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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2月 1, 2022

何仁勇:“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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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 “文革”初期三大笔杆子的最终命运

来源:微信 夜读名人往事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谁最风骚?显然就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他们红极一时,在全国都极有影响。但是很快,他们就在1967年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迅速而彻底地终结了政治生命。他们的昙花一现,折射出那个时代,“红色风暴”的无情和吊诡。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各自的命运又是如何呢?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王力:闭门写作回忆录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943年,他在写作小说《晴天》时,始用笔名“王力”。从此“王力”两字便跟随他一生。

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为止。王力的发迹是从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开始的。此间,王力曾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王力是成员之一。从此,他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王力被打倒,是因为在1967年发生的著名的武汉“七二○事件”。该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王力被认为是鼓动者。

当年8月25日,在上海的毛泽东让杨成武(他与周恩来的联络员)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不久,周恩来布置召开了一个中央小型碰头会,将王力和关锋带走“请假检讨”,同时,让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从此,王力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之后,王力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秦城,王力没有被提审过,只是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王力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县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他写下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已经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关锋:避谈文化大革命

关锋生于1919年7月,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山东省庆云县人。20岁时,因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关锋。

关锋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时结识了康生,并逐渐得到康生的赏识。1956年,经康生等人推荐,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关锋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成为其中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发表谈话,鼓动造反。

1966年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关锋红极一时的时刻,他的厄运已悄然降临。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然而,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很快毛泽东就“王、关、戚”的问题做出批示,由周恩来执行,关锋与王力一道被抓了起来。

关锋与王力的命运相仿。先是“请假检讨”,接着是软禁,继而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被开除党籍。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较为可贵的成就。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关锋不愿意再回首。他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

2005年春,关锋逝世。

戚本禹:三大笔杆子中唯一被判刑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

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文章的作者便是毛泽东赞为“现在的权威”“接班人”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1931年出生,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那时候,他还是一位高中生。

1966年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在文革中,戚本禹表现积极,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冲击朱德住宅。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不过也应该指出,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狂热的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不过,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将戚抓起来,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

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看来,还是小伙伴最懂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