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古老的东方有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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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30多年前​里根向戈尔巴乔夫喊话「请推倒这堵墙」,那墙倒了吗?看看今日乌克兰就知道了。靠「墙」保护的制度,那墙是推不倒的,必须推翻那制度。 「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中共比苏共还厉害,是因为他们给中国人还筑了一道「心墙」,并不像「防火墙」那么简单,西方人永远不会懂这一点,因为这是文明的区别。 】

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墙还在。

遍体鳞伤的墙体上涂满了自由的口号,真是一座冷战的坟墓。西面这一侧,四面八方赶来的人都以砸下一块墙土为快,那情景,不知为何令我想起《三国演义》里董卓遗尸街头,洛阳百姓蜂拥而去,争割那厮一块肉的描写。东德军人三三两两还在墙头巡弋,长筒皮靴谨慎躲闪着攀上墙来的西边人的无数手指。许多青年在墙前留影,想把自己同这一历史瞬间定格。我站得远远的望着,心里却只有一股楚酸,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广场。

勃兰登堡门前

一九八九年冬季,我在欧洲四处演讲,绝望地复述着那个广场和那个大陆……友人南茜来电话:「柏林墙开了!咱们去吧。」她领我们几个流亡者从巴黎赶去,火车穿越比利时和西德,在莱茵平原的晨雾,和那童话般恬静的西欧农舍、林带中穿行。一进入东德,某种似曾相识的单调和压抑袭来,仿佛是一个冰冻在过去的世界。东德警察上车来验签证,我竟冷丁觉得就要被捕了,把那本通行欧共体的蓝皮难民护照都攥出了一手汗。

我们当然只能进西柏林,这个一九六二年靠西方三国空运一切达十四个月的「孤岛」。西柏林街头拥挤不堪,估计每天有二百万人从柏林墙东德那侧过来,而西柏林总共只有二百万人。勃兰登堡门前万众欢腾,像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搬过来了,只是欧洲的风格,华尔兹、手风琴和萨克斯管,飘荡的花裙和飘荡的卷曲唇须。

我们却没有这种心情,黯然离开狂欢,去找当地《每日报》的主编聊聊。她已在忧虑统一的问题,说墙打开了,总理科尔赶来演讲,即兴引在场的数万东德人唱西德国歌,他们不唱。向她问起天安门,她说,东西德都怕天安门在这里重演,有些事很微妙,昂纳克是主张压制的,但不愿武装镇压,取代他的盖尔茨则同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默契,周围国家对东德也有制约,使它不可能单独像中国那样干法。军队和警察都看到了镇压的后果,这是天安门对东欧的影响,她强调。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却是本质的不同。

暮色中我们去东西德边界一个着名的关卡——「四国权力」才能通过、好莱坞影片中常出现的双方交换人质的那个桥头。一路伴行的都是返程的东德人,要从那个卡子回去。到桥头天已漆黑,我们随着东德人鱼贯朝桥中央走去,一直走到东德军人出现的地方,同一个上尉聊了几句:

「你能过来吗?」
「还不行。将来会的。」
「听说过天安门吗?」
「是的。那真可怕。所以我们才选择另一条路。」……

回巴黎不久,就传来罗马尼亚起义的消息。那晚,我们正在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法国女士家里作客,电视萤幕上布加勒斯特的民众正攻打电视台,报导说死了数千人。我忽然哭起来,那位女士问怎么啦?

「为什么又要死人?」「……」法国女士只摸摸我的肩头,没说话。

推倒「假墙」的隐喻

二十年后,欧洲政要再次聚首勃兰登堡门下,玩了一个轻松诙谐的游戏:重新推倒一座「假墙」||沿着柏林围墙的旧址,德国学生们制作约一千个彩色、涂鸦的大型塑胶泡骨牌,组成一公里半长的一道多米诺「围墙」,由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扬手推倒第一块,接下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与西德前外长根舍,其象征意义是,柏林墙倒下引发的连锁效应和新欧洲的诞生。

