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张西望】作者：赵士林

一

今年5月16日，是516通知发表54周年。54年前的今天，一场摧残民族达十年之久的浩劫正式开场。这里想指出的是，516通知前后，尽管彭陆罗杨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当其冲地被押上文革的祭坛，毛也一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场浩劫的第一波受害者，却是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文教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高校教授，著名演员等。这也是516通知的明确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众所周知，早在516通知发表前一年，1965年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实际上就吹响了文革的号角，就是说，文革是拿知识分子祭刀。516通知发表后，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系统化的政治迫害全面铺开。他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受到的精神羞辱和肉体残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仅1966年一年，大批知识分子就厄运当头。轻则批斗，重则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傅雷夫妇、邓拓吴晗老舍陈梦家严凤英上官云珠杨朔罗广斌等都在这一年自杀。被活活打死的如卞耕耘等、瘐死狱中的如田汉等，更是不计其数。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文革结束，一批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被“解放”了，知识分子却一直背负“臭老九”的恶名，被歧视，被羞辱。

简单追溯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迫害，却是由来已久，文革不过是这个历程的极端化疯狂化的巅峰状态。

二

我们简单列一个年表吧。

1 1950年，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毛称：“这部影片有问题，不是宣传爱国主义，而是宣传卖国主义，影片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部影片应该批判。”

2 1950年，直到文革，开展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乃至优生学的批判，称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的反动的伪科学。谈家桢等一大批生物学家自我批判。

3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将清代乞讨办学的教育家武训诬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美化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很快演变成全国性的批判。郭沫若、田汉、夏衍等纷纷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检讨。《武训传》的批判使中国国产电影数量锐减。

4 1951年～1952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以高校为主的教育界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来扩及文艺界直至整个知识界。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迫作自虐式的检讨，如朱光潜的检讨文章题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5 1952年《人民日报》开始批胡风，称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对其开始了批判，1954年，胡风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2100人受到株连。

6 1953年1月， 《人民日报》发表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的文章，攻击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 、“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

7 1953年，批判梁漱溟，毛称：“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8 1954年，批判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同时捎上胡适。毛称：“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9 1955年年至1957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10 1955年，批判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对李森科的质疑，称他攻击苏联政府。

11 1957年反右派运动，55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

12 1957年至1960年，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

13 1957年，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

14 1958年，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将心理学说成“伪科学”。

15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的社论,号召高等学校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进行学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的群众运动涉及文史哲、政治、财经、教育、心理、新闻等许多学科领域。

16 1959年，批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写真事”。

17 1960年，教育领域全面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学术批判运动，“拔白旗，插红旗”。一批对“大跃进”、“大革命”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视为“白旗”。当时有一个学院共拔掉大小“白旗”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6人,占全体教授、副教授总数的50%。

18 1961年-1962年，批判小说《刘志丹》，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进行一大发明”，批判昆曲《李慧娘》，批判京剧《谢瑶环》，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不夜城》等。批判邵荃麟“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

19 1963年，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论，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

20 1964年，批判孙冶芳讲“价值规律”“利润挂帅”，康生派出70人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围剿孙冶方。

21 1965年，戚本禹发文不点名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M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最荒唐的是，在看似远离意思形态的自然科学领域，从建国初到“文革”，竟也搞了三十多次批判，批判的荒唐野蛮令人瞠目结舌：在遗传学领域，否定摩尔根学派，认为它是“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宇宙学领域，把宇宙学研究的有限、无限之争，粗暴地定性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争；在生物学领域，大批分子生物学，指责分子生物学创始人薛定谔搞“现代还原论”，“最后把一切还原为上帝的精英杰作”、“完全符合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医学领域，将德国著名医学家威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定性为“形而上学局部论”，威尔和则被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凶恶敌人”；在天体物理学领域，黑洞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本”和“预言宇宙末日的谬论”；把大爆炸宇宙论作为唯心主义典型进行批判，认为它“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大批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他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则被诬为“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此外，心理学、控制论、共振论等学科被斥为“伪科学”，
批判电子计算机的说法更令人咋舌：“资产阶级把电子计算机吹的那么出神入化，其实是把计算机看成他们自己的化身，或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计算机的代表，用以骗人骗己，麻痹人民的意志，转移阶级斗争的方向”。

