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月 21, 2024 1:5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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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Gnews网

中共与苏共的区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将研究重点聚焦于这种区别,才能较好地把握中共问题的本质和边界,以建立起我们观察和透视中共问题的基本框架。

                                 (一)

从历史渊源和制度特征来看,中共与苏共的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出身背景不同。

苏共是原创性政党,中共是继生性政党。苏共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1903年党内分裂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个派别,1905年列宁回国后被布尔什维克拥戴为领袖,但很快再次被沙皇放逐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再次回国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至此,苏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取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1952年该党正式更名为”苏联共产党”。苏共从成立之初,从建党纲领、党章和组织、到行动策略,都是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独立完成的。苏共因其原创性和悠久历史,而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龙头老大。

中共的创立不是由中国人自主完成的,而是由苏共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一手包办的。早在1920年4月,苏共远东局就派遣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二人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陈在上海开展建党工作。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出斯科尔斯基和马林抵达上海,与李达等人商定召开中共成立大会(一大)。在7月23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一大)第一次会议上,马林明确指出:中共的建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又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斯科尔斯基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从后来召开的五次会议的历史资料来看,中共建党的整个过程,从党的纲领、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到中央领导机构设立及组织建设,几乎是由斯科尔斯基和马林两人手把手地教出来的,更别说开展工作的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提供。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由列宁亲自筹划建立的,被称为”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该机构实质上是苏共的派出机构,用于驾驭和控制各国共产党。由此可见,苏共与中共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与下属机构的关系。

2、成长经历不同。

苏共从创立之始,就是经过注册的合法政党,在1898年至1917年19年的成长时期,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参与”议会斗争”,没有暴力革命。中共诞生于北洋政府时期,从建党之日起,就处于没有注册的非法地位。中共为何不公开注册为合法政党,其历史原因不得而知。由于非法身份,中共无法参与到议会政治中来,只能一直采用秘密会党的形式从事地下活动。所以,中共在诞生之初,就陷入严酷的暴力革命环境,特别是经过1927年蒋介石政府的”清党”行动后,中共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活动形式,”武装割据”成为中共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这说明,中共选择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味。

3、权力架构不同。

苏共的权力架构是建立在联盟基础上的。”苏维埃联盟”这个词,就体现出各加盟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横向制约。苏共的权力结构的总体特征是纵横交叉,互相制衡,所以才有这样奇特的现象: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的办公场地(包括克里姆林宫)和办公经费,是由俄罗斯共产党提供的,叶利钦在1991年12月底,以断经费、断水电为威胁,强迫戈尔巴乔夫搬出克里姆林宫。而前苏联的崩溃,恰恰源于它是一个广泛的联盟体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它就像15个木块搭建起来的积木结构,一旦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离心力超过向心力,相互间的撕扯力大于协同力,瓦解就不可避免。所以,先有波罗的海三国分离出去,接着是联盟的四大支柱(俄、白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签署”别洛韦日协议”,这个曾令世界发抖的强大帝国,就这样瓦解成一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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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 Gnews网

相反,中共的权力架构是纵向的金字塔式的”大一统”模式,极少横向制约,各地方的自主权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所以能够较容易地有效控制离心力问题,从而形成”超稳态”结构。用建筑类型来做近似的比喻:苏俄制是砖混结构,中共制度(党国制)则是混浇结构,前者讲究局部协调性,后者要求整体统一性。从结构力学的角度看,中共制显然比苏俄制要坚固稳定得多。

 4、决策机制不同。

苏共虽然是独裁体制,但苏共的权力运作体系,至少在表面上是重程序、重法律规则的,尽管这些法律都是为苏共自己量身定制的。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在表面上仍然虚伪地遵守法律流程。比如,斯大林为了大批屠杀党内政敌,还装模作样地搞了三次”莫斯科大审判”。

中共则完全不讲法律程序。用毛的话说:我们的《人民日报》只要发一篇社论,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宪法那套东西太麻烦。刘少奇说的更露骨:法律是我们用来对付敌人的,不能捆住我们自己的手脚。所以中共的决策机制,是以党的领袖姿意妄为的个人意志为核心的。

                                 (二)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苏共与中共这两个独裁政党,在镇压各自国内民众的实践中,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道路和体系。

中共与苏共本是同根生的嫡亲,它与苏共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和直系传承关系。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政治到经济一直在传承、模仿和复制苏俄体制的横型。但由于各自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在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下逐渐分岔出不同的道路。比如,中共的洗脑、统战、渗透、暗线等等绝活,都是从苏俄学来的,但又远超苏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谋略文化,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犹如东邪西毒的合体,炼化成盖世毒王。

特别是以1978年为分界线,中苏两党后继的发展分别走入了不同的路径:中共通过控制性开放国门(紧控政治+有限开放经济)的策略,大量引入对己急需的资本主义活水,来浇灌濒临绝收的社会主义盐碱地,及时滋养和挽救了腐朽垂亡的极权制度,逐渐培育出一个区别于传统国家威权主义的、高度垄断的极权主义新品种。而苏共则固执地坚守马列原教旨主义体系,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逐渐耗尽了生长的元气和活力。

