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 思之讲坛 2023-11-03 Posted on 广东
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 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龚祥瑞教授。
十余年前,在法律出版社的朋友,送我一本该社新出的《
谈起这本书,还要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龚祥瑞教授谈起,
龚祥瑞生于1911年,浙江宁波人。
龚祥瑞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乃至世界最优秀学者的点拨, 加上他的学术天赋,使得他成为民国时期极少有的, 受到宪法学和现代政治学系统训练的人才之一。1940年, 龚祥瑞收到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人联署的聘书, 进入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可谓站在中国最高的学术起点。
可是,龚祥瑞所学的东西,在当时中国俨然如“屠龙之术”, 无用武之地。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造就一个强大政府, 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基本工业化, 是当时人们感觉最急切要达到的目标。
即便是在知识界,也普遍忽略建立一个权力受到充分监督的政府, 对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反而大家都觉得, 如果能有一个政治集团或领袖人物,能够带领民族走出苦难, 我们宁可把自己拥有的权力让渡给他们。 正所谓民主科学让位于富国强兵,民权让位于救亡图存, 事后也证明,中国人为这种急功近利付出了代价。
所以,龚祥瑞纵然通晓古今中外法治之道, 必然不会被内心急于集权的国民党所接受( 虽然国民党不得不做一点宪政的表明文章), 也在当时民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市场。
所以,龚祥瑞纵然通晓古今中外法治之道,
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时候, 龚祥瑞毅然选择了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即使他到晚年也不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令他欣慰的是, 建国初期旧社会的很多弊病被革除,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人民享受到久违的安定。
但是龚祥瑞教授及他所坚守的法学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 反而因为他的法学思想系从西方学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 更与新社会格格不入。1954年,龚祥瑞教授进入北大任教,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检讨、自我思想改造, 彻底肃清以往接受的“思想毒素”, 而他在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与导师划清界限的《 批判拉斯基改良主义的国家学说》(《北京大学学报》, 1956年9月)。
龚祥瑞当时的确是抱着一种诚意自我反省态度,重新塑造自我,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他仍没有多少机会从事教学科研, 多数时间用在了下乡劳动改造、社教和四清。最悲惨的则是那十年, 龚祥瑞被无数次批斗,而批斗自己的很多人是曾经教过的学生, 周围看着长大的孩子。
在最严重一次批斗中,学生们愤怒地殴打年过半百的龚教授, 他腿上的一块肉被打掉;当年西南联大同事的妙龄女儿, 竟然兴奋地看着他在游街中丑态百出—— 这一切让他感觉到很多年青一代人性的异化沦丧, 更让他感受到法律对于维护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和正义, 是多么的重要!
1968年, 已经57岁的龚祥瑞教授被疏散到北大在江西鄱阳湖畔开设的实验农 场,继续接受改造。龚教授在这里负责放牛, 终日起早贪黑与牛为伍,吃不饱、住不暖,同事去南昌进城办事, 捎回来一包萝卜干,即是难得美味。到1971年回北京的时候, 龚先生牙齿已经掉光,并且患上了肺结核,颇显老态龙钟。
1980年,已经69岁的龚祥瑞教授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 他自称开始进入“学术黄金期”,而当时人均寿命也不过63岁, 换到现在,龚祥瑞先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这个“黄金期” 迟到了近40年。
经历了半世纪沧桑变幻的龚祥瑞教授,此时下定一个决心, 一定要把法治的理论和信念传递给学生, 只有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持久才能安定,守护每一个人。 龚教授以及王铁崖教授、罗豪才教授可谓爱生如子, 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 尤其是龚教授把自己并不宽敞的家中开辟出一个“公法学沙龙”, 自己备好花生米、酒,供大家闲谈阔论之余品用。
而他的学生们,多数也都被十年动乱耗费了大半青春, 此时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如饥似渴学习教授们大半生心血积累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 公法学沙龙”的法律系学生王绍光、李克强、陈兴良、王建平、 陶景洲、刘凤鸣,以及国际政治系学生杨百揆、刘庸安, 在龚教授看来,都是国之栋才。
(龚祥瑞教授、罗豪才教授与学生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 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 王建平)
此时,龚祥瑞教授获得了英国上诉院院长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
尤其是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指出,“ 所有权力都是可以被滥用或误用的”, 必须不断制定出新的法律和新的司法程序, 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才能实现公正。 目睹了太多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龚祥瑞,对此感同身受, 他立即在自己的同学中物色翻译人选,把这套丛书介绍给国人。
