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5 月, 2024 9:14 上午

朝鲜这个近邻,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叶、后叶,中国的两次大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伐林追问》第105期,2020年6月3日首播

高伐林

2012年6月,住在南加州的许家屯老先生以96岁高龄,飞到美东来看朋友,在长岛何频先生家小住。我从新泽西开车过去看他,老先生精神好得很,我从下午三点钟听他聊到晚上12点,他一直声若洪钟。当时正是“六四”纪念日刚过去,自然就谈到他在北京和香港度过的那段惊涛骇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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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高伐林摄)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发学生和民众的悲情怒火,社会矛盾趋于紧张,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要对朝鲜进行一个星期国事访问?人们不断探寻、不断追问。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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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

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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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胡耀邦辞世引发了八九民运,最后导致“六四”屠杀。

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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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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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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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与金日成。

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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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国内民主运动一直持强硬压制态度。

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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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27”大游行。

4月28日,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他们感觉“426社论”调子太硬,激怒人民,决定展开与学生的对话,并发一篇调子软和点的社论。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了新社论,是鲍彤主持并修改的。李鹏集团做了妥协,向赵紫阳“三点意见”靠拢,但沉浸在“427游行”胜利狂欢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当局所作的这点退让根本不放在眼里,无人理睬;对话也举行了,但学生代表都是官办学生会选派的,根本不是示威请愿学生的代表,这样的“对话”等于是拒绝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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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李树桥。这是他吊唁杜润生时留影。

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李树桥到2006年——事情过了17年——都还清楚地记得,是大使馆在十六开方格纸上,很工整的钢笔字誊抄。大使馆看文件有一个特殊的设备,怕有人偷窥,像老式照相机那样,拿布做一个类似微型帐篷那样的东西罩着头看。
“我看完快到两点,跟大使馆说,早上七点半,把文件和设备拿到百花园迎宾馆紫阳套间外面安装好。早上大使馆的人来了,7点25分,我跟紫阳说:‘紫阳同志,北京传来重要文件,设备已经装好,请你看看。’没有426社论,只有这两个文件,紫阳也是罩着头看。他看完,吴学谦、洪学智、朱良等人依次看。大家看完出去后,紫阳走到写字台前,用圆珠笔写:小平同志并政治局常委: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
他跟我说,把这个内容用电报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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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戒严前夕,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这一幕定格于史页,也定格于人心。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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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是邓小平的长期牌友。

第二个条件,就是维持与杨尚昆、万里这两位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大佬的联盟。但他们的地位都有赖于邓小平,在邓小平明显与赵紫阳观点相悖的情势之下,他们还会支持赵紫阳吗?杨尚昆在整个八九“六四”期间所起的作用十分神秘,早就启人疑窦;万里虽说与赵紫阳的改革思路相吻合,但对赵紫阳是有心结的,后来赵紫阳去世后,他不送花圈,完全沉默。这两个人,我一直关注,或许将来专门拿出时间来仔细探究一番。今天没有时间细说了。
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今天是(2020年)6月3日,31年前的今天晚上的巨大悲剧,我们要永远铭记,要让后代也知晓,共同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老高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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