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傥:习近平与古今中外著名僭位者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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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以习近平“大灭活人”般魔术级别的歼灭战落下帷幕兼揭开谜底,彻底结束了海外“习下李上”。期望好皇帝仁政爱民、对统治者持续抱有希望和幻想——这是打我小时候起就一直被共产党揭露着的一切反动派的鬼把戏——,但的的确确引起和赢得了墙内外众多人的共鸣、欢呼与期待。这说明,即便在被共产党摧残的早已性灵泯灭、精神蒙昧的中国,社会大众对破坏既定程序、践踏现有规则、颠覆长期传统、违背公认合法性的上位和获取政权行为的反感、反对和反抗,也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
那么,从历史经验上看,破坏既定程序、践踏现有规则、颠覆长期传统、违背公认合法性的上位和获取政权行为,就一定会遭到社会大众的反感、反对和反抗,在生前身后留下万世骂名吗?
事实并非如此。
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凯撒被杀,他的甥孙、养子和指定继承人屋大维刚刚18岁。屋大维是货真价实的累世贵族,绝非上一辈还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贼二代;他英姿俊美、资质绝佳、口才超人,在后人还在扛二百斤麻袋走几十里山路、满身浊臭掏沼气池的年龄,就已经精修了拉丁語、希腊文化、世界文学、哲學、修辭學和雄辯术;他守己谨严、洁身自好,绝少绯闻。当时罗马权力逐鹿场上强手如林,屋大维凭借城府、睿智、决断和天赋政治与军事才能,纵横捭阖,一一击败对手,使自己的声望如日中天。在屋大维强势压力和举国一致的爱戴、拥护下,元老院不得不先后加授他“终生保民官”、“大元帅”、“第一公民”、“奥古斯都”——意即“神圣”、“至尊”——等称号,赋予他绝对权力,从而结束了有几百年贵族民主历史的罗马共和国,开创了独裁的罗马帝国。屋大维统治的44年称为奥古斯都时代,期间国力强大,疆域在没有发动规模战争的情形下进一步扩张、稳定和巩固,国家持续发展、繁荣、祥和并为后来近两百年“和平崛起”打下坚实基础。屋大维制度上的创设决定了帝国无数代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创建首支常备陆海军和禁卫军、改革财政与税收、改善民生、建立世界上第一支消防队;建立交通部,完成巨大交通网建设,促进了通訊、贸易和郵政。屋大维个人出资建設、装潢罗马公共設施,将“一座磚城变成了大理石城市”。屋大维精神文明一起抓,鼓励宗教,保护、奖掖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作,赢得了整个知识界的赞誉,维吉尔等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诗人、学者和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被称为文化艺术的“黃金時期”。屋大维重视群众文化生活,大量兴建剧场、浴池等娱乐场所,举办各种人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屋大维死后即被列入神的行列,是整个帝国时代崇拜偶像和明君典范,“奧古斯都”和“凱撒”一样成为罗马统治者的永久称号。后人公认他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和战略家,开创了帝国最辉煌盛世,留给后人伟大遗产。至今,他的雕像遍布欧洲。
1793年,法国大革命无休止杀戮惹得天怒人怨,保皇民众在各地举事,英国成立反法同盟,共和国岌岌可危。12月,24岁的拿破仑率兵在土伦击败英国舰队,一战成名,成为最年轻的准将。1795年,拿破仑镇压巴黎保皇党暴动,晋升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1796年3月任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1798年远征埃及,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英雄。此时第二次反法同盟成立,保王党人再次酝酿起事。1799年10月,拿破仑秘密离开埃及潜回巴黎。渴望结束大革命以来恐怖混乱和风雨飘摇局面的巴黎人民得知,欢呼雀跃、如逢救星。11月9日,获得各阶层拥戴和支持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接管督政府一切事务,解散元老院和500人院,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0年6月率军远征,大败奥地利军队,迫使奥地利和英国签订和约,第二次反法联盟破产 。8月,拿破仑修改宪法,成为终身执政。1804年11月6日,法国公投通过共和十二年宪法,确立拿破仑为法兰西皇帝,法国从推翻国王后的共和国又变成法兰西帝国。此后十年,拿破仑驰骋欧陆、战无不胜,统治了除英国和俄国外的全部欧洲,也留下了辉煌的军事思想。