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毛泽东在文革中大搞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中共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曾经痛定思痛，制定和发表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甚至在党章中都写上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例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整整七个章节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3月15日）和颁布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的中共的新党章里，第一次写上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这一词句，至今还保留在十九大通过的中共的新党章里（2017年10月24日）。
这一防范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努力，还反映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上。比如，在国家主席的任期上，文革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中共党内的总书记一职，也有成文的《党章》第六章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另外还有不成文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在习近平以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市基本上遵循了这一任期规定的。
然而，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大规模地回潮。习近平不仅打破了不成文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还在2018年悍然修改成文的《宪法》，使他成为没有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伴随着对习个人肉麻吹捧不断升级，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正式被中共冠于“人民领袖”的称号，成为继毛泽东以后唯一的伟大领袖。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文革结束不过四十多年、习近平执政不过十年，为什么个人崇拜的回潮会如此迅猛？那么多国法党规会在一个及其平庸的领导人的野心前一触即溃？
个人崇拜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首先从这一角度寻找问题的根源。至今为止，中共都认为个人崇拜的产生并不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错。中共的《宪法》和《党章》都开明宗义地指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和中共的指导意识形态。其实，这一理论体系本身本身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的，个人崇拜的发生正根植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掌过权，因此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主要发生在共产党掌权以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权威论述。但是，恩格斯关于膜拜革命权威的论述， 实际上是为共产社会个人崇拜的基础——暴力和权力崇拜开了先河。[1] 列宁是第一个掌过几年权的共产党领袖。他生前对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有过一个著名的论述，把恩格斯原来一般性的对革命和权力的宽泛的崇拜引向了领袖个人。[2]换句话说，列宁提出了“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当然列宁笔下的“领袖”可能还是一班人（政治局成员），但是毛泽东露骨地地解释了这一班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3]”于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下，常常会非常自然地走向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
说来也是讽刺，一直反对毛崇拜的邓小平对造成习近平现在个人崇拜现状有过特殊的“贡献”。其一是他提出了和个人崇拜自相矛盾的“核心论”。邓小平在思想上一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实用主义者。一方面，他同意批判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要求集体领导。但另一方面他又决不放弃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自己也大搞个人独裁。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选择了江泽民当新的中共总书记时，提出了在集体领导中建立一个“核心”。而且这一“核心”必须要全党来“要有意识地维护”[4]。这和他批毛时提倡的集体领导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任何政党的领导核心是在它的政治活动中自然形成并选举产生的的，绝不应当是人为制造的。邓小平要中共领导层“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其实是一种通过强制和宣传来人为制造领导核心的行为，这就为毛泽东式的“班长崇拜”开了顺理成章的先河。
其二，邓小平所制定的一些中共反对个人崇拜的政策文件，对于如何具体的限制它的发生也大都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曾明确指示：“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5] 这一党规，把总书记放在集体领导中一个“召集人”的平等的位置，本来是反对个人崇拜很重要的一环，但不久便被邓小平自己提出的“核心”论给推翻了。其结果只能有助于野心勃勃的总书记在“核心”和非核心之间建立“君臣关系”，根本无法根绝个人崇拜的发生。再如，《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6]，但是何为“少宣传”何为“多宣传”？何为“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何为“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些都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规定而形同虚设。而只要认为宣传党的“核心”是完全必须和必要的，党国的宣传机器自然会制造出种种领袖崇拜的无耻神话来。
联想到2021年11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最近刊发于《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竟然肉麻地对习核心表忠道：“……在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指挥”；“要把‘两个维护建筑于……对党的核心发自内心的敬仰、爱戴、忠诚、信赖、维护的深厚感情基础上”[7]。这已经完全恶心到文革中林彪等人吹捧毛泽东的“四个伟大”和“三忠于四无限”的程度了。但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的“核心”理论。
