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普通的中国家庭。
父亲早年抛妻弃子,二十年对妻儿不闻不问,老了半身瘫痪,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他不肯住疗养院,在家有人照顾也不满意,两个月换了四个阿姨。
谁能侍奉这么难伺候的主?还得是他曾背叛过的前妻——虽然她牺牲自我,本意只是心疼儿子,但结果都是她回来给前夫当“保姆”。
也就是说,这个爹和妈回到儿子身边的初衷就不一样:爹是来索取的,妈是来奉献的。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儿子为了“一家人”住一起,更好地照顾父亲,想要重修一下老房子。改建后的新房里,父亲的房间独占一层,最为宽敞舒适,甚至还有他的茶吧、院子、假山、棋桌,小夫妻的房间至少也有工作台和休闲区,连猫都有属于自己的“猫别墅”。
所有人都被精心考虑到了,但留给老母亲的,给人的观感就像是洗衣干活的“保姆房”,唯一为她精心考虑的就只有厨房,用儿子的话说,那都是为了“方便母亲今后洗衣服做家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房屋改装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个父亲作为残疾人如何便利地享受生活,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健全人,本可以更好的活动能力,但屋内完全没有留出空间给她打乒乓球,她的爱好完全被阉割,变成马桶上方的装饰品,这实在是太讽刺了。
原本这只是《梦想改造家》的一期装修故事,播出后却遭到全网声讨,被骂出了圈,有人尖刻地嘲讽:“谁说中国不能拍出恐怖片?”这里的恐怖之处在于,母亲的付出,被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视为天经地义。
连家庭内部都是“按闹分配”:父亲如此任性,结果是儿子认为必须先取悦他(“爸爸开心最重要”),而母亲是来帮他尽孝的,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要求,最终所有的设计也就都围绕着让她如何干好这份母职展开。
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只要看看这一家的住宅空间布局就能一目了然——想想看,现在城市中产家庭远比上一辈更精心布置儿童房,这本身就是孩子重要性上升的彰显标志。
相比起来,在我老家乡下,很多人家翻建楼房之后,老人却仍然住在旁边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你在自己家里占据多大空间、能拥有什么样的配置并伸展自我,就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家长在分配资源时内心认为你应该得到多少。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她们被困在自己的角色身份中,哪怕做出了许多超常的自我牺牲,却都被看作理所应当。
身为女性,哪怕她曾遭背叛,在法律上也早就不是他妻子了,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孝心,还得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回来帮助收拾这些烂摊子,而她自己似乎不需要得到照顾,因为母亲被默认为是“照顾者”而非“被照顾者”。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暴力”:当一个人身处某个结构时,别人就会按照他/她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待之。
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对“人”的特殊理解,只有那些“全乎人”才享受完整意义上的权利,而那些社会边缘人则只有一些打折的权利,甚至可以被肆意凌辱:
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
在以往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里,当有人在门口喊:“屋里有人吗?”有些地方的老一辈妇女甚至会习惯性地回答:“屋里没人。”难道她自己不是人吗?因为在那样的传统价值观里,只有成年男性才具备完全的社会活动能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卡罗琳·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默认以成年男性为“标准设置”,“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她们的特定需求被无视,而她们的劳动(特别是无偿的照护工作)、妥协和牺牲则被看作理所当然。
确实,女性很难被看见。千百年来,注重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社会,为所有人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角色规范,虽然它也允许某种弹性,但那都有一个阈限,仿佛看不见的透明天花板。
基于此,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服务于家庭大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正当化,否则就可能成为受人侧目的特例——身为人母的奉献牺牲得到鼓励和赞扬,但她甚至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丈夫一样的待遇。
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为人所知,很多年前就有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一位妈妈总是将更有营养的鱼身给儿子吃,托词说“妈妈爱吃鱼头”,而儿子成年后,仍然将鱼头留给妈妈,因为据说“妈妈爱吃鱼头”。
不过,在当时,这被看作是一个“儿子要学会如何体谅母亲”的问题,而不是“母亲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的问题。
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事件的舆论哗然,好歹也算是一点进步,毕竟,在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时代,连这样的翻车都不会发生,因为人们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现在,至少是女性,大多都会本能地嗅出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这个住宅改造的故事里,母亲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反抗,而是屈抑自我,以极大的耐性承受了下来,她甚至说,对前夫当初背弃家庭也并无怨恨:“没恨,就不恨,之前也没恨。不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假如恨的话,自己也会很痛苦。”
这种“宽恕”以前或许被看作是美德,然而对新一代女性来说,这更像是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逆来顺受,并且和童话不同,如今逆来顺受已被证明并不能换来幸福。
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这很难被年轻一代肯定为一个“美满家庭”的童话,倒是被普遍视为一个“恐怖故事”。教训很清楚:只有明白无误地大声说出自身的需求和权利诉求,才能迫使他人不能无视自己。
日本学者关根英二的法国妻子一再提醒他“我不是你妈”,这种与日本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直白声诉让他心烦意乱,然而却再也不能忽视她的主张。
实际上,那位母亲的需求之所以被无视,极有可能是因为她长期对家里两个男人的无条件容忍,不曾坚持自己应得的权利。
吊诡的是,这一期《梦想改造家》虽然对这个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无所察觉,但正因此,它倒是毫无遮掩地真实呈现了问题本身,只不过所起到的效果恐怕是节目组全然始料未及的。
长久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乃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黑箱,往往只有自家人才知道,但现在,通过家居改装设计,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进入了公共讨论,激起无数人的关注和反思,这至少是改变的第一步。
诚然,对设计师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只能遵从主人家的要求,毕竟这是他们在居住使用。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梦想改造家》之前有一期翻车,正是因为设计师没有充分考虑主人家的要求,将农村住宅改造成红砖房;而这一次,当舆论期望它反抗主人家的不合理要求时,它却又没这么做。
本来,建筑设计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美国建筑评论家莎拉·戈德哈根就曾说:“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能让更多人平等地享有绿色生态、自然光线和宽敞空间,就越能改善人的处境。
在这方面,国内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改善,何止是住宅内部,我们的社会公共空间,也大多都是为“主流人群”设计的,无障碍设施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只是做做样子,仅此就不难看出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少被看见。
没有这样的反思,仅仅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就像那一家的房屋虽然翻新改造,但母亲的困境却没有任何改善。
事实上,那种以成年男性为默认标杆的社会,到了工业时代可能还强化了,因为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产品,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人,只能适应极少数标尺,不被看见的不仅是女性,还有残疾人等种种非主流群体。
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应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但它并不会自动到来,我们首先得看见那些需求和处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