在国内,他进行经济、政治、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等重大改革:实施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并举,发展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建立银行,革新财政和税收,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推进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化事业。1804年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拿破仑法典》(即《民法典》)颁布,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制社会的蓝本,两个多世纪后依然通行。拿破仑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被法国人民推崇备至:百日政变时,他仅带了700人从厄尔巴岛回法国,一路上势如破竹,军队闻风而降,十几天后到巴黎时已经拥有14万正规军和20万志愿军,重新夺回政权;在他去世后9年,七月王朝也不得不将他塑像重新竖立上旺多姆圆柱,迎回他的灵柩,经过凯旋门,隆重安葬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司汤达说拿破仑是唯一能和凯撒、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的人,丘吉尔说世界没人比他更伟大,连共产党都赞美他“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果,破坏了欧洲封建秩序,在奠定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秩序、政治体系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1840年代,法国人对拿破仑思念与日俱增,拿破仑侄子、两次企图推翻复辟王朝而被捕入狱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声名鹊起。1848年革命成立第一共和国,路易-拿破仑在总统竞选中以压倒优势成为法国第一位民选总统。根据1848年宪法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选连任,1851年7月他提出修改宪法遭到立法议会拒绝,12月2日,他调动7万多军队占领巴黎,解散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逮捕反对派议员,宣布恢复普选、由人民投票决定总统任期和权力。随后在全国戒严,逮捕大量反对派。1851年12月就是否延长总统任期和赋予总统制定新宪法权力进行公投,结果以750万对64万票获得绝对多数。1852年1月通过新宪法,将全部行政与立法权授予总统,延长总统任期至10年,还可指定继承人。1852年1月20日公投,92%投票者支持新宪法。不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酝酿称帝,作为帝国象征的鹰徽鹰旗开始到处颁发、悬挂。1852年11月20日在是否恢复帝制的全民公决中,97%赞成帝制。 1852年12月2日,他正式称帝,即拿破仑三世,法国从共和国又退回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推行主动外交,重建在欧洲影响力,积极在远东和非洲扩张,建成苏伊士运河。19世纪60年代初,法国再度成为欧洲大陆政治、军事强国。内政上,他是法国第一个将“经济目标清楚地摆在第一位”的领导人,促进自由贸易、鼓励发展工业、改革金融体系、进行铁路和港口等基础建设,法国经历了难得的稳定时期,产业迅速现代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和繁荣。他重视首都发展“千年大计”,大规模改造巴黎,拆除贫民窟,设计新住宅,兴建林荫大道和公园,建造完善的下水道、污水处理和公共照明系统,修建市民休闲设施,修复巴黎圣母院等大革命破坏的中古建筑,为现代城市塑造了轮廓。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他从1860年起开始推进民主化,确立全民选票制度,允许议会自由、公开辩论,放宽审查制度,任命自由派首相。他特别重视工人阶级,改善工作环境、解决失业、保障老病弱生活、赋予罢工权和工人组织合法性,工人有假期、意外和老龄津贴,圣西门主义者称他为“社会主义皇帝”。
再看中国的历史。

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族是当世最显贵家族,侄子王莽少年父兄去世,他刻苦治学、律己严苛、贫朴谦恭,孝敬母嫂、抚育遗孤、侍奉族叔数年一日,从不懈怠,被时人诵为道德楷模。24岁入仕后他勤勉敬业、大公无私,朝野上下交口赞颂。38岁在群臣一致举荐下出任大司马;46岁在无数次推辞和谦让后勉强接受了大臣一再呼吁、太后不断诏令的“安汉公”爵位,但始终拒绝二万八千户的食邑俸禄。王莽地位日隆,却克己不倦、礼贤下士、清廉愈甚,他把俸禄散给门客和平民、卖掉马车接济穷人,自己全家生活清贫,妻子迎客竟被认做仆佣。元始二年全国大灾,王莽带头贡献百万钱和大量田顷赈灾抚恤,同时减收租税、用皇家禁苑和在长安建筑一千套住宅安置灾民。王莽立志施政惠及天下百姓和鳏寡孤独,还建造一万套住宅将全国才智之士吸引至长安。