这厢,中国人「站干岸儿」似的欣赏着这一幕纯欧洲式的游戏——这一次,中国媒体放肆地报导这个经典的专制崩溃话题,因为它跟中国无关,或是「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涉及中国,它在中国从来没有倒塌。它的确是一座「假墙」——西方人大多认为市场经济和WTO已经摧毁了中国的「柏林墙」,所以二十年后那一晚,柏林盛典空前,夜空烟花璀璨,十万人冒雨参加盛大露天音乐会。

他们看不见另外一种墙。他们的眼睛||那对自由、开放、市场的蓝眼珠子,只能辨识斯大林式的、混凝土结构的「柏林墙」,却对免挂马克思标志的一道隐形墙没有反应,或者说,从那墙后只要送出廉价产品来,他们就断定那里已有一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决不会再有「柏林墙」。

拆墙者不再认识新的筑墙者,这是一个「后冷战」的大故事,甚至,这才意味着真的「冷战终结」。因为,一种新的游戏开始了,西方人还没来得及从「鸟巢」上空眼花缭乱的焰火里醒转过来呢。

墙的历史,并不是从一九四五年才开始的。 「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和古老得多的城墙。那和混凝土毫无关系,梁思成说,北京城墙内心都是「灰土」,用黄土、白灰、沙子混合,浇上糯米粥,蒸熟再反复夯实,数百年下来,坚硬如铁。若再推到秦始皇筑长城,干脆将尸骨筑到城墙里,让死士防守在城墙内心里||这样的防御概念,有几千年历史了。

中国「打墙工艺」的现代化

我很久都没有弄懂华夏文明不具扩张、出击的「侵略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那不过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而已,不喜别人来问家务事。当然城墙是必备条件。于是,在这种格局底下,统治模式和城墙防御技术二者,其中必有一项与时俱进,方能维持,设若集权方式不变,则打墙技术势必不断改进。

毛泽东的四九中国,与西方绝交,受苏联卵翼,干脆闭关锁国,效仿朱洪武「片帆不准下海」,倒也简单,无非神州里面「不爱红装爱武装」,筑高炉放卫星饿死人,外面爱莫能助。如此闹到崩溃边缘,实在混不下去了,邓小平痛定思痛,悟出「改革开放」一计,挽救江山。但毕竟匆匆,未及思量这「开放」使防御工事全然废弛,居然闹到京师长安街血肉横飞,于是还要痛定思痛一番。

门是不能再关上的,否则哪里去弄钱来救江山?老百姓要喂饱了才消停,这是千年定则,看来「防御工事现代化」是唯一选择,原先那「四个现代化」都是扯淡,「第五个」(政治)则免谈,如今才想到这「第六个现代化」,观念太落后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知道进口橡皮子弹。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要从「关门」的稳定,发展出一种「开门」的稳定观,全赖构筑一道什么样的城墙,从软体到硬体,从中国传统到泊来品,都有讲究。互联网跟着降临,不是坏事,「万里长城」要借西方新技术,一直构筑到虚拟空间去。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深入到一家一户的全国性数位监视网? ,是「洋为中用」,把挑战转化为机会,使远古的秦始皇筑墙工艺,得以升级换代。

中共「心防」:民族主义

资讯封锁、言论钳制、出版监控等等,都是「柏林墙」组件,但只能防那明火执仗,也防不胜防;而像毛主席那般靠魅力唬人,骗到你的心眼儿里去,叫你到死还在喊「万岁」,又是可望不可即,魔力难再;我们的文明传统可有「承传」之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设防到每个人的心里去,至少是有启发性的,可是控制到「灵魂深处」的全能主义,需要迷信配合,文革前的清贫社会尚可,眼下这人欲横流的世道,就不大相宜。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怎么忘了封闭时代的老冤家西方和洋人了?叫你们使了廉价劳力、赚了丰厚利润、污染了山河,正好继续骂你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用来设置组装一套新的洗脑软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积累了二百年痛苦的?据库,可以提取压倒一切的「天理」,供体制任意使用,去尽情煽动那未曾治愈过的「民族心理挫折感」,并借此收缴有关个体的一切资源,最大化关于民族、国家、集体、党的所有含义。这个意识形态,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洗涤「民族国家」怪兽半个多世纪的血腥劣迹,抹掉社会和个人的常规记忆,使九○后的世代,对历史一无所知,便可一劳永逸地把「万里长城」筑进他们的内心。

