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记述胡耀邦在大连面对面经受批判会，因患病未愈当晚乘火车离开大连返回北京。列车行近秦皇岛，遭遇唐山大地震。

以下为正文（下）

行车途中突然遭遇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夜，胡耀邦是怎么过来的？

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胡耀邦本人提到过但是没有细述过那天晚上的经历。

笔者寻觅、访问许久未得结果。

1.找到当事人才是洞晓细节的关键

按常理来说，大连往返北京，即便秘书梁金泉没有跟随，胡耀邦是孤身一人乘坐火车吗？如果有人陪同，那么陪同胡耀邦的人是谁？

为了找到这样的知情人，笔者询问过胡耀邦夫人李昭，还有他的秘书梁金泉，李昌的秘书明廷华，包括勤于记事、学者风度翩然的李昌夫人冯兰瑞老师，还问及胡耀邦的子女，都未得其详。

从更加大范围来说，当时和胡耀邦同在一列火车上的旅客至少有数百人近千人，包括这趟列车上的乘务人员，他们必定对当时的情况深有印象——可是至今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笔者想到，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许多单位汇集了“抗震救灾资料汇编（事迹）”，沈阳铁路局或许有吗——但是至今寻觅未果。

为了缩小寻找范围，曾与国家铁路总公司史志工作相关人士联系，随后与大连史志办公室联系，得到热情接洽，可惜最终也没有结果。

现在，距离唐山大地震将近50年，要采集那趟列车乘坐者的经历可能仅存最后的机会。推出本文即带着笔者尚存的期望。

下面言归正传

几个月后，那场民族大劫难结束了，柳忠阳在1976年的几个发言被汇集起来，“供批判用”。

2.遭逢唐山大地震，为了知道胡耀邦、李昌下落，他们的家人着急了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当日白天，听说胡耀邦没了踪影，大连化物所的人也急了，即向中国科学院打电话了解情况毫无结果，最后通过公安部了解那趟列车的情况，这才知道列车没有受损，行驶的前方有遭遇地震损毁的大桥，根据铁路调度的命令列车退回大连，等铁路恢复后再驶北京。（2004年12月在北京访问明廷华的记录）

李昌家人也很受惊吓。地震发生后，李昌夫人冯兰瑞很快给大连打电话，询问李昌情况。大连那边接电话的人说，李昌已经回北京了（其实是胡耀邦回了北京）。冯兰瑞心中一惊，生怕有了意外，立即打电话向胡耀邦夫人李昭询问，却发现胡耀邦的处境更加危险，胡家子女正在担心地打听父亲的下落。

大地震当日的北京，关于地震的风言风语四下里传播。冯兰瑞心中不安，四处打电话询问，可能是两三天后突然听有人说，胡耀邦生病去世了！她大吃一惊，赶紧出门直奔富强胡同。她不敢敲门进胡耀邦家询问，径直走到后院的胡克实家中探问。她一见胡克实就说：我怎么听说耀邦已经不在了？

和胡耀邦家前后院居住的胡克实知道实情，回答说，谁说的？耀邦不过是在大连生了场病。

冯兰瑞这才安定下来。（2004年11月在北京访问冯兰瑞的记录）

胡耀邦二儿媳王羊子回忆，她的记忆是，胡耀邦随火车退回大连，在那里等了几天，然后乘飞机返回北京。

3．李瑞环为胡耀邦搭木架子防震

唐山大地震惊天动地，从大连回到北京的胡耀邦还是很快平静下来。

震后闻得胡耀邦大连归来，最先来到胡家看望的，是有“青年鲁班”之称的李瑞环，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担心胡耀邦家震后的安全，特来赶来帮忙。待到他看到胡耀邦时，却为满不在乎的前任团中央书记捏了一把汗。原来回到了家中的胡耀邦认为主震已经过去，再有余震也掀不起大浪。他对家人在院子里搭建防震棚，过露营式生活不以为然，自己坚持在屋子里生活。

李瑞环以富有经验的房屋建造者眼光，检查了胡耀邦家的房子，认为这座房子年久失修，不能再抗大震。胡耀邦又坚持不到院子里露宿，确实有危险。

李瑞环替胡耀邦拿了主意。他离去后很快带着工人运来木料，在胡耀邦的卧室里钉了一个木架子，正好将胡耀邦的床罩住。木架子钉得非常结识。李瑞环对胡耀邦说，这下子再有地震来，你就赶紧在床上呆着。要是房顶塌下来，这个木架子也能顶住。

胡耀邦非常感谢李瑞环，感谢他张罗着搭起来的木架子免除了他的露宿之苦。（2007年3月在济南访问苗枫林的记录）

这个防震木头架子，给胡耀邦的女儿满妹留下深刻印象，她在回忆录中说：“这个防震架一直保留到1984年我们搬家，而那时的父亲已经负责中央工作五年多了。”

3. 大地震后细读马克思经济学著作

木架子做好了，也就是8月上旬的时候，在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熟悉起来的于光远跑来看望，他描述此时看到的胡耀邦：

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卧室兼办公室——本文作者注）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梁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读书。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俩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虑。幸而也的确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就也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的“科学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观点。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学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仔细，也理解得很清楚。（于光远《我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74—175页）

刘潇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精通德文，他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书共4册800多页，当时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这部书中多有艰奥的表述，颇多计算公式，除开胡耀邦，于光远还没有见过一个高级干部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

过了几天，于光远又去胡耀邦家，看到胡耀邦桌上翻开放着刘潇然的另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胡耀邦解释说，这部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版多时，这第一分册却刚刚出版，他是刚刚得到的，眼下他正在看第一分册的导言。

于光远告诉胡耀邦，这个“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只是作为手稿存在。但其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有系统阐述，特别讲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者间的关系。

胡耀邦很有兴致地说起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看法，特意谈到，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他赞同这个观点。

后来胡耀邦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个认识。在改革开放岁月里，胡耀邦提出，要讨论什么是生产的目的？这一方面会使人们意识到消费、特别是正当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将使人们认识到，生产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消费。再到后来，胡耀邦将这个观点直接表述为，生产是为了人们享受到物质文明。

（全文完）

（初稿于2014年11月，2023年3月15日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