这一切使他深受举国爱戴,元始四年,四十八万民众和上千公卿上表赞颂王莽治国平天下功德可比肩古圣贤,奏请加王莽九锡。元始五年太皇太后秉群臣意令王莽代天子理政,称假皇帝。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呼声热烈,全国官民强烈吁请、苦苦恳求王莽受让代汉。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终于同意接受禅让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禅让成为皇帝的先河。近代帝制之后,王莽被重新评价,很多史学家把他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翦伯赞等一大批历史学家认为,王莽是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和大政治家,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是“中国史上最有胆识、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 “他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汉与契丹合势入侵后周。后周恭帝命赵匡胤迎战。自效力开国皇帝郭威以来,赵匡胤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积功累任殿前都指挥使,定国军、义成军、忠武军和德军节度使,殿前司都点检、检校太保和太尉,等等,威震天下。大军当晚驻扎京城东北二十公里吴柏成,将士们谋划拥立赵匡胤为帝,于初四清晨将黄袍披在他身上,拜呼万岁,声音响彻数里。赵匡胤坚拒,众将士迫其南行回京,他无奈只得顺从众意。正月四日,赵匡胤在开封崇元殿正式登皇帝位,建国号“大宋”,改元建隆,时年三十四岁。大宋建立后,他平荆南、湖南,灭后蜀、南汉,定南唐,统一天下。赵匡胤宽宏大器、宅心仁厚、赤诚待人,对前朝废帝和亡国之君,无不极尽优容,使其得以“以降王而享国封,受宾恪之礼”。他改革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科举体制,用最文明、最和平的“杯酒释兵权”方法解决了军头割据。他下令把死刑复审和核准权收归中央,限制和杜绝了地方、藩镇枉法杀人的恶习。他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劝奖农桑,下大力气治理黄河。赵匡胤执政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繁荣,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建隆之治”。赵匡胤多次微服出巡民间,不搞几万警察里外三层护卫、不让地方官员假装群众摆拍;他还在石碑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王夫之评价:“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自汉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谁为迥出者乎?”孙承恩说:“宋祖龙兴,仁厚建国…慎狱恤民,惩奢塞源”,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也由衷赞叹:“吾于开创之君,独以唐太宗、宋太祖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才,平一天下,而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宋祖)其成功致治之盛…规模之正,则又过之(唐太宗)矣”。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言论加速传播。8月,由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为袁安排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8月14日,著名学者严复等人成立筹安会,支持施行君宪,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和立宪,并逐渐富强。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代表进京商讨国体,大多数表示必须帝制。25日蔡锷等将领请愿君宪。9月1日参政院开幕,各省和各界请愿团纷纷前来请愿;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2月11日上午9时,依参政院《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变更国体,当日各省代表和参政院两次请袁接受推戴书。在几次拒绝后,12日袁世凯终于同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外国顾问团拟定的《新皇室规范》中有几条,即便今天读来都很有新意:“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制,据秘书回忆袁世凯痛陈:“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里说: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遂决定由国会议定国体,结果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如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己,盼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再同室操戈。