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五四」运动反传统，乃「脱亚入欧」，我闻所未闻，大概是来自日本的一种话语，在中文语境中，「五四」乃是向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双重源头，也是一个反传统的渊薮，「五四」反传统批判，恰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大课题，两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林毓生对此多有著述。我将五四巨擘梁启超与八十年代文化热和天安门学潮挂钩，是想梳理一股激进线索，所以此文标题是：「文化激进与政治激进」，这当然也是关于八九学运的一种争议，至今三十年仍无结论。 】
近来我读『梁启超传』，忽觉这位在近代“言满天下”的思想巨擘又飘然现世。今日学人颇可以讥讽任公当年之浅薄，和一部『饮冰室文集』的满纸荒唐，但我所感兴趣者，是他集文化激进和政治保守于一身的那种紧张。这是近现代中国文人的悲剧性的一种典范，这种紧张的灵魂，又附着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个不算牵强的印证是，当某种自许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大陆初显微澜、“新权威主义”作为知识界向政界的一种献策正被悄然采纳之际，我才读到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此文写于辛亥革命爆发六年前他与同盟会的论战之中。我惊讶的是，这个写出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的人，竟是中国最早预言革命将天下大乱、枭雄迭出、流血永无休止的人。
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激进思潮澎湃的中国近代，又没有第二个人对后世的剧烈影响能与这个“笔锋常带感情”的“饮冰室主人”相匹俦，“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黄遵宪甚至说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只须稍爬疏一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刻骨铭心、百年不泯，其催发戊戌变法求“全变”“速变”、导引“五四”启蒙救亡于先，遵奉马列、躬迎专政、聊发共产及“文化革命”狂想于后，激进思潮如水银泻地，覆不可收，寻此滥觞，追溯上去，惊骇一世，鼓动群伦者，非粱任公莫属，而后来在历史舞台上风流过的人物，有谁不曾被他那令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文字触过“电”，包括毛泽东在内? 然而，这样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大师，在戊戌和辛亥以后，却始终是改良派、立宪派的盟主，为倡导君主立宪抵制共和奔走呼号，也曾参政运筹晚清立宪、辅佐袁世凯内阁。后来他脱离政治，晚年着『清代学术概论』谈到自己时说: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我不知道，晚年的梁启超是否意识到他所面对的革命派，正是他自己孕育的，而中国则是每一代人得意时都义无反顾地去播下激进的种子。
从激进转为温和，特别是从文化上的激进一转而为政治上的保守，是几代思想巨子们的常见现象，严复、蔡元培、陈独秀都是著名的例子。 “五四”运动中有个被湮没的细节: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在五月四日的清晨，步行从家中赶到马神庙红楼前，去劝阻正待出发的学生游行队伍。他当然是劝不住的。
五年前我听到这个细节时，曾大惊历史竟如此相似，那会儿离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只差几个月。我还惊异的是，这位蔡孑民先生自己是以前清翰林而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光复会会长，曾深信革命唯有两途: 暴动和暗杀，麾下有秋谨这样的烈性人物。辛亥后孑民先生又转变为中国最彻底的“教育救国论”者，可是他惨淡经营的北大，却成为“五四”的发源地，这个发源地又是文化激进和政治激进的双重源头: 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佣者都是这里的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而正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这个新文化运动一夜之间升级为“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日后长策宇内一统天下的那个党的创始人，从陈独秀到毛泽东，都蛰伏于此，所以有人说:“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对于五月四日挡在北大校门口的孑民先生来说，同样有一个我难以猜测的问题: 他是否意识到，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正是他播下的种子。
到此，我们或许也该问问自己了。不记得是在美国的哪所大学里，有一次我演讲完了，一个刚从大陆出来的女学生站起来发问: 你觉不觉得『河殇』对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 我随口即于否认。我倒不是忌讳中共以这部电视片而问我“煽动”之罪，而是认为这代大学生追求个性解放甚于民族国家前途，在理念上早已超越了『河殇』。这个女孩子哭起来了，说: “你们怎么这样不负责任?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斥责，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据说被我们“煽动”的学生。
我们对他们因负怎样的责任? 这是“六四”以来所有知识菁英都三缄其口的问题。我们永远是一个批判、评价的垄断中心，一头冲着政府，一头冲着学生，有专门清算政府的，也有分工专门修理学生的，好象这就是知识者的“后现代”特权。是否因为有了中共莫须有的“黑手”政治指控，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豁免掉非政治的精神文化上应对学生所负之责呢? 八十年代文化热当中各领风骚的几路“文化诸侯”们，无论是“走向二十一世纪”、“启蒙压倒救亡”，还是什么学院派的韦伯新马或某匹“黑马”的尼采沙特; 也无论是文学上“伤痕”的“知青”、电影上的“高粱酒”，还是报告文学上被砍了头的“王实味”，所有这些都合作释放了一群灵魂: 黑压压躺在广场上唱“血染的风采”去了。待到此刻，平日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知识者们拿着麦克风说出话来都是颤悠悠的、语无伦次的，而出面组织这次纪念碑下“劝退”的那位戴晴，以为请出赵紫阳或谁来此地说一句“你们是爱国的”大实话，就能把这群用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直到最新潮的后现代理论填鸭而成的灵魂收拢回课堂上去。
这是极奇妙的一刻: 知识者面对的作品，不是他那涂抹的草稿或飘着墨香的新作，而是一张张泪脸或冷面，那种听“现炒现卖”之时髦概念名词、说辞锋利跳耀时的渴望和惊羡消失了，只剩下油盐不进的倔犟。以往在我内心荡漾着的某种莫名的恐惧，现在清晰了: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不知当时同我一道被人“劝”到广场上去“劝”学生的另几位如雷贯耳的名士，是何感想?
