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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 月, 2024 2:47 上午

(龚祥瑞教授、罗豪才教授与学生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王明远 思之讲坛 2023-11-03  

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龚祥瑞教授。

十余年前,在法律出版社的朋友,送我一本该社新出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深以为意,而如今前两位译者李克强和杨百揆都以68岁的同样年龄,同样的原因,猝然离去,再翻起这本书,不禁又让人有悲从中来的感觉。

谈起这本书,还要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龚祥瑞教授谈起,他也是丹宁勋爵法律著作丛书翻译的总策划,更是译者们的亲密业师。

龚祥瑞生于1911年,浙江宁波人。1931年从沪江大学转入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师从钱端升、萧公权、张奚若等巨擘。1936年大学毕业后,蒙钱端升推荐,龚祥瑞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师从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开创者拉斯基(拉斯基也是一位政治家,后来曾经担任工党领袖,本来有机会入阁拜相,奈何英年早逝,错失了机会)。

龚祥瑞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学者的点拨,加上他的学术天赋,使得他成为民国时期极少有的,受到宪法学和现代政治学系统训练的人才之一。1940年,龚祥瑞收到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人联署的聘书,进入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可谓站在中国最高的学术起点。
可是,龚祥瑞所学的东西,在当时中国俨然如“屠龙之术”,无用武之地。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造就一个强大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基本工业化,是当时人们感觉最急切要达到的目标。
即便是在知识界,也普遍忽略建立一个权力受到充分监督的政府,对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反而大家都觉得,如果能有一个政治集团或领袖人物,能够带领民族走出苦难,我们宁可把自己拥有的权力让渡给他们。正所谓民主科学让位于富国强兵,民权让位于救亡图存,事后也证明,中国人为这种急功近利付出了代价。
所以,龚祥瑞纵然通晓古今中外法治之道,必然不会被内心急于集权的国民党所接受(虽然国民党不得不做一点宪政的表明文章),也在当时民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市场。
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时候,龚祥瑞毅然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即使他到晚年也不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令他欣慰的是,建国初期旧社会的很多弊病被革除,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民享受到久违的安定。
但是龚祥瑞教授及他所坚守的法学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因为他的法学思想系从西方学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更与新社会格格不入。1954年,龚祥瑞教授进入北大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检讨、自我思想改造,彻底肃清以往接受的“思想毒素”,而他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与导师划清界限的《批判拉斯基改良主义的国家学说》(《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9月)。
龚祥瑞当时的确是抱着一种诚意自我反省态度,重新塑造自我,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他仍没有多少机会从事教学科研,多数时间用在了下乡劳动改造、社教和四清。最悲惨的则是那十年,龚祥瑞被无数次批斗,而批斗自己的很多人是曾经教过的学生,周围看着长大的孩子。
在最严重一次批斗中,学生们愤怒地殴打年过半百的龚教授,他腿上的一块肉被打掉;当年西南联大同事的妙龄女儿,竟然兴奋地看着他在游街中丑态百出——这一切让他感觉到很多年青一代人性的异化沦丧,更让他感受到法律对于维护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和正义,是多么的重要!
1968年,已经57岁的龚祥瑞教授被疏散到北大在江西鄱阳湖畔开设的实验农场,继续接受改造。龚教授在这里负责放牛,终日起早贪黑与牛为伍,吃不饱、住不暖,同事去南昌进城办事,捎回来一包萝卜干,即是难得美味。到1971年回北京的时候,龚先生牙齿已经掉光,并且患上了肺结核,颇显老态龙钟。
1980年,已经69岁的龚祥瑞教授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他自称开始进入“学术黄金期”,而当时人均寿命也不过63岁,换到现在,龚祥瑞先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这个“黄金期”迟到了近40年。
经历了半世纪沧桑变幻的龚祥瑞教授,此时下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给学生,只有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持久才能安定,守护每一个人。龚教授以及王铁崖教授、罗豪才教授可谓爱生如子,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尤其是龚教授把自己并不宽敞的家中开辟出一个“公法学沙龙”,自己备好花生米、酒,供大家闲谈阔论之余品用。
而他的学生们,多数也都被十年动乱耗费了大半青春,此时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学习教授们大半生心血积累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公法学沙龙”的法律系学生王绍光、李克强、陈兴良、王建平、陶景洲、刘凤鸣,以及国际政治系学生杨百揆、刘庸安,在龚教授看来,都是国之栋才。