个人崇拜在共产国家里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从上述从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革命权力的膜拜到领袖专政及核心论的提出，都不难推断出在共产国家里，有组织的领袖崇拜非但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常态，还是无法根绝的痼疾。不管这一“核心”是天才还是庸才，也不管他是否有哈里玛斯式的个人魅力，只要这个“核心“有强烈的个人欲望，共产党的组织就会维护并抬高他的领袖地位，甚至不惜制造出种种“定于一尊”的神话来。德国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中国历史教授丹尼尔·利斯 (Daniel Leese) 在研究毛时代的个人崇拜时指出：“个人崇拜将被主要被分析为权威主义政治的一种双向交互，它既是（权威主体）为获得政党统一性而有意谋划的政治手段，又是一个‘庇护者（崇拜客体）—— 被庇护者 （崇拜主体）’这一关系无意间产生的结果。这样一种关系尤其产生一个对官员升迁规则没有明确定义的政治系统中。[8]” 换句话说，在一个正常的类似民主社会的升迁制度被破坏殆尽的极权社会，中共各级官员为了获得升迁并保住他们手中的权力，必然也只能通过对领袖的无原则的效忠和吹捧来达到。他们崇拜领袖，其实是崇拜领袖所代表的权力。
“习主席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不愧为英明领袖，不愧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政治大局”。习近平思想是“指引和照亮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思想灯塔和精神北斗”。上述这些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一级的高官对习近平公开无耻吹捧的一瞥。首先，最先卖力吹捧的人都是习近平的近臣，而且在发表此类言论前后，他们全都得到了破格提拔；此外，对这些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的阿谀之词以及自己的巨幅彩照，习近平全都欣然受之，没有发出一丁点的批评声音。
由此，对权力的崇拜还可以从崇拜客体、即领袖个人这一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在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历来被提倡和接受它的共产领袖作为权力斗争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列宁死后，托洛斯基的威望为党内最高。斯大林为了与他对抗，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列宁崇拜”，并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搞倒托洛茨基后，他又明目张胆地大搞“斯大林崇拜”，并以此为武器搞掉了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等党内的反对派，最终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把自己自我造神为最伟大的领袖和天才。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为了整肃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和他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等领导人，鼓励和指使林彪等人从军队到中国社会大搞个人崇拜。在毛氏的造神运动初见成效之时，他就借其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毛泽东相比，习近平不过是一个既缺乏资历又没有才能的中庸之才，为什么一上台就蓄意倡导、鼓励、推动上面这些官员的政治投机的无耻吹捧呢？只有一种解释：他本人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望：要想即刻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尽快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既可以把这些阿谀奉承变为党规党法来整肃反对派，也可以以此划线来寻找和组合自己的追随者，把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合法化。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最广泛的崇拜主体、即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角度来探寻一下，为什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可以那么快地回潮。邓小平主持的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只有经济上的开放而没有政治上的改革。天安门城楼上还高挂着毛泽东的像，正标志着毛文革和毛崇拜非但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习近平上台以后政治上向毛文革的大幅度倒退，倡导红色基因，又把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既然曾一度被否定的毛崇拜还大有市场，中国的民众和社会又怎么会特别抵制新的领袖崇拜呢？这里的更重要的还是整个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中共各级大会的代表和选出的委员，无一不是按毛时代的老方法选拔出来的“申纪兰”式的人物。他们的肩膀上根本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在习近平指引的个人崇拜之路上走，当然是轻车熟路得很呢！
在中国个人崇拜复辟回潮的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固然有部分民众出于恐惧和被洗脑后的言不由衷，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是乐意“被组织”和“被运动”到这一个人崇拜狂潮中去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君主崇拜、皇权崇拜、圣人崇拜和暴力崇拜的传统在中国人心中的无意识积淀，再加上现代的革命崇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宣传洗脑，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从来没有受到过深入地批判，也就对着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习近平崇拜的迅速接受和拥护并不惊讶了。美籍德裔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就指出，习惯被奴役的集权国家的民众不习惯独立和自由，有一种对强人领袖的心理依赖，并自然产生对他的崇拜。崇拜能够同时满足领袖和民众的不同的心理需要。一方面，它可以使领袖增强自信力和权威感。另一方面，它可以使民众自欺欺人地感到他们的个人崇拜是一种对民族伟大事业的参与。[9]
以上种种，大约可以对近年来中国大陆习近平引导的个人崇拜如此迅猛的回潮做一些粗浅的解释。
[1] 恩格斯在他的《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7页。
[2] 列宁在回答“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这一问题时认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有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3]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出中国研究中心， 2022年。
[4]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选择江泽民指出：“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8页。
[6]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https://www.66law.cn/tiaoli/150952.aspx
[7] 转引自邓聿文《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载网络杂志《议报》2021年11月29日。https://yibaochina.com/?p=243930
[8] Daniel Leese. Mao Cul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p.16.
[9] [美] 埃里希·弗洛姆 著 , 刘林海 译，《逃避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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