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堂的兴办，使农民变得家徒四壁，瓮无粒米，只有仰仗大食堂的供应维持生命。而由于基层干部对粮食产量展开吹牛浮夸竞赛，上级按照基层虚报的产量，从上至下，层层逼粮，农民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强迫卖了征购，留下的粮食远远不够度过冬春。
农民吃起大食堂
总铺距黄泥铺很近，父母有时去看祖父，我便随行，有时放假，我也一人步行前往。
有一次，我到三叔家去玩，到了中午，三婶竟不做饭，从锅屋黑黢黢的墙洞里掏出几个大碗和一把筷子，对我说：“大侄子，走，跟我吃大食堂去！”然后将碗筷分发家人，祖父、三叔、堂妹和我，人手一个。我不知大食堂怎么个吃法，不禁好奇，分得碗筷，便兴匆匆随三婶一家人出了门，向大食堂进发。
大食堂在小街南头，三间草房，内无隔墙，成一大通间，里面摆着几张八仙大桌和几张小桌，拐角有一大灶，灶上有铁锅两口，铁锅之大，可以煮下一只全羊，或一头百余斤的整猪。八仙桌上摆着大盆，盆里盛满饭菜。这种盆外侧无釉，为土黄色，粗糙如瓦，其内涂釉，为火红或桔黄色，颇光滑，家乡人因色取名，称其为“黄盆”。那时尚未发明塑料用品，虽有搪瓷盆，但因价昂，农民多不用，家家都用这种赚价的黄盆，用它和面、盛粥盛菜，也有用其洗脸洗脚或当尿盆者。
来大食堂吃饭的人，清一色手拈大碗，其形其色，与三婶家的碗相似。这种大碗的容量，是现在的饭碗两三倍，故称“海碗”，色灰白，瓷粗釉糙，碗身很厚，虽不美观，但却实用，因而深为农民，特别是吃大食堂的农民所爱。我细看那一个个大碗，有的颇新，有的却豁口或开裂。开裂的碗，打着几个或长或圆的铁钯，陶瓷碗也能打钯，也让我感到新奇，后来我一听人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的俗话，便油然想起那打着铁钯的大海碗。
就餐者扶老携幼、三五成群，络绎而来。食堂屋小，不能尽纳，座位有限，转眼客满。后来者并不计较，将大碗盛满干饭，且要“堆尖”（即冒尖），再按上一勺菜，端到墙根或门旁，蹲而食之。门外墙根、树下，也有成排成团的蹲食之客，场面很是壮观。农民在家中吃饭，也爱端碗串门，或蹲在家门口墙根下，与邻人边聊边吃，谈笑间腹饱碗罄，故大伙坐不上座位，并不觉得有何不体面。按照乡下规矩，围桌而食，要分尊卑上下，你谦我让，不免拘谨，往墙根、树下一蹲，反而吃得舒服自在。
大碗的优势，在吃饭时得以充分发挥。一般食量，那一碗冒尖的干饭，可以吃饱，故吃饭时也就非常从容，不必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食量大者，也难吃下两碗，故聪明的人第一次只盛半碗，待饭吃光，再满盛一碗，这样就可免除肚子未饱，锅里饭菜已光的顾虑。他们当然没读过什么“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一手只是吃大食堂得出的经验。
我记不清当时吃的什么菜，只记得饭是用大米和豇豆煮成，名为“豆糜子干饭”，其味颇香。因第一次吃这种干饭，故印象很深。
后来，我还吃过三婶从大食堂带回的白面大馍，个头之大，足有七八两重，即使是饭量大的成年人，也吃不了两个。
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时称“共产主义因素”，不但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街上的饭店吃饭也不要钱，本地人或他乡过客，均可入内就餐，饱餐过后，嘴一抹便可走人，以示农民已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其景况之盛，可谓空前绝后。后来我研读历史时才发现，中国历史上只有隋炀帝在邀请蕃邦首领来朝时，曾有过外宾进饭店吃饭不要钱的诏令。
然而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随着大饥荒的来临，农民们别说吃干饭大馍，连稀粥都难得喝上。本来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大食堂，竟成索命之地。详情容当后表。
无粮为炊的大食堂
在城市，人们到食堂就餐，是出于自愿，但在乡村，社员们吃大食堂，却是出于被迫。
我未去淮南之前，曾在黄泥铺吃过大食堂，干饭大馍尽吃，且不要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家乡，我又见到了大食堂。但此时的大食堂，别说干饭大馍，即使是均溜点的稀饭也难得喝上了。
