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在中国,「解放」和「革命」充满精心策划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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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客(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

联经思想空间编按:中国共产党将1949年的胜利称作「解放」,看到这个词,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兴高采烈的群众涌上街头庆祝重获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国,「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却与和平、自由及正义无关,而是充满了精心策划的恐怖和有组织的暴力。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作者冯客撷取近年才得以公开的档案资料,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受害者的真实故事。透过这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读者获致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穿透中共宣传的表相,接橥毛泽东政权下最惨烈的时代悲剧。 (* 本文摘选自《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三部曲)》,标题为编者拟。)

中国共产党将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称作「解放」。看到这个词,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兴高采烈的群众涌上街头庆祝重获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国,「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却与和平、自由及正义无关,而是充满了精心策划的恐怖和有组织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本已伤亡惨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数十万平民丧生。为了从蒋介石和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共产党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用饥荒迫使人们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包围长春城即长达五个月之久。当时指挥共产党军队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长春变成一座「死城」。长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设有一个解放军的岗哨,以阻止饥民出城逃荒,这令城内的粮食供应更加雪上加霜。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吃草根、昆虫和树皮,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在日夜不停的枪炮声中,至少有十六万人在围城期间死于饥饿与疾病。

几个月后,人民解放军向北京进军,其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为没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像长春那样漫长的围城,有些地方的群众庆幸战争即将结束,甚至自发组织起来欢迎共产党。人们怀着惶恐、期待和听天由命的复杂心情,终于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运动,其目的是要消灭所有党的敌人。毛泽东将杀人的指标设定为千分之一,但在许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数是这一指标的两到三倍⋯⋯

解放之后,共产党在农村发动了土地改革。政府将土地分给农民,条件是他们必须推翻过去的乡村领袖。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是一场由多数人参与、针对少数人发动的精心策划的杀戮。上级给工作组分配了指标,由他们选择斗争对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大会,煽动仇恨情绪,鼓动大家对所谓的「地主」肆意辱骂和殴打,不仅剥夺其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透过这种方式,党和穷人之间完成了一项血腥的交易,导致近两百万「地主」遭到清算—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地主」不过是生活条件比别人稍微好了一点而已。刘少奇从河北报告说,当地有地主遭到捆绑和肢解,有些被枪毙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还有儿童被当作「小地主」遭到杀害。

解放后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运动,其目的是要消灭所有党的敌人。毛泽东将杀人的指标设定为千分之一,但在许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数是这一指标的两到三倍,而且杀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甚至有年仅六岁的小学生也被当作间谍死于酷刑。有时候,为了完成杀人的指标,干部们只是随机挑选枪毙的对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两百万人遇害。他们有些是在公审大会上被枪毙的,有些则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树林、山谷或河边等)或单独或成群地遭到杀害,此外,更多的人则死于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监狱里。

用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描述法国大革命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态,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才能显示其威力。与暴力相比,在革命中运用得更广泛的则是恐惧和恫吓。新政权试图将所有人都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从机关、工厂到学校,人人都必须读书看报,接受「再教育」,记住各种正确的答案、思想和口号。建国后几年,暴力有所减缓,但思想改造却从未放松,人们被迫反覆检讨错误的观念,压制住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绝对服从社会主义的规范。大家不得不参加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和学习班,并接受严密的监视。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诚,许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写悔过书,揭发朋友,或者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写好后还得接受群众的质问。有一名受害者称之为「一座精心设计的奥许维兹思想集中营」。

当然,新政权的建立并不仅仅靠的是暴力和恐吓,共产党还对中国人民许下了各种美好的承诺,但又一次次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像当年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样,毛也向不同的群体许下了不同的承诺,以争取各界民众的支持。他向农民许诺给予他们土地,向少数民族许诺民族独立,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向商人许诺保护私有财产,向工人许诺提高生活条件。中国共产党还打出新民主主义的大旗,承诺除了极少数最顽固的敌人外,它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在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就连各民主党派也被结合进了新政权—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所有这些承诺,一个都没兑现。毛是一个大战略家,他主张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结果,反对者被他一个个消灭,许多人被毛利用却毫无知觉,而一旦敌人被消灭之后,他们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个目标。例如:一九五一年对地主进行了血腥镇压之后,新政权开始清算前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刚解放时,共产党曾要求他们留任,如今新政权再也不需要这些人了,结果有一百多万人遭到撤职和逮捕。