5月6日他通电辞去大总统职务。6月6日袁世凯逝世,死时书案上有亲笔所写:“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称其:“坚强有魄力…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近年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趋于多元,肯定其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方面近代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 陈志让认为“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费正清说“虽然袁…有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个人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唐德刚评价“其为人也…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

上述外国的屋大维、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也好,中国的王莽、赵匡胤、袁世凯也罢,他们个性不同、长处各异,僭登大宝的背景、方法和路径更迥然多样:或是时势所致、或是顺水推舟、或是当仁不让、或是舍我其谁、或是众意难违、或是义不容辞、或是逆取顺守、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无一不是瓜熟荻落、水到渠成、万众仰望、天下归心;像今天习近平这样“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梁家河版贾宝玉,如此出于私欲、利令智昏、苦瓜强扭、逆水行舟、不自量力、众叛亲离,被社会大众一致反感、反对和反抗,却仍旧与举世为敌、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强行上位、直奔深渊而去的,还真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震古烁今。
尊重和执守政权交替的既定程序、现有规则、长期传统和公认合法性,固然可以和平稳定、长治久安,但在面临着国家社稷、黎民苍生存亡生死的特殊情况和危急形势时,即便是民主和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国家也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比如二战期间罗斯福就史无前例的一连四次竞选而且当上美国总统;即使极端重视礼法和坚持正统的儒家也并不一成不变的拘泥和因循,比如孟子就常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所以,古今中外的非法僭位举动,在当时和后来者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评价:一种是顺天应人——至少在开始时如此——,一种是倒行逆施。这里的人心向背,除了僭位行为是否符合现实呼唤、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之外,僭政者本身的特质和作为更是决定性因素。《三国演义》里,董卓欲废汉少帝而立陈留王,在朝堂上询问众大臣意见,卢植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伊、霍之大才,何可强主废立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屋大维、拿破仑、路易、王莽、赵匡胤、袁世凯等人,用中共二十大发明的语言形容,都是“道德修养好,清正廉洁,素质和作风优良,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和良好形象”、“公道正派,心胸宽广,善于团结”、“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强”、“有战略定力、使命担当、为民情怀、领导艺术”、“气魄恢弘、远见卓识、雄韬伟略”、“有强烈的事业心,有改革创新和实事求是精神,有丰富领导经验和群众工作本领,工作业绩突出”。而这一切,习近平则全都不具备。
