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五十年代，有过一段造神岁月，中共文人的造神绝技，亦空前绝后，而这一切都被遗忘，所以今日习近平、王沪宁想学都难，当年的造神颇善于借助传统和民俗，甚至拉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来垫背，而且有大师级人物助兴，我写《屠龙年代》，就提到巴金，然而不同的是，巴金他们经过文革生死历练，其反省之深刻，亦空前绝后，今日中国之万马齐喑，不幸早被巴老言中！ 】
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据当时的报导，人大代表巴金写道：「……的确『圣人出，黄河清』。我们已经看到『圣人』了。今天的『圣人』是党，是政府，是毛主席，是人民。」
有的代表甚至建议：待到黄河水清之日，在禹门口上立一块石碑，凿上「功在禹上」四个大字！
这种「水利大跃进」的荒谬，惊出了黄万里「忍对黄河哭禹功」的名句；而「功在禹上」的梦呓，一如河北徐水「小麦亩产十二万斤」、全国钢铁卫星放到日产五万八千吨，大概唯有标志一个荒诞时代的荒谬程度，才有流传下去的意义。
黄河四十六级开发
《邓子恢报告》（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是一个「人定胜天」的奇异文本，大约是党内秀才与党的「水利内行」合作产物，其中蔑视古人、抛弃传统的激进态度，毫不奇怪，有趣的反而是治黄方略由「疏」转为「堵」（上拦），一望而知，乃是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方略，加上苏联的技术工程手段而已。他说：
『禹的这种伟大的抱负，至今还激动着人们的心。 ……但是一切过去时代治理黄河的人都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这是因为他们限于社会的条件和科学的、技术的条件，只是想办法在黄河下游送走水，送走泥沙。禹「凿龙门」「疏九河」的神话，表示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想法和做法是很古老的。潘季驯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著名口号，也仍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水和泥沙是「送」不完的，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方针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在今天的科学的、技术的条件下，我们人民政权如果还沿用这个方针来治理黄河，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我们今天在黄河问题上必须求得彻底解决，通盘解决，不但要根除水害，而且要开发水利。
从高原到山沟，从支流到干流，节节蓄水，分段拦泥，尽一切可能把河水用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上，把黄土和雨水留在农田上：——这就是控制黄河的水和泥沙、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基本方法。 』
黄河将被改造成一条「梯河」，今日已不可想像了，但却不妨碍它已蔓延在中国的文本里，下文引自一本叫《黄河》的小册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本。
『在黄河干流龙羊峡以下河段，布置了46座梯级枢纽工程，共利用水头2111.5m，总库容997.7亿m3，发电装机容量2157.9万kW，年平均发电量1048.2亿kW•h；淹没耕地23万hm2，迁移人口99.38万人。
其中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三门峡4座大型水库是调节径流、拦蓄洪水和泥沙的综合利用工程，其余42座都是径流电站或灌溉壅水枢纽。规划选定三门峡、刘家峡2座特大型综合利用水库和青铜峡、渡口堂(即三盛公)、桃花峪(即花园口)3座灌溉壅水枢纽为1967年以前兴建的第一期工程。
规划中也提出支流修建24座水库，其中多数为拦沙水库；第一期先修建15座水库，其中多数是用来拦截进入三门峡水库的泥沙。规划中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的工作量很大(各种治理措施的总面积约26万km2)，并要求在短期内完成。
规划指导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干支流上节节蓄水、分段拦泥，把黄河改造成「梯河」，即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和水资源，把黄河泥沙全部拦在干支流河道中以及沟壑中，企望下游河道成为清水河流。 』
「梯河」远未建成，黄河已然「断流」。仿佛是一种二律背反，「新中国」的治黄，始于洪水恐怖，竟荒诞地走向缺水。 1997年黄河断流226天，三百天无水入海。万里指示：「要从龙头、龙尾把水关起来。」这颇像「计划经济」，一管就死。黄万里1999年批评说：「由于1962年起上游修了三四个水库，单说龙羊峡库量就达200亿多立方米，中下游小水库有几十个，水土保持几十个，它们的蓄水量和灌溉用水量，将各用去300多亿立米水，则黄河原来的平均年流量580亿立米，当然自1972年起会全部用光……。」
谒见巴金
正是为了这部《五四》，我们才有韶山之行，并且进了「滴水洞」。照我在剧本里的设计，这次我们要好生说说「文革」这档子事，去捕捉留在历史中不肯泯灭的那些镜头，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活活打死校长卞仲耘 、老舍 跳太平湖、傅雷 和邓拓 的自杀；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采访硕果仅存的巴金，听他谈「为什么文革把人变成兽」、谈「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
1988年岁尾，《五四》摄制组离开安徽绩溪，经宁国、广德、宜兴、无锡、苏州，深夜抵达上海。 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编辑嵇伟，陪我赴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过《收获》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探试，可否采访老人。
李小林后来通知她，巴老听说是《乌托邦祭》的作者求见，就答应了。我们进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应门，他领我们走进一间很宽敞的客厅，巴老坐在一张轮椅上。我向他请求电视采访谈「文革」，他答应了，但他却问我《乌托邦祭》怎么写的？然后他看着我，反覆说一句话：
「要看老百姓怎么想，要看他们愿意怎么样。」
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的意思，所以也没回应。事后，时间隔得越久，这句话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苍凉、深刻，竟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只能由大多数老百姓来选择，即使所谓「民主」，也不过如此。如果大家选择遗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摘自《屠龙年代》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