「民族国家意识」,这个在欧陆十九世纪上半叶居主宰地位的老旧意识形态,比往昔任何时候都对中国政权具有利用价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较从前大为精致.因为毛泽东时代打了一场可称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称卑苏俄,确乎大刺刺地「独立自主」了十年,中国人则饱受家门里「阶级斗争」之罪,并无「外辱」可言,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抗日的余热和抗美的兴奋,大约不过虚火而已。后「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国际制裁在先,外资大举荡涤在后,而平民百姓失去「社会主义福利」,跌进「资本主义火坑」,统统从「主人翁」沦为廉价劳动力,生计艰危又无病老保障,这股民间底火如何疏导?自然还是要他们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泽民政权一手引进外资,一手煽动仇外,把民族主义打造成里外通吃的一柄双刃剑,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进」的伎俩。在崇洋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九○后世代,与生俱来有一种对西方的「爱憎交织」心结,也被这个体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泽东「孕育」红卫兵一代的故事,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愤青」,则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植入民族主义「心防」的中国青年,即使留学西方,也较难接受普世价值,且毫无民族歧视的羞耻感。民族主义也延烧到海外,给五洲四海的华人社会以「认同慰藉」、撑腰快感,顺便也抹除「六四」屠杀铸成的耻辱,又乘势欺负弱小藏族维族,给国际社会以「大汉族主义」的恶感。

全能主义的修复:竹幕变绸幕

不要小觑这二十年的稳定,说它无非是一种「恐怖平衡」。设若这道民族主义心防不存在,中国的「水深火热」早已酿成天下大乱。

毛时代闭关锁国,令民智凋敝;「开放」又任凭商业化资讯荡涤一通,价值体系基本解体,却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上,一个濒死的极权体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复苏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释得通?

「民族主义城墙」,抵挡普世价值流入中国,使得这个体制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动员能力,以应付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反过来又不断修复、润滑破旧的国家机器,中南海处理汶川大地震、大办奥运和国庆阅兵,皆可作如是观。西方以「雪耻」解读北京奥运和国庆,自是不错,但隔着一道隐形墙,外面看不见其国家机器的修复迹象。

眼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强弱在天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国力强盛时期,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邓时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宝丰县附近一个军械仓库保管员张红宾,因下棋争执击毙科长,携带一只五六式冲锋枪和约八十发子弹逃跑。此案引致济南大军区副司令、参谋长、总政治部保卫部副局长、省军区司令等,赶到现场坐镇,成立侦破联合指挥部,调用强大警力设卡堵截、查缉布控,甚至急调一辆装备二十五毫米机关炮的九二式步兵战车,对逃犯藏匿处猛烈攻击,炸成废墟,再调两辆消防车灭火。

别说晚清,即使民国、国民党,也不会为了一个叛卒,而惊动总兵乃至一省的督军。中共虽草木皆兵,动辄出动野战军,但此例也显示其动员、应对能力的极端与夸张。我们亦不难估计,五千儿童死难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基层行政、警察,特别是所谓「维稳办」,在阻吓、化解家属追讨公道、真相的那种控制能力;又遑论零八奥运、零九国庆,对北京近乎「空城」式的严控。一次奥运办下来,可视为中共彻底搞定国内,不仅对异己力量绝对控制,也在大灾面临发挥全能主义式的动员能力,并将一切民怨压制到最小范围,这样一个政权,也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残局、文革后邓小平扶江山于既倒时,所远不及的。

在另一层视野里,经二十年严酷压制,中共成功修复其旧体制,又因国库丰裕而令西方艳羡,以至「全球化」论说甚嚣尘上,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极权中国的接纳。这次东西方联手的「中国崛起」,给予中国人的浩劫,恐怕难用世纪来计量了,而矫正的力量连一丝都看不到,让四九年毛氏革命的崛起望尘莫及。

二战后邱吉尔曾用「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定义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其边界即「柏林墙」,而它在亚洲的扩展尤其中国,则叫「竹幕」(Bamboo Curtain),当时周恩来竭力否认,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撒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今日中国?对西方来说,它是不是一道「绸幕」——柔软,却纹丝不透?

2009-12-7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