从个人禀赋、才华和学识上看:屋大维天资绝佳、英姿俊美、口才超人,少年时即精修了拉丁語、希腊文化、世界文学、哲学、修辞学和雄辯术。路易崇拜卢梭、歌德,思想深邃、涉猎浩瀚、研究广泛,在治国繁重和戎马倥偬中仍然笔耕不卷,一生创作了大量军事、历史、政治、社会领域的著作:1839年发表的《拿破仑思想》几个月再版3次并译为6种文字,1865年和1866年两卷本《恺撒生平》隆重出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其他如《政治沉思录》、《论消灭贫困》等书籍和有关苏格兰国王斯图亚特、尼加拉瓜运河建造可行性等文章都影响巨大,担任皇帝期间他甚至还计划为一家报纸撰写连载小说并拟订了提纲;此外,他对科学有着强烈热爱,在监狱里还做过多种物理和化学试验,后来设计出一种节省一半燃料的节能火炉,还撰写了电磁学等科学论文。王莽天赋异禀、绝顶聪明,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同时刻苦治学、饱读经史,是当时声名赫赫的大经学家。反观习近平,自小浑浑噩噩、一无所长,属于陈琳说的“本无懿德”,是旧年的玩伴、当时的“皇太子”刘源至今仍记得的“大傻”;后来时运不佳,赶上横扫他爸爸的文化大革命,很快进了少管所,结果不但教化缺失、不学无术,而且还应验了陈琳的后两句话:“僄狡锋协,好乱乐祸”。晚年他以一朝第七代国君之身,依旧村言俚语、白字两篇,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史上也闻所未闻。在外事场合,不论外媒采访还是元首会谈,他都结结巴巴、一字不拉的照本宣科;不幸遇到追问、反问和质问,就把稿子原样再念一篇,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的让对方无可奈何,这即便在最不入流的小国外交间也见所未见——他的脑筋愚钝、反应迟滞、对党国大事乏善所知,绝对不是乱传。
从品行、人格、胸怀和政治伦理上看:屋大维一生行为端庄,从无“花花公子”的绯名;他鼓励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保护和奖掖作家、艺术家自由创作,赢得了整个知识界的赞誉。路易日常里亲切大度,既不受人约束,又不妨碍他人,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好人”。王莽品德高尚、谦恭体下、勤勉敬业、大公无私、清贫节俭,舍一己而济天下;他尊重人才,在首都建造了万套住宅招纳贤能。赵匡胤心怀良善、宽厚仁慈,对废君、顺帝、功臣都极尽优容,乾隆称颂他:“太祖退藩镇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间,君臣之分,情义兼隆”;他敬畏生命,把死刑复审和核准权收归中央,以杜绝地方枉法杀人;他敬仰和厚待知识分子,正告后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甚至对潜在的颠覆政权和大逆不道者,他都持有现代才能见到的开放态度:“如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不汝禁也”。袁世凯待人亲热随和、慷慨仗义、豪爽大方、解衣推食;他知人善任、以诚相待、用则不疑;他“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对政敌、对异己、对仇人都宽容大度,不是封高爵就是送重金;他不求屈从谄媚、不图个人崇拜、不搞一家独吞、不治一己私产;在途穷路末之时,他耻于自己读书太少、拒绝逆耳,痛悔咎由自取、绝不诿过于人。再看习近平,即便在让他津津乐道、引为肇端的早年插队生活时也是品行不堪:1968年到梁家河后,据他自己说是“初期很不适应当地生活,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自己却很随意”,结果当地农民印象很坏,视其为游手好闲、不爱劳动的浪子;几个月后实在吃不了苦,私自溜回北京,又被关进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这些事实,连维基百科都耳熟能详。他位及九五后,心胸狭小、多疑广忌、刻薄寡恩、歹毒阴狠,史所罕见;细政苛惨、贪残酷烈、“己所不欲,必施予人”、“己之所欲,必不容人”,世所未闻。他自私入骨、暴虐无情、拔一毛利他人而不为,对恩人、同事、部下过河拆桥,一意不合,致人死地、斩尽杀绝。他不顾宪纲,残贤害善,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使“百僚钳口,道路以目”。为了一己之长久僭位,他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他“只许一族富、务使天下穷”,对别人“八项规定”到锱铢必较、“共同富裕”到敲骨吸髓,自己却穷奢极欲到登峰造极、骄奢淫逸到骇人听闻。他必使一家垄断天下权柄、决不许他人染指分享,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于是天下碌碌、九州苟苟、四海营营,一目望去,尽是家奴、仆役,朝堂之上,无非宵小、马屁精。他漠视生灵、草菅人命、仇视知识分子,摧残独立见解和自由精神,坑阱塞路、网罗遍布,“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让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拿破仑、路易称帝,前提是光明正大、昭告天下、全民公决;袁世凯称帝,预先是理直气壮、全国拥戴、万民劝进;而习近平决定连任,却心虚的像做贼一样,只敢暗中作祟,明里不是始终闷声不响、黑不提白不提,就是含糊其辞、遮遮掩掩,甚至是暗度陈仓、偷梁换柱,搞得全世界在最后一刻还不明就里、浮想联翩。