虽然所有承诺都未兑现,共产党还是不断在壮大。在新党员中,许多人是理想主义者,也有机会主义者,还有些则是流氓。

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开始向商人发动进攻,企业家们被迫参加群众大会,接受职工的当面批判—不管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工人对他们似乎充满了仇恨。仅上海一地,两个月内就有六百多名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杀,受到冲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不复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机构全部废除,政府模仿苏联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独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会被政府控制的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还是大企业,所有私营企业全被政府没收,虽然说起来叫「赎买」,其实既没有「赎」也没有「买」。

在农村,虽然集体化遭到强烈抵制并造成了巨大灾难,但到了一九五六年,农民最终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时也失去了迁徙的自由,被迫将所有粮食卖给国家,价格则由政府决定。农民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干部的命令是从。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认,与解放前相比,农民的口粮减少了三分之一,致使农村中几乎人人都在忍饥挨饿。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将矛头转向知识分子,把五十万人关进了集中营。在此之前,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农民、艺术家、企业家、工商业主、教师、学者,以及对各项政策提出质疑的党员,一个个都成了党要消灭的敌人,如今这一运动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结果,共产党政权建立还不到十年,已经没有人敢反对毛主席了。

然而,虽然所有承诺都未兑现,共产党还是不断在壮大。在新党员中,许多人是理想主义者,也有机会主义者,还有些则是流氓。这些人大都对党无限忠诚,甚至充满了幻想,就算被党的机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肃的党内知识分子,许多自愿前往北大荒参加劳动。那里有许多犯人,被迫在沼泽遍布、蚊虫肆虐的环境里开荒,可是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却将劳动视作自我救赎的机会,希望由此获得新生,重新为党工作。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十多年后,瓦伦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共产中国的内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书中问道:「共产党在中国做过什么好事吗?」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个别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坝,有些托儿所将小孩照顾得很好,有些监狱对犯人予以人道的对待,农村中消灭文盲的努力也颇见成效,但是纵观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个历史,这些个案并不能证明共产党兑现了当初许诺给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瓦伦丁.朱(Valentin Chu):《共产中国的内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

本书的主角就是受到这场巨大灾难影响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大都被历史所淹没,因为官方的宣传报导中只充斥着大量领导人的谈话,而这些宣传只是描述了一个他们想要建成的社会,最多只能算是设计蓝图,并不能反映社会现实,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农民中的模范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历史学家有时也会被虚假的宣传报导所迷惑,对这个政权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将解放后的年代称为「黄金时代」或「蜜月期」,以此来与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做对比,而更多的人则坚信中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特别是当俄国的史达林、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北韩的金日成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一个个名誉扫地后,中国革命就显得更加伟大了。可是,本书却表明,一九四九年后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独裁统治时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万平民的死亡,并给无数人带来悲惨的命运。

书中使用的大量证据都来自中国的档案馆,许多资料在过去几年中才予以公开。在我搜集的数百份从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秘密警察的报告、未经篡改的高级领导人的演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悔过书、对农村反抗事件的调查报告、镇反运动的详细统计资料、工人工作条件的调查、普通人的上访信件等内容。其他资料还包括各种回忆录、信件和日记,以及亲身经历者的记述。那些早期的见证者留下的证词,通常被同情共产党政权的学者所忽视,但他们的描述如今恰可与档案资料互相参证,对研究历史的真相帮助很大。总的来说,这些资料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透过宣传的表象,来讲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受害者的真实故事。

《解放的悲剧》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泽东的大饥荒》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本书记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人为大饥荒。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也将随后出版,其内容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关于这三本书所使用的档案证据,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大饥荒》的资料来源,可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