，启示了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一个时间的终结，一个关乎“原罪”之时间的终结，待之而起的，是继上帝（God）创世之后以复活肇始的第二时间的开端：一个关乎“爱之救赎”和“永恒天国”的弥赛亚时间，同时也宣告了撒旦以死捆绑人心之阴谋的破产，并且重申了灵魂永恒和生命复活这一上帝的成就。

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形为“自杀”而实为“献祭”的行为，乃是一种面向神灵和真理的牺牲，成为西方文明之源的两个精神原型，一直激励并引导人们走向善、公义、赎罪和救赎，故而可以看作肉体转向灵魂的一次“向死而生”，但是，日本武士的切腹自杀，只是意味着生命的停顿和时间的终止。这种对生命的废弃，很容易误导激进主义者焕发一种忠于偶像或民族/种族主义的暴力迷狂，一种精神受虐的迷狂。我在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忧国》里读到的，正是这种迷狂。

VI

《忧国》故事原型基於一九三六年的一次军人叛乱事件。是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一个大雪之夜，仿若一八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明治维新”前夕的那个大雪之夜。那也是一次叛乱事件——樱田门外，追求“尊王攘夷”理想的十八位武士，暗杀了与美国通商的权力独断大名井伊直弼，而在战斗中（就如后来常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残损的肢体和飞溅的鲜血，映衬著樱花般纷纭飘落的大雪——彷如隐喻：美与戕残的相逢。樱田门外暗杀事件，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此后不久，政权便从镰仓、室町、江户三朝将军幕府手中重新转向天皇，是谓“大政奉还”。在这漫长的六百八十二年里，日本旁置天皇，武家执政，作为家族机器的武士阶层，完全成熟。一种信仰，武士道，由此产生。但是，历史总在反复。正如柄谷行人在其著作《历史与反复》中引用卡尔·马克斯的那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作为笑剧出现。”

出身於社会下层的日本陆军部分“皇道派”青年将校，深受学者北一辉思想的鼓动，认为一个“特权阶层”正在蛊惑天皇，并且剥削人民，导致农村普遍贫困；作为五大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日本因之正在走向衰落。北一辉似乎是应和了日本社会一场思想的潮骚，经过一次哲学转向（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一次部落主义返祖），从鼓吹穆罕默德式“刀剑福音”的社会主义者，变为超国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受他鼓动的年轻军人，妄想以一场“昭和维新”来重启“明治维新”的辉煌。政变导致两名前首相被杀。叛军企图占领皇居，但是很快，叛乱被扑灭。与樱田门事件的结果一样，叛乱分子遭到残酷刑罚：死刑和监禁。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切腹。历史已在法律层面终结了武士道，就像欧洲在十九世纪通过立法禁止决斗而终结了骑士制度一样。而“皇道派”势力衰落，导致军部势力激增。从此，日本更加急速地跃入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狂潮。

VIII

一九七零年，经历了十五年“太平洋战争”的失败，经历了两颗原子弹在家园之地（广岛和长崎）的爆炸，经历了被美国“接管”之后整个日本精神从武士道式的残忍好战向永久和平的转向，一切失落、幻灭、屈辱、伤残、疼痛、死亡、毁坏、损失……一切来自亚洲那些受侵略国家的谴责，一切来自西方国家的鄙夷——因为德国在赔罪道歉而日本却暧昧不明——挤压在日本人的心灵世界，却因经济腾飞的自信刺激了暌违已久的古老情愫。悲壮的幽情时时撞击著皇道主义者的心胸。返古的欲望，呼应著原始的召唤。历史的意志崇尚反复，而反复的结果往往是促成一场不合时宜的笑剧。

为了复兴武士道，捍卫皇道正统的天皇而不是君主立宪作为国家符号象征的天皇，以抵御宪政/民主主义的西洋化/现代化的入侵，三岛由纪夫创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组织：盾会。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决定发动一场“政变”。他带领四名盾会成员，犹如堂•吉诃德带着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穿着自己设计的富有喜剧感的双排釦军人制服，犹如堂吉诃德的铁板盔甲，来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借口，进入总监益田兼利陆将的办公室。益田兼利陆将被绑架为人质。随后，三岛由纪夫在额头系上一条白巾，上面写著“七生报国”，走到阳台上对着八百多名自卫官发表演讲，吁请他们成为真正的武士，以拋弃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

阳台下观望的自卫官以为他是个疯子。三岛由纪夫得到的不是崇敬的目光和讚许的欢呼，而是一阵杂乱的嘲笑。他返回总监室，双膝跪地，拿起短刀，开始了稽古的仪式：切腹。几乎和他在《忧国》中描写武山信二中尉切腹时的场景一样：痛苦呻吟，眼睛塌陷，皮肤枯萎，肠子迸射而出，积血浸泡双膝，血腥之气充满房间，肮脏地呕吐，可怕的剧痛想必犹如喷溅的岩浆……

