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德:危机时代的政治领导──俄国革命的警惕

0
549

克倫斯基(圖右)與和柯尼洛夫(圖左)決裂後,克倫斯基只好和最危險的敵人布爾什維克言和,對大局產生致命的影響。(合成圖片)。克伦斯基(图右)与和柯尼洛夫(图左)决裂后,克伦斯基只好和最危险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言和,对大局产生致命的影响。 (合成图片)。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政治灾难之一。因革命而产生的共产党政权让至少两千万人民死于非命,远远超越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危害。光是史达林在一九三六年发动的「大恐怖」,将近三年间有七十五万人被枪毙,其中不乏革命元老、党高层,以及军事将领。另外一百多万人流放到「古拉格」集中营,其中百分之十五死于饥饿和疾病。这项人类史上少有的政治大灾难是如何造成的?

如本书所示,自私的政治领袖以及精明又长于论述的恶棍,共同创造了这项灾难。革命的过程显示,历史变动固然受到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政治领导仍有关键作用。处于危机的社会,最不幸的将是国家领袖缺乏政治领导力。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政治灾难之一,因革命而产生的共产党政权让至少两千万人民死于非命。 (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俄国革命导致共产党掌权,随后以暴力推动共产主义,这个事实长久以来让人对革命的性质产生误解: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在马克斯主义的思想领导下,起而推翻帝制和资本主义。正如俄国历史权威派普斯所强调的,俄国革命其实是一场政变:论述能力高强的革命家,以坚强的意志,接受敌国的资助,利用时机推翻占多数的自由派和温和派。而他们之能成功,得感谢政治领袖的自私和无能。如今我们以后见之明回顾政变的进展,无法不兴叹,同时也心生警惕。

俄国革命所经历的三个关键性历程,都和政治领导高度相关。第一是沙皇退位、帝制崩溃。十九世纪的欧洲在经济、社会、和思想上都经历激烈的变动,俄国社会也充斥各种革命思想和革命组织。沙皇政权却始终僵化不思改革。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竟然败给亚洲小国,沙皇政权的无能彻底暴露,也彻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动乱和革命接踵而至。沙皇政权于是颁布了有限度的改革;保守派因为让步而不满,进步派则认为改革不够而不满。虽然勉强稳住政权,可是并没有从中学到教训。后来出现的治世能臣史托里宾被暗杀之后,沙皇缺乏足够的智慧坚持其不参战的外交政策。沙皇甚至御驾亲征到前线和德国打仗,将政府留给皇后管理,皇后不只因为德裔而不受人民信任,更因为对「妖僧」拉斯普丁的言听计从和亲近而成为丑闻。

沙皇另一个后果更为严重的愚行是,在没有群众压力的情况下退位。退位的压力主要来自他政府中的军人和文官。他们认为,沙皇退位可以让战争更为顺利。沙皇于是在强烈爱国心的驱动下退位。然而他的退位却让整个国家陷于混乱。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足以单独统治国家;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互相挞伐,毫无合作的空间。他们唯一的共识是继续参战。革命爆发之前不久,列宁曾经悲观地认为革命毫无希望,除非俄国继续参加战争。沙皇退位后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一致慷慨地给了列宁这样的机会。

在政局的混乱中,德国政府以专用火车将反战的列宁送回离开十多年的俄国,并且附带一笔庞大的资金让列宁得以从事颠覆行动:五千万金马克,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美元。列宁用这笔巨款买下印刷厂印制反政府传单、收买工人罢工、收买军人离开军队,更重要的是成立了他的私人武装部队。

列宁除了具备高强的论述能力,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他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能够胜利,除非它能产生有能力组织运动、并且领导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在成功颠覆政府前不久,他写道:「在革命期间,光是了解『多数人的意志』是不够的。不,在决定性的时刻、决定性的地点,我们必须更强大。……我们看到无数的例子:组织更严密、意识更清晰、武装更完备的少数人,如何将它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之上,并且征服了多数人。」

列宁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对所有重大的社会议题都没有任何主张。不过他却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一般人将政治视为竞争,列宁却将政治视同战争;战争的目标不只是打败敌人,也在消灭敌人,包括消灭敌人的身体。此时的他正兴奋地准备参战,手中握有国家的敌人所赠送的庞大军费。战争的成败不只决定于己方的兵力,也决定于对手的错误判断。正如本书所描述,研究俄国革命的学者也多同意,主导临时政府的自由派领袖克伦斯基,对大局确实做了几项致命的错误判断。

列宁(如图)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对所有重大的社会议题都没有任何主张。不过他却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家。 (图片摘自网路)

当时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是临时政府的主导人物,获得社会狂热的崇拜。他的肖像出现在许多家庭的墙壁、手帕、海报、马克杯、胸章上。他成为总理之后立即忘了自我:搬进皇宫、睡在沙皇的寝室、以沙皇的豪华马车代步。不过,更为严重的是他所做的错误判断。第一,他认为临时政府的主要威胁来自保守派,而非布尔什维克激进派。这项误判来自他对当时诸政治势力领导人的理念和个性,缺乏基本的认识。毕竟他还年轻,而且在君王的威权统治下,很少人有足够的政治历练应付复杂的局面。第二个误判是,他认为当时最有能力、社会声望最高的将军柯尼洛夫,企图夺取他的权力以取代他。这项误判来自克伦斯基的自私,以及对权力的执迷。

因为这两个错误判断,导致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和战场总指挥之间,一连串的误解、紧张、和冲突。结果是克伦斯基通告媒体:解除柯尼洛夫总指挥的职务,因为他企图政变。柯尼洛夫则在愤怒和迷惑中,发出公开信给所有的将军:

总理的电报全是谎言……俄国同胞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濒临死亡!死亡的时刻近了!我,柯尼洛夫将军,被迫公开宣告:临时政府在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份子的压力下,正配合着德国军方的计画。 ……我,柯尼洛夫将军,哥萨克农民之子向所有人宣告,我别无所求,除了拯救伟大的俄国。我宣誓将带领人民战胜敌人朝向制宪会议,由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选出它的新政府。

双方显然存有巨大的误会。民主宪政党的党魁愿意充当调人、化解误会,却遭克伦斯基拒绝。

和柯尼洛夫决裂后,克伦斯基只好和最危险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言和。没有政治野心、一心只想拯救祖国的柯尼洛夫将军,则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他后来逃出监狱,协助组成「志愿军」,在战争中为炮弹击中身亡。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占领他埋身的村庄后,挖出他的尸体将之摧毁丢弃在垃圾坑中。克伦斯基则逃到美国,在纽约过世。纽约的东正教教堂拒绝提供墓地,因为他必须为俄国革命负责。确实,历史学者认为,以柯尼洛夫的军事才干和社会支持,他是有可能消灭布尔什维克,阻止人类史上最大政治灾难的发生。

正如本书作者在结论中所言,这个政治大灾难其实可以不用发生。俄国革命所提供的启示就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重大,尤其在战争时期;而当一个国家处于存亡的临界点,它必须祈祷其政治领袖能展现比一九一七年的沙皇、罗江科、克伦斯基更好的判断力。」

让我们一起祈祷。

※本文为《危机时代的政治领导》一书导读(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着,赖盈满 译,吴乃德 策划;人文社群、印刻文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