与我家一户之隔，就有一所大食堂，其内与黄泥铺的食堂大致相同，屋内摆着几张桌凳，拐角处有一大灶，且有很高的蒸笼。每到饭时，有的人家派一人拎着小桶或端着黄盆，到食堂打饭，有的人拿着小黄盆，将分到的饭在食堂就地解决。碗因容量太小，已无人再用，因为所谓饭，其实只是没几粒米的稀汤，稀得可以照见眼珠子，一人要喝上几碗，不如用盆省事。那稀汤的内容经常改换，颇为丰富，有山芋叶，有胡萝卜缨，有社员挖来的野菜，有上面拨给社员度饥荒的山芋干。有的山芋干已经发霉变质，烧出的稀饭味苦难闻，社员称之为“汤药”。他们虽然这么说，但无不将分到盆里的“汤药”喝得涓滴不剩。因为能喝到这样的“汤药”，也是幸事。饥民们有时也能吃到蒸馍，但这馍已不是麦面所蒸，而是用玉米面、高粱面、山芋干面或麸糠，与山芋叶、胡萝卜缨和成，又称“杂面团子”。
我此时见到的大食堂，只是以一两个生产队为单位，规模大不如前，黄泥铺大食堂的壮观场面，已不复见。尽管如此，每当开饭之时，仍很热闹。饥饿的人们生怕来迟了打不到饭，故一到饭时，便一齐拥至，在大灶前排队。前来吃饭的人，无不饿极，分到的稀汤，或坐或蹲，立即喝之，众口同声，呼噜噜作响。喝完了，还要把盆舔个净光。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人，以盆覆面，伸舌舔来舔去的镜头，真是惨不忍睹。但在当时，无论用盆还是用碗吃饭，吃完后都要舔上一通，人人如此，也就不觉得丢脸。若是现在，谁要是饭后舔碗，旁观者一定会笑他有病，因为即使是乞丐，吃完饭也不会再抱着碗舔来舔去。
社员为何不再家中做饭，而要去吃大食堂？既然大食堂糟糕到这种地步，为何还要办下去？我作为八九岁的孩童，当然无法知晓。若干年后，我查阅当有关大食堂的资料时，方才知其原委，晓其真相。
在当时，大食堂，是中央作为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财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而号召全国农村开办的。1958年下半年，河南省的一些地方率先开办公共食堂，至年底，全国农村开办公共食堂三百四十余万所，吃大食堂的人口达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兴办大食堂，既然是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财产的重大举措，农民的私有财产也就必须充公。不但粮食、柴草、家畜家禽，都要集中到食堂，甚至连挖来的野菜也要上缴，家里的锅灶都要拆掉，桌椅板凳、炊具也被食堂征用。各家不准私藏铁锅，烟囱不准冒烟，由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负责监督，日夜巡逻监视，登高瞭望，一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便破门而入，将其食品夺走，小锅砸烂。社员因为吃大食堂，一些地方干部命令社员把家里的铁锅、铁勺、铁饭铲等等铁器，都被搜缴炼钢，社员即使想偷偷开小灶，也无炊具。
有些地方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把分散的农户或小村庄拆掉，而“新村”一时又建不起来，只好把一个个家庭拆散，命男女分开居住，以营、连为单位，实行军事化管理，真正消灭了家庭。这些“大家庭”，当然也无法私自做饭以填塞饥肠。
大食堂的兴办，使农民变得家徒四壁，瓮无粒米，只有仰仗大食堂的供应维持生命。而由于基层干部对粮食产量展开吹牛浮夸竞赛，上级按照基层虚报的产量，从上至下，层层逼粮，农民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强迫卖了征购，留下的粮食远远不够度过冬春。等到大食堂无粮下锅，外出逃荒又被严厉禁止，何况到处都闹饥荒，逃荒者又能逃到哪里去？于是农民们便彻底失去了抵御饥荒的能力，陷入了濒临死亡的境地。
但是，只要有一线生机，农民仍要做最后的挣扎，而千方百计寻找可食之物，便是活下去的唯一途径，于是人世间一切可食之物，都在人们寻觅的范围，以致饥荒年代的食品，五花八门，奇奇怪怪，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
注：本文节选自本人著作《历史并未远去》。十年前，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曾被人民出版社拟作为重点书目推出。但该社两次送审，均未通过。故只能在电脑里沉睡至今。希望本人于有生之年，能看到此著得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