(龚祥瑞教授、罗豪才教授与学生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此时,龚祥瑞教授获得了英国上诉院院长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丹宁勋爵担任英国最高级法官30多年,依据判例经验,推动了英国司法改革,促使普通法系判决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被视为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尤其是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指出,“所有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必须不断制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程序,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才能实现公正。目睹了太多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龚祥瑞,对此感同身受,他立即在自己的同学中物色翻译人选,把这套丛书介绍给国人。
法律系77级的李克强无疑是理想人选之一,他极其刻苦,不仅法学理论学地好,还特别有思想原创性,毕业前后就写下多篇学术论文。李克强外语底子很弱,但是经过这几年努力,突飞猛进,还翻译了《英国宪法资料》,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用,由他来翻译这本书,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国际政治系的杨百揆也是一个理想人选,杨百揆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入学后不仅是学霸,更是因为被北大学生会推举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有模有样地跟其他几位候选人辩论(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也对此表示谨慎支持,派人认真了解情况,以为完善基层自治做参考),成为北大风云人物之一。刘庸安则是从1967年起在外文印刷厂做了11年工人,业余最大爱好就是读外文书,因此,对翻译这一行也不陌生。
三位同学虽然课程非常紧张,但是翻译工作一丝不苟,据刘庸安回忆,他们会对一个词语或句子的译法反复推敲,然后再去请教龚教授。一次,李同学在西苑饭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恰好与季羡林先生分到同一间居室,李同学趁机请教季先生书中的一个古英语词汇怎么翻译,没有想到,第二天季先生特意回家中查询辞书,为李同学指出这个词语的几种译法。
到1982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法律的正当程序》基本完稿了。1984年龚祥瑞教授访问英国,经英国一些律师的引荐,终于有机会和丹宁勋爵见面。丹宁勋爵此时已经85岁高龄,但是为了体现对中国客人的尊重,竟然乘坐出租车,亲自从家乡来到伦敦与龚祥瑞教授见面。当龚祥瑞教授拿出《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文译文,展示给丹宁勋爵,并告诉他,他的著作在中国深受法律界年轻人欢迎的时候,丹宁勋爵激动地老泪横流,欣然为中文译本写下了序言。
接下来,有必要再谈谈这四位北大师生后来的故事。龚祥瑞教授活到了85岁,于1996年去世。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忘我地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培养法学人才。用他的话来说:培养中国法治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完成了的学术自传,题目为《盲人奥利翁》,他认为自己就像希腊神话中苦苦追寻光明的奥利翁一样,没有等到光明即已去世,他寄希望于后人努力,把法治的光明普照中华大地。

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大口喘着气,告诉来看望他的青年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们:“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他去世两年后,李克强开始主政河南,继而担任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他在河南施政中提出政府要接受人大监督,并且坦诚自己也愿意接受各方面监督批评;他在辽宁指出,加强法治建设,构筑“法治辽宁”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后人总结为“东北振兴、法治先行”,这无疑对解决当下东北发展困局有启示意义。
2013年他担任共和国第七任总理后,不断强调: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对于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只有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只有以权力“瘦身”,才能为廉政“强身;不仅要监管老百姓,还要监管监管者,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这些无一不道出了法治社会的真谛,无一不显示出丹宁勋爵和龚祥瑞教授法治思想对他的影响。
经过他的努力,从2013年到2022年,中央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区市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行政审批被拿掉,政府权力大大瘦身;他力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如今各级财政供养部门都要依法公开经费支出信息、供养人员数量,公民也可以依法申请某些信息的公开;他主导各级政府制订《行政程序条例》,主持制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力推政府按规矩行使权力。可以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行政领域法治化前进了一大步。
而另一位主要译者杨百揆在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从事学术工作,延续了龚祥瑞先生的事业。他接着翻译了丹宁勋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法律的训诫》,此后又撰写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美国总统及其选举》、《西方文官制度》等著作,成为最早引入现代政府管理理念的学者之一。
在杨百揆晚年岁月,笔者与他有所接触。他仿佛看淡了所有一切,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过去,更从来不提及与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交往,也很少对历史或政治发表置评,每次都是闭目养神,听大家的讨论。他的家人都移居加拿大,唯有他还留恋不舍得离开中国,他每天很规律地在早上发表一条朋友圈,不多不少,只有一条。2019年8月,笔者多日不见他推送朋友圈,原来68岁的他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家中,直到数日之后邻居才发现。
最后一位译者刘庸安先生,毕业后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先是成为一名出色学者,撰写了大量介绍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文,为我们反思苏联模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继而担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主持翻译、出版了诸多优质政治学、法学书籍,使得该社成为我国最优秀的思想理论方面出版机构之一。
文章的末了,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法治思想从无到有,从涓涓细流到成为社会共识,正是像钱端升、龚祥瑞和他的学生们,一代代“播火者”不断推动的结果。而我辈凡人,虽然不能通过思想和权力改变社会,但是仍应该从我做起,关心法治建设,坚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全体国民自身不断努力,才能真正让法治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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