在东方政治文化生态下,王莽执政摄政几十年、天下归心,赵匡胤出将入相、功高盖主,袁世凯有结束帝制、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但即便是举国请命承继大统、即便是先皇下诏禅让传位,他们犹自再三婉拒、极尽谢让,上表谦辞“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非得“三辞而诏不许,然后受之”,甚至要等到对方“筑坛名受禅,择吉日良辰,集公卿庶民,尽到坛下,天子亲奉玺绶,明白禅位”,才肯万般无奈般点头应许;在即位后的首道诏书里,还会大段大段、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行为是如何如何的出于不忍天下苍生翘首以待…所有这些,都是想方设法的“释群疑、绝众议”、“ 以绝天下之谤”,生怕在天下后世留下篡逆神器、盗窃鼎司的恶名——这说明在旧时代里,虽然封建、独裁和专制,但还有帝王规格,还有君主风范,还有皇家节操:人们固然追求权力富贵,但也在乎世间毁誉,也注重青史褒贬;而共产党改天换地、开天辟地之后,则只剩下了既不知政治伦理为何物,又智商低下到赤裸裸,只懂得有奶就是娘的习近平之流,本身无功无德无望,却一则不知天高地厚、恬不知耻的对宵小的歌功颂德照单全收,二则在自导自演的拥戴劝进中,像草包曹丕一样穷凶极恶、迫不及待,连半推半就都不会、连谦让一下都不敢:生怕一有推却之意,就会被人们误解和故意认成是“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而弄假成真、竹篮打水,三则面对违反领导制度、组织章程、任职规则的质疑与质问,别说正大光明的陈述根据、说明理、解释原因,就连正视都不敢,就连听到都害怕,只会乌龟缩头、装聋作哑、掩耳盗铃、鸵鸟埋首,结果贻笑天下。
从抱负、能力和眼光上看:屋大维在成为独裁者之前,公开了自己的目标和誓言:给他几十年时间,他将还给罗马二百年的和平与繁荣。拿破仑与生俱来的军事和政治天赋空前绝后,一生亲自指挥大战役近六十次,其中五十多次完胜,被称为“一人关系世界之进退、人类之盛衰的天才”;拿破仑名义上称帝,但和之前的专制王朝截然不同,他的目的是给法国带来法制、私有财产权和人权。路易-拿破仑目光深远,他是法国第一个将“经济目标清楚地摆在第一位”的领导人,在称帝伊始就对法国人民发表演说:“我和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一样有许多征服工作要做:我要协助分裂的党派和解,我们有广阔的荒地需要开发、道路需要开辟、港口需要疏浚、河流需要通航、运河需要竣工、铁路需要建成,以上就是我要进行的征服”;他敏锐地看到世界大势,努力支持其他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他顺应历史潮流、信仰自由主义,从1860年起开始推进民主化,确立全民选票制度,允许议会自由、公开辩论,放宽审查制度,任命自由派首相,把民意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希望自己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开明的社会工程师和现代政治家的形象;他是时代先驱,重视工人阶级,致力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建立一系列社会和劳动保障制度,确立罢工权和工人组织合法性,被称为“社会主义皇帝”。王莽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施政惠及所有百姓和鳏寡孤独。袁世凯不但雄才大略、意志顽强、魄力非凡、坚决果断,是天生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卓越行政能力的实干家,二十出头就举重若轻的平定朝鲜事变,威震朝鲜、名动中华;他抱负在自己领导下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统一的强国,他要建立的不是绝对独裁的专制制度,而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他称帝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条款,连两个甲子后的共产党都遥不可及、望洋兴叹。被指定接班前的习近平,游走各地,基本上浑浑噩噩、两醉一睡。在厦门副市长任内能力平庸、政绩奇差、名声不佳,结果未通过厦门人大选举,不得不调到宁德。在中共十五大上,组织做了无数工作后,才勉强成为得票数最后一名的中央候补委员。他窃据大位后,既好大喜功,又孤陋寡闻,而且专精厚黑、独擅祸谋,除了阴秽权术、鬼蜮伎俩,其他治国理政,一概盲人瞎马,经邦济世,完全一窍不通。他对国际大势鼠目寸光,居然与全世界为敌,让自己四面楚歌、危如累卵;他对世道人心一无所知,公然逆历史潮流、忤民意所向,一往无前的奔向末日绝路。
从功业和成就上看,屋大维统治的四十四年,止兵息戈,疆域进一步扩大、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持续发展、繁荣、祥和;他在国家制度、体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都为几百年罗马帝国的存在打下了根基,被公认为开创辉煌盛世、留下不朽遗产的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和战略家。拿破仑早年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是法国众望所归的英雄;政变和登基后,他驰骋欧陆、战无不胜,统治了除英国和俄国外的全部欧洲;他进行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改革,亲自主持制定《拿破仑法典》,奠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和法治体系,巨大推进了资本主义发展。