建国至WG爆发17年，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迫害连绵不断，运动每年都有，有时一年几次。WG爆发，则连锅端，所有古今中外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化遗产都是毒草，在“破四旧”中摧毁殆尽。所有高级知识分子无一幸免，文革前整人的，被整的，活着的，死去的，都接受了WG的“最后的审判”。这当然不是上帝的“最后审判”，而是撒旦的“最后审判”。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纳粹的焚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M才得意地夸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三

为什么连绵不断地掀起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直接的原因是M对知识分子的定性。

1956年，毛将知识分子定性为小资产阶级。

1957年2月，毛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认为“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完成了这个转变”。同年3月，毛又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8年3月，毛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理论，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的范畴，这个观点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被正式接受和确认。

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认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周请毛对这个问题表态，毛没有说话。同年8月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认为：“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

1964年7月，经毛修改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认为：“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的人很少。”

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则秉承毛的旨意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尽管在某些时期，毛也讲过“没有知识分子也行”是蠢话、“老九不能走”，但那只是拿知识分子当工具，知识分子动辄得疚的政治境遇根本没有改变。

一手遮天的毛这样对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境遇就不难逆料了。

四

耐人寻味的是，毛逝世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尽管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发生了根本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类似M时代的大批判仍不绝如缕，某些时期还形成小运动。如批《苦恋》、批朦胧诗、批裸体画、批《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清污、批人道主义、批宪政、批普世价值、整肃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等。

其实，再往前延伸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整肃，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乃至杀害王实味就已开始，王实味事件实际上已经奏响了文革的序曲。

文革的逻辑一以贯之，十年浩劫前后都存在着这个文革逻辑。因此，这个逻辑不仅出自于毛的意志，也是体制的内在需求和意识形态的使命。

五

为什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普遍陷入悲惨境地？

从逻辑上说，文革千真万确地就是“革文化的命”，既然是革文化的命，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担者和赓续者，陷入厄运是必然的。收拾知识分子可说是“革文化的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历史上看，文革源出于所谓“反智传统”。余英时教授在写于1976年的文章《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个反智传统。古代中国三个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儒道法中的法家和道家都鲜明地体现了反智也就是反对知识文化的倾向。

法家如商鞅反“六虱”（仁义诚信孝悌”），韩非子《五蠹》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英明主子统治的理想国不需要文化，刑法就是教科书；不需要经典，有问题就请教官吏。因此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到李斯的焚书，法家一直在烧书，这就是法家的反智，法家的“WG”。

道家则主张“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

道家的理想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即可，绝对不能让他们有思想，有文化，有智慧，那样就难以治理，天下大乱。

道家的“愚民”，就是道家的反智，道家的WG，它直接启发了秦始皇的“愚黔首”，也就是愚弄老百姓。

儒家本来主智，但汉以后儒法合流，儒家法家化，所谓主智，也被君尊臣卑的“礼法”所阉割。

余英时感慨，“反智主义”在中国“自古已然，于今尤烈”。我们看文革正是反智的巅峰。为什么要反智？思想统治、舆论一律、愚民的需要。垄断型的政治都必然要反智，都必然要反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富于怀疑精神和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都必然要搞文革。因为垄断型政治最怕民众有思想有文化。有思想有文化就意味着民众的觉醒，就意味着怀疑和批评，就意味着冲破思想统治、舆论一律。

半个世纪前的文革，从迫害教授开始。半个世纪后，又开始迫害教授。2017年的一天，山东建筑大学，一大批类似文革红卫兵的暴徒包围打砸了邓相超教授的家，还殴伤了一位支持邓相超教授的义士。这些暴徒非但没有受到惩处，被围攻的邓相超教授倒被免除了一切职务。接下来，一个个教授被开除，被退休,被约谈，被训诫，被批判……

因此我说，文革从来没有离去，文革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