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在《七十年代》编辑部，前排李怡、著名右派林希翎，后排编辑方苏、金钟。 （作者提供）

◎金 钟／前开放杂志总编辑

香港是一个创造神奇的地方，我有幸在那里度过难忘的岁月，从事传媒出版工作。见证英国殖民地的终结和共产党特区的初期管治，也欣赏过形形色色的传奇人物，包括金庸、费彝民，评论他们非凡的一生。今天面对的是李怡，这位前共产党的吹鼓手和后来享有高度话语权的评论家，不久前在台北过世，备极哀荣，总统不缺席。他留下一部篇幅浩繁的《失败者回忆录》。为自己也为他显跃的那个时代树碑立传。因缘际会，我曾是他描述的众多事件与人物的见证者与批评者，应在此回忆录中有所感悟，并剖析受众费解的洗红密码：

一、成与败？书名缺乏诚意︰

粉丝不理解，这样大的捧场，何须以「失败者」自谦？他对失败的解释是：「回顾我一生的追求，不断的感受理想破灭、价值败坏的悲哀。」又说一个人的成功，勇气才是他的永恒。承认他「自由论政，成全了可以无愧的漫长人生。」再次肯定自己的成功，却以一个改造世界的豪杰姿态说失败。欲盖弥彰而逻辑混乱，权威的《时代》杂志办了一百年，从未以「失败者」的悲哀，哗众取宠。

二、一生论政，两种评价︰

失败者对其一生划为上下两半场。上半场办杂志一九七○～一九九八，重点在海峡两岸，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并对台湾民主化发挥作用；下半场进入香港九七后，政界传媒社会全面沦落，在「苹果日报」写评论，对香港年轻一代产生影响……这是通吃两岸三地的自我肯定，并自诩下半场的价值更高。但他不久前说过：「回顾我的一生最重要也是赋予我生存价值的经历，就是创办了《七十年代》月刊。」现在他作了重大修改──另类评价则是一位香港名嘴对我说的：「李怡最善于投靠权贵」（此兄同情我的遭遇，说我「打落牙齿和血吞」）。今天盖棺论定，权贵者，即中共权力与传媒大亨，是为两半场的实质所在。

先说说香港两大报占据市场超过八十％，占领话语权的诱惑不言而喻。失败者主编论坛版九年，还有其他专栏不计，他张扬张季鸾的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指老板偏重民主党，冷落勇武派。殊不知正是他自私公行，肇开恶例，利用特权在「苹果」上连载个人「回忆录」二百篇。这是无视报章作为大众喉舌的「公器私用」。而且全书庞杂滥写，得意忘形。有卖广告渔利笼络人缘之嫌。

三、《七十年代》与保钓︰

李怡从一名文艺青年跨足左派文化界，以创办四年《伴侣》半月刊获得港共领导重视，一九六七年投入「反英暴动」，做港澳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暴文宣」。此节避嫌，只说「作为六七暴动的边缘参与者」，「经历奋勇、激进、沮丧、幻灭的情绪冲击……处于彷徨中」。一九七○年二月，创办《七十年代》月刊，是骄傲起点。 「取得左派出版界领导人蓝真的同意和支持。」确定了投资人和大公报提供主要的写手，加上印刷、发行系统的方便，政治意识则定为「反美、反越战、反日本军国主义，不宣传中国」。据悉回避了当时港共内部的文宣方针：「反苏、反蒋、反托」。 （其时国外反文革最力是苏修、蒋台、托派三家。「托派」原是中共的一个派别，文革中在香港很活跃。）并掩饰亲共身份，和金庸明报挑战文革有云泥之别。

恰遇一九七○年前后在美国爆发的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杂志出手予以支持，赢得海外不少读者和作者，成为杂志不竭的资源。李怡承认「保钓和《七十年代》获中共掌权者的青睐……更接近中共权力」，结果，「变成亲共的统一运动，成为对权力的依附。」──身为总编辑刊登粉饰文革的文稿影响很大。例如翻译杨振宁和周恩来五小时的谈话，「非常有用」，带领了外国学者专家的访华潮，然后杂志再发表他们在大陆被刻意安排的观感，扩大宣传。此时之李，已昂然出台充当海外统战的前线指挥。不止一批赴北京朝圣的旅美留学生都在香港经过他的安排，得以成行（保钓人大批进入联合国任翻译，就是周恩来见李我焱的指示）。迎来送往，共享「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他的杂志被港人讥为香港「梁效」（北京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回忆录辩称，他在文革后几年「虽登了不少歌德文章，但没有主动为文革派张目」。何谓张目？杨振宁在纽约声嘶力竭吹捧毛泽东和文革精神、赵浩生多篇「批林批孔」文章，算不算张目？ （待续）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