拿破仑三世对外重建在欧洲的影响力,积极在远东和非洲扩张,建成苏伊士运河,使法国再度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强国,对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自由贸易、改革金融体系、进行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大规模改造巴黎,法国经历了难得的稳定时期,产业迅速现代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和繁荣。赵匡胤在僭位之前已经功盖寰宇、威震天下,成为国之栋梁;一统天下后,乾隆说他“即位之初,首以安内为本,兴学校、褒忠良、度民田、开言路……而俭约是务,治定功成,制礼作乐,传之来裔,为万世法”;他执政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繁荣,被誉为“建隆之治”。袁世凯作为大清重臣,力主维新、推动新政,创立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建立中国的警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现代化教育,一身决定着整个国家之安危;在历史转折关头,他以一人之力保证了中国的稳定、统一和完整,实现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历史性和平过渡;民国建立后,他完成了中国现代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初建,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确立了现代经济秩序,推动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在近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上迈开了大步。而习近平尸位南面的十年,奸昏无道、专制朝政、败法乱纪、颠覆乾纲,恣睢逞欲、肆其废乱、污国虐民、毒施人鬼,践踏人权、遍起冤狱、操控疫情、摧毁民生,致使经济崩溃、社会萧条、万马齐喑、百兴俱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滔天狼藉,真的是中外怨怒、神人同耻、天地共愤。
从以上所有实例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僭位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闹剧和未来必定的悲剧、惨剧,不是因为其行为属于违法乱纪,甚至也不是由于其手段过于猥琐鬼祟、上不了台面和令人不齿,而是在于他个人本身的原罪。在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年头里,是击鼓传花还是以身殉职、是九龙治水还是一兽独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是戏霸占着台从头演到尾,本来都是一丘之貉,对中国人民和海内外反对派没半点区别。与其没完没了的看一张张画皮交替变化的魍魉嘴脸和群魔乱舞,还不如看一丑跳梁——万一这一丑哪天幡然顿悟或者恶贯满盈了,岂不正好一了百了、一劳百逸?所以,如果习近平能有成器一点的品行、智慧、目标和作为,人们未必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前有一个说法:习近平要能铁树开花,西边日升的生出宏图伟略,乘普京深陷乌克兰泥沼、自顾不暇、分身无术之际,毅然收复东北、西北等先被沙俄强占、后被江泽民出卖的中国领土,成就陈汤、班超、傅介、徐树铮之功,别说三连任,就是一直干到咽气,不但中国普通人,就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无话可说,只能盼着他早死再图后举。当然这只是异想天开的夸张之说,其实只要他不倒行逆施、残民以逞,或者起码能像崇祯一样虽然最后亡了国但还懂得几天一次罪己、自责、道歉,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被千夫所指。要是他不再整天不是呆若木鸡、麻木不仁就是面露凶相、心怀杀机,而是风风火火、风里雨里,哪儿有低端人口就出现在哪儿,哪里有打砸强拆就阻挡在哪里,要是夫人再脱掉贵妇人一样鼓鼓囊囊的旗袍,换上一身运动装,风尘仆仆,像当年的伊娃.庇隆或艾薇塔(Evita)一样,在徐州八孩锁链女、唐山烧烤店被害女消息传出后的第一时间来到她们的病床前,俯下身拥抱她们,让眼泪流在她们的脸上,那么,中国人真的就会像李敖说的那样:一辈子都摽着他、缠住他、赖上他、支使他、累残他、耗死他,他腻了想不连任都不行、他厌了想退休的不准、他烦了敢撂挑子都不许。习近平啊习近平,尽管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但道我是给你指出来了,山峰或是悬崖,路就在你自己的脚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