法律系77级的李克强无疑是理想人选之一,他极其刻苦, 不仅法学理论学地好,还特别有思想原创性, 毕业前后就写下多篇学术论文。李克强外语底子很弱, 但是经过这几年努力,突飞猛进,还翻译了《英国宪法资料》, 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用,由他来翻译这本书,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国际政治系的杨百揆也是一个理想人选,杨百揆是文革中的“ 老三届”,入学后不仅是学霸, 更是因为被北大学生会推举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候选人, 有模有样地跟其他几位候选人辩论( 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也对此表示谨慎支持,派人认真了解情况, 以为完善基层自治做参考),成为北大风云人物之一。 刘庸安则是从1967年起在外文印刷厂做了11年工人, 业余最大爱好就是读外文书,因此,对翻译这一行也不陌生。
三位同学虽然课程非常紧张,但是翻译工作一丝不苟, 据刘庸安回忆,他们会对一个词语或句子的译法反复推敲, 然后再去请教龚教授。一次,李同学在西苑饭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恰好与季羡林先生分到同一间居室, 李同学趁机请教季先生书中的一个古英语词汇怎么翻译,没有想到, 第二天季先生特意回家中查询辞书, 为李同学指出这个词语的几种译法。
到1982年他们毕业的时候,《法律的正当程序》基本完稿了。 1984年龚祥瑞教授访问英国,经英国一些律师的引荐, 终于有机会和丹宁勋爵见面。丹宁勋爵此时已经85岁高龄, 但是为了体现对中国客人的尊重,竟然乘坐出租车, 亲自从家乡来到伦敦与龚祥瑞教授见面。当龚祥瑞教授拿出《 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文译文,展示给丹宁勋爵,并告诉他, 他的著作在中国深受法律界年轻人欢迎的时候, 丹宁勋爵激动地老泪横流,欣然为中文译本写下了序言。
接下来,有必要再谈谈这四位北大师生后来的故事。 龚祥瑞教授活到了85岁,于1996年去世。 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忘我地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培养法学人才。 用他的话来说:培养中国法治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唯有实现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的繁荣安定, 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政策延续性。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完成了的学术自传,题目为《盲人奥利翁》, 他认为自己就像希腊神话中苦苦追寻光明的奥利翁一样, 没有等到光明即已去世,他寄希望于后人努力, 把法治的光明普照中华大地。
他去世两年后,李克强开始主政河南,继而担任辽宁省委主要领导。 他在河南施政中提出政府要接受人大监督, 并且坦诚自己也愿意接受各方面监督批评;他在辽宁指出, 加强法治建设,构筑“法治辽宁” 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后人总结为“东北振兴、 法治先行”,这无疑对解决当下东北发展困局有启示意义。
2013年他担任共和国第七任总理后,不断强调: 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 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对于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 法无授权不可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只有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只有以权力“瘦身”, 才能为廉政“强身;不仅要监管老百姓,还要监管监管者, 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 这些无一不道出了法治社会的真谛, 无一不显示出丹宁勋爵和龚祥瑞教授法治思想对他的影响。
经过他的努力,从2013年到2022年, 中央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 各省区市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行政审批被拿掉, 政府权力大大瘦身;他力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 如今各级财政供养部门都要依法公开经费支出信息、供养人员数量, 公民也可以依法申请某些信息的公开;他主导各级政府制订《 行政程序条例》,主持制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力推政府按规矩行使权力。可以说, 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行政领域法治化前进了一大步。
而另一位主要译者杨百揆在大学毕业后, 来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从事学术工作,延续了龚祥瑞先生的事业。 他接着翻译了丹宁勋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法律的训诫》, 此后又撰写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美国总统及其选举》、《 西方文官制度》等著作, 成为最早引入现代政府管理理念的学者之一。
在杨百揆晚年岁月,笔者与他有所接触。他仿佛看淡了所有一切, 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过去,更从来不提及与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交往, 也很少对历史或政治发表置评,每次都是闭目养神,听大家的讨论。 他的家人都移居加拿大,唯有他还留恋不舍得离开中国, 他每天很规律地在早上发表一条朋友圈,不多不少,只有一条。 2019年8月,笔者多日不见他推送朋友圈, 原来68岁的他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家中, 直到数日之后邻居才发现。
最后一位译者刘庸安先生,毕业后到中央编译局工作, 先是成为一名出色学者, 撰写了大量介绍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文, 为我们反思苏联模式,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继而担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主持翻译、出版了诸多优质政治学、 法学书籍,使得该社成为我国最优秀的思想理论方面出版机构之一。
文章的末了,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法治思想从无到有, 从涓涓细流到成为社会共识,正是像钱端升、龚祥瑞和他的学生们, 一代代“播火者”不断推动的结果。而我辈凡人, 虽然不能通过思想和权力改变社会,但是仍应该从我做起, 关心法治建设,坚守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只有全体国民自身不断努力,才能真正让法治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