我们先来看看苏共在封闭自守的环境中是怎样演化的。表面上,苏共与中共只差了一个”开放”的环节,但就是这一个差别,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由于没有外来活水的滋养,苏共内部的发展活力快速窒息了,内部的无组织化力量很快吞噬了原来严密有序的组织化力量,内部的涣散和松弛,很容易引发中下层组织结构的连锁崩溃。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时,已经为时已晚,制度的机体已经腐烂发臭,包括它的党务系统、行政系统、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已面临全面瘫痪,整个权力中枢,再也没有主动变革的精神动力,更没有行政执行力去实施开放了。

最重要的是,由于封闭系统的内循环环境,苏共的权力层内部,无法形成像中共权贵们那样能够垄断市场的庞大家族利益集团,因而缺少减缓和抵抗外部冲击的保护屏障;原有的内部派系和各山头根系,因缺少营养的补充而严重萎缩枯死,党的基层组织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从而导致控制社会的统合力量大大减弱;党内领导层和中下层呈现出普遍的懈怠松弛的散沙状态,这就必然给内部变革力量的崛起提供了良机,改革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所以,当转型的压力倒逼苏共内部的变化时,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改革人物,才会发生叶利钦仅率领六千民众,就敢站在议会大厦前的政变坦克上手持扩音喇叭发表演讲的一幕,也才会取得只流了极少的血就平息了眼看就要成功的军事政变的惊天奇迹!

 因此,在苏联1991年”8.19″政变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的是,”腐朽”、”窒息”、”无生气”、”无权威”、”无组织化”、”懈怠”、”松驰”、”痪散”、”疏离”、”冷漠”、”傍观”……等等这些关键词,竟然与苏共的内部瓦解密切相关!一个拥有六万多辆坦克的钢铁洪流的庞大帝国,在没有经过任何激烈的挣扎就悄然倒塌了,这不仅出乎全世界的意料,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智库给出了准确预测。换言之,苏共内部的腐朽程度和人心的离散程度,已经到了腐烂如泥的地步,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来推翻它,只需要一些偶发的社会事件所形成的风潮,就能将它吹倒!

反观中共,当人们也期待中共内部也出现戈氏、叶氏这样的改革人物时,才发现这根本就是幻想。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中共权力层内部凭籍对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借助四十年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利益集团和大大小小的利益联盟,从中央到省、市、县,每一层级都被各类利益集团所把持。这些集团和联盟就像大树的根系,密密麻麻深植在党国和社会的机体中,盘根错节,密不透风,它们的枝繁叶茂,遮蔽和封死了通向纵深改革的各条路径。这意味着,要将真正的改革推向纵深,就必须撞开权贵集团设置的无数大小门禁,就必须说服权贵们将吃进嘴里的肉再吐出来一一这种改革的难度,无异于要求一群狼自愿改变吃肉的天性,改为吃草,这种要求连进化论都不会答应!由此可知,在今天的制度环境下,中共改革和改良的门槛比天安门城楼还高。更何况,中共不仅在”89.64″用屠城枪声坚决回绝了一切政治改革的呼声,而且自1991年底苏共垮台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共一直在总结苏共的教训,防止重蹈苏俄帝国崩溃的覆辙,殷鉴颇丰!

                                   (三)

从以上分析我们得知,中共不存在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制度土壤,因为中共与苏共有很大的区别,除了意识形态和独裁性质的共同点外,在内部结构上有着质的不同。所以,中共绝对出不了叶利钦式的人物,即使出了类似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如胡、赵),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中。换言之,中共的崩溃路经将与苏共截然不同,苏共的垮台经历无法复制,是不能提供中共崩溃的参照预案的。

今天,中共的整个制度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共垮台时完全不同了,因而它后续演化的方向和路径也大相径庭一一这是我们认识和解构中共问题的基本维度和出发点。在现代条件下,像中共这种”大一统”类型的独裁政权如何消亡,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崭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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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Gnews网

       中共因其天生的邪恶本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在四面树敌的外部环境和残酷淘汰的血腥内斗中,所以它的成长史包含了无数次的血火杀戮和死里逃生。由于中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使它生成了凶恶残暴的性格和冷酷无情的气质,浑身充满了匪气和血腥味儿。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共这样,能够将邪恶发挥到极致,能够从里到外展现出魔鬼的化身。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中共的崩溃路径,是内部自下而上的瓦解过程,与苏共自上而下的垮台过程正好相反;

 2、中共绝无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这类人物在1989年刚出生时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3、中共暴政的终结,必然要通过一次暴力革命的洗涤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将没有改良派入场的机会;

4、中共以”人类公敌”的身份,已陷入世界民主力量的合围之中,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绝境里,中共所谓的”沉船”理论将彻底失效,中共权贵们将无路可逃;

5、生于暴力,亡于暴力,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注定是中共的宿命轮回。

 20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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