毫无美感可言，只有污秽、丑陋和狰狞。

这一次，与《忧国》中的故事有所不同：没有丽子夫人短剑刺喉的“陪殉”，也没有切腹前灵肉缠绵的男女性爱，只有同性恋和娈童癖般四名随行的懵懂少年。切腹仪式的终结，慌乱而邋遢。担任“介措”的森田必胜——带有情色和同性恋意味的美少年——举起三岛由纪夫收藏的名刀“关孙六”，连砍三次，竟然因怯懦而未能斩首。三岛由纪夫忍受著难以形容的痛楚，沉吼低呼：“再砍，再砍，使力……”另一名盾会成员夺过武士刀，挥刀斩首。一颗曾经思考的头颅滚落在地。随后，少年森田必胜切腹自杀，为三岛由纪夫陪殉。在场三名盾会成员，后来以“委托杀人罪”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十世纪前六十年里，就有十位声名卓著的作家自杀而亡。

一语成谶。三岛由纪夫切腹前三个月的某一天，对英国传记作家亨利•斯托克（Henry Stokes）说:“日本，是一条青色大蛇的牺牲。我们谁都逃不出这个咒诅。”

十七个月之后，曾经获准进入现场亲睹弟子三岛由纪夫之遗体的作家川端康成，在家中打开瓦斯开关，於晕眩和昏迷中悄然死去。仅在二十世纪前六十年里，就有十位声名卓著的作家自杀而亡。

IX

蛇是一个原始意象，一个荣格式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我更愿意认为三岛由纪夫是以青色大蛇指喻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神道。正是神道里居住的那些不管是在佛教意义上还是基督教意义上仍然不能於世间解脱的无数暴烈鬼魂，而不是虚构神话里荒诞的始祖神，召唤著祂们的族人，让活着的后裔迷恋暴烈的死亡。甚至可能，在那些暴烈的鬼魂后面，潜藏着一个蛇灵。

民俗学家吉野裕子在其著作《日本人的死生观》里，发现日本原始信仰中，确实潜藏着一个蛇灵。在七世纪，日本文化人经过《古事纪》和《日本书纪》这两本著作的神话学改造，把蛇灵转化为祖先神。依据训诂，吉野裕子推导出，如今日本人用来泛称的“神”（カミ,kami），就是经过语言讹转之后的古语中的蛇：神（カム,kamu）⇒蛇身（カミ,kami）⇒蛇（ハミ,hami）。按照神道理论，天皇子孙，实际上就是蛇神后裔。位于奈良盆地的三轮山，作为皇室祭拜的神山，从古推崇至今。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三轮明神大神社，祭祀的就是蛇神:大物主神。《日本书纪》记载，第七代天皇（孝灵天皇）的皇女倭迹迹日百袭姬与大物主神成婚。大物主神总在黑夜临幸，赶在黎明前离去。皇女请求大物主神在白天现身，以便看清神的容貌。隔天清晨，大物主神以蛇的姿态出现在皇女的妆奁中。皇女吓得失声尖叫。大物主神倍感羞耻，转身飞回三轮山，不再归返。懊悔不已的皇女用筷子插入阴部而自杀了。时至今日，三轮山依然保持著神秘，外国游客必须通晓日语或由日本人陪伴，才可进山登拜。

另一位重要的神：大国主命，在岛根的出云大社受到祭拜。每年十月，除了伊势神宫的天照大御神之外，日本列岛各地八百万神灵都要齐聚岛根的出云大社。这一月，日本各地均称为“神无月”，而岛根地方则称为“神在月”。出云大社祭祀的神灵，就是一条蛇。一幅题名“大社龙蛇神”的画，画著一条踡曲成一团的青蛇，被供奉在神殿之内。

从神社入口的鸟居-蛇口，注连绳-蛇体，到山岳海岛-蛇居，以及各种荒神祭时制作的蒿蛇，形成神道祭祀系统的蛇态模拟。因为这种蛇灵信仰，日本人的死生观便体现为从蛇而生（形同蛇卵的产屋），死归蛇灵（形同蛇蛻的丧屋）之循环。

关于死亡之因，日本神道和中国儒教，都没有解答。而佛教给出的答案与基督教的解释迥然有別。佛教认为:男女性爱是死亡之因，而不是基督教所坚持的，罪是死亡之因。但是，性爱却是繁衍/生命的起因，是一切人类存在（being）的第一因。佛教陷入的，是一个深刻的二律背反。畏死本能与性本能，这两个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在人的意志之内，势必形成一种临爆的张力。禁慾而至涅槃的艰难修行，往往导致成佛梦想的幻灭。在幻灭的虚无里，死的绝境无可拯救，於是，反向的冲动，便是对生命再也不抱超越企盼的溺死。溺死，一种病态的欲望，易于导向性爱的放纵和沉迷，以麻醉死之无可拯救的恐惧。禁欲和色情是相互对应的正负两极。日本自古繁荣的情色文学和武士切腹的暴烈实践，其共同本质，或许都是对死之超越性拯救之期盼的最后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