事情弄到政治层面，再大的文人名士也是一个被耍弄的角色。且不说百日维新危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天真和被出卖，你看梁启超，若问辛亥前后有谁为中国政治秩序不起剧烈变更尽过全力，唯有曾被袁世凯称为“朱霞白鹤”也被黎元洪称为“泰山北斗”的这位任公。他虽激进，但在文化上尚守住了儒家这个底线，而在政治上则拼命想守住一个秩序，从帝制、虚君共和直到宪政，只是反对革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对政体的容忍有他那样大的跨度。戊戌变法未能救大清，他亡命日本时还为清廷倾覆前夕的五大臣出洋考查代笔写考查报告; 后又组进步党去陪称袁世凯的宪政，却不能阻止洪宪复辟; 他又曾调和北洋时期的南北之争，也痛斥张勋复辟，甚至对安福系国会说: “先生们啊!—我们替你老人家磕第一个响头，求赏宪法，…第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得到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曹昆贿选。粱启超总是在劝，劝大清变法自救、劝康有为赞成共和，也劝孙中山、章太炎赞同改良，劝袁世凯不要称帝，又劝北洋军阀“再造共和”，一九一七年后还劝青年们不要信马列和共产主义……，可没有一个是劝得动的。
曾三次发表脱离政治宣言、也对出世之佛学有极深造诣的粱启超，骨子里却是一个修齐治平的儒生，对政坛国事无欲念却总有一种试图驾驭的冲动和奢望。我猜想，他那时候大概是把文坛和政坛当做一个跑马场来驰骋的，以为皇帝、阁臣、军阀、革命者都不过是他的读者而已，用他那支如椽之笔皆可去“电”一下，感昭、激励、鞭策，晓以大义。可惜他生在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全都瓦解的近代，没有一个底线是可以撑得住他说的道理的，而这个没有底线的坍塌，又曾借助了他的一臂之力。激进对保守的报复恰好凝聚在自己他身上。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东劝西劝，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之间充当一个不中用的斡旋者，其困境也在于政府和学生两方是没有一个可以通融、谈判的秩序坐标的，对专制和民主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转型也是没有半点成熟温和的文化支撑的。
中国的事总要闹到学生上街，大家来劝架的程度，也显示了社会是没有中间架构作平衡器的，知识分子劝架的愿望虽好，但劝不成是情理中事，否则粱启超早就劝出一个虚君共和来了。若把此事件作为纯政治游戏来看，两方相持不下，就要看斡旋者的本事，如何在两方面bargain(讨价还价)出一个价码来，但这个斡旋者起码得两方面都认帐才行，这是西方外交的常识。难道八九年中国有这样一个人吗? 或许有人自我对号，但柴玲不认事小，要命的是邓小平认吗? 当年的斡旋者其实是无法向任何一方承诺另一方的，这压根儿是一个资格不成立的问题，他们的背后是空的。
天安门流血的悲剧因素是多重的，单追究学生不肯撤退的责任是一种有偏见的态度。如果把保守和激进视为一种态度、倾向而言，邓小平认为学生闹事就是红卫兵，江山倾刻要倒，绝无信心和耐心以求武力之外的解决之道，竟以野战军之坦克入京师弹压，则是此一事件中最为激进的态度，这个老爷子有“文革后遗症”，他孤独的恐惧是连赵紫阳都无法“劝解”的。赵紫阳是高层化解冲突的唯一存在，镇压非他所愿而要他承担，只好撂出邓小平连带撂挑子，他这一撂，长安街便先是讨邓怒潮后是血肉横飞，事后去看，难道他非走这一步不可? 他是以个人名节压倒了政治家在重大危机关头所负之责任伦理，在那种制度下他的这种恐惧似也无可苛责。知识分子们多数是劝架的，但推波逐澜、出谋划策者也不少，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把躲在幕后的邓小平作为“垂帘听政”者暴露出来，等等，在两方相持不下之际均是颇为激进的做法。这自然也无苛刻责，但为何只苛责学生“激进”呢? 据说绝食学生领袖要“广场流血成河”，为的是“等到人民团结起来”，这么说他们是怕撤下来老百姓就撂下他们不管了，这是一种再恐惧不过的孤独了。这个社会是空的，在这里搞政治的人都会赌，都容易在态度上倾向上偏于激进。这是一个历史的精神的遗产，以单方面修理学生是无法让中国抛弃这份遗产的。我自己也曾撰文演说激烈地批学生的激进，可是有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他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与保守问题的学者，如今此说大有风靡之势，资源都来自他这里，可他却皱着眉头对我说:
“别老骂学生了，他们都还是孩子嘛，想想你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天安门的学生作为一个整体迟早会面对严峻的历史审评(相比之下，性急地要把柴玲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司法法庭是可笑的)，一如七十年前的“五四”天安门学生(他们甚是还“火烧赵家楼”)，不过后者是经过了七十年的历史沉淀，评价是有这七十年的后果作根据的。我想对八九年的天安门做这样的历史审评还为时过早，是显然的常识。但把八九年的天安门作为一个政治、思潮乃至文化的范式来分析研究，则不但不为过早，恰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我所看到的有些分析仍然是情绪化的，特别是不少当事人之间的争论，一直排徊在追究责任、道德指控、辩解反驳的层次。即使打着清算“激进主义”的旗号来作这件事，知识分子也应当先扪心自问一下，再去诘问下一代人，例如批学生的政治激进之前，先说一说自己的文化激进; 批下一代无道德之前，先掂量一下“本代”的道德资格，似乎也公平一些。
一九九五年六月刊于香港《开放》杂志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