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3月 1, 2024 9:46 下午

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作者:洪耀南 来源:思想坦克  2023 年 12 月 4 日

前言:习近平全面掌权的历史偶然

我们要了解习近平统治的政治策略与思维之前,必须要先了解习近平的历史任务,从时间轴来看,习近平强化独裁地位的开始,可以说是从2017年发动修宪开始,直到2018年修宪成功最为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一次的限制。

鉴往知来,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纳粹政权希特勒,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总统普丁,都是用取消任期制来巩固独裁政权,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做为检视一个国家开始走向或强化独裁的重要指标之一。

现实的必然:习近平强化极权统治

2022年底,中共进入二十大阶段,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高呼2049年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就现实的生命曲线来看,2049年时的习近平已高龄九十六岁,基于生命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又提了一个中程的目标,要在2035年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目标,这两个新的概念,可以视为是习近平强化独裁地位的统治思维。

端看习近平所提出的远大目标,他立论的基础从何而来?因为习近平的史观认知,一再展现出百年必有世界大变局的发生,1900年的八国联军占全世界当时GDP五成,2000年八大工业国(G8)GDP也有五成,只是把八国联军奥匈帝国换加拿大。但2018年时,G8的GDP占了全球的下降到34.7%,而中国就占了16.8%,代表东升西降,又举例来说,中国的人均所得如果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因为中国人口数是美国人口数的四倍,进而推论中国的影响力假定会高出美国的两倍。

归纳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打造「东升西降」的态势,而且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能耐,必须透过「2025年中国制造」及「2035年中国标准」等思维来实现。那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又有何不同?从习近平的视角来看,中国施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凸显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异,中国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已不可行,过去三百年的时间,西方的现代化仅有12亿人口的高收入国家,只占了全球的15.8%,但是,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却可实现全球18%人口的高收入,显然,习近平打造强国的思维中,不断强调人口、经济总量来区别与西方的不同。

事实上,中国皇权时按血统分配,中共取得政权之后,采取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改革开放之后部分的人先富,部分的区域先富,而决定谁先富或哪区域先富,上层是按照权力分配,中层是按资本分配,而最下层才是按劳动来分配。因此,中国官场的权力一直都很大,改革开放之后放任资本主义发展,习近平把资本家的权力收回,这就是按资本分配的用意,这也对应了过去一甲子中国经济发展所累积的分配严重不均现象。

从中国已固性化的分配架构,习近平要在2035年实践「共同富裕」的目标,必然会面临到三个陷阱,包括「毛泽东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及「修昔底德陷阱」 ,其中特别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此外,中国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先解决国内目前面临的三大困境,包括东西部发展不均、所得发展不均及城乡发展不均问题。

以习近平打击补教业为例来看,「双减政策」名义上是减轻父母经济和小孩学习的压力,但是,本质要解决是阶级问题世袭的固化,因为高所得的小孩势必能享受更多社会资源,而习近平压缩补教业的发展,达到平等的表征下,反而却是凸显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习近平的双减政策,却是让收入处于最后10%的家庭,小孩进入高中的概率却是低于平均9.3%,教育开支因而渐少了21%,学习时间也下降了9.19小时;相对于收入前10%的家庭,其小孩收入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教育开支增加了高达67%,每周平均学习时间则是上升10.37小时。

单就习近平推出的双减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社会平等的效果,反而让两个极端阶层的差距愈来愈大,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中国社会开始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氛围,甚至教育机构将英文课程改为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课程。除此之外,中国内部经济也同时爆发潜在的房地产危机,当前在中国拥有房地产的人几乎都是负债累累,许多中国民众反映出教育无法让低所得的人翻身,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又持续攀升,甚至许多省分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走回计画经济时期的作法,提出了青年下乡政策,这都凸显出习近平执政的荒谬。

极权衍生「习近平停滞」的经济问题

习近平的统治压力又有着难解的地方债务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针对中国地方债务的研究,他认为GDP升迁指标、「城镇化」、「基建」是造成地方债严重的主因,过去政府推动城镇化的政策根本是本末倒置,该研究提出正常的城镇化发展,应该是自然而然所形成,而不是以政策及计画性目标来推动城镇化,这样所带动的经济成长是短期,且成为地方政府表现政绩的工具,而却累积了地方债务不断增加的事实,2020年全中国的地方债已高达90兆人民币。

由于地方官员为了达到GDP成长的目标,「公共投资」及「基础建设」是常被中国政府拿来促进经济数据增长的手段,因此,改革开放开始,地方不断争取来自地方的政策挹注,彼此间也相互竞逐,「诸侯经济」不断投入推动许多效益不高的基础建设资源,而「城镇化」就成了提油救火的措施,进而让地方债务黑洞不断扩大且深化。

中国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对于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他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首先,地方债务由中央来承接其中的20%,而习近平确实也在今年(2023年)十月时,提出了一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来试水温缓解债务危机,习近平的假设是,如果这药方有效就会继续进行且扩大,倘若如此,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极有可能大量发行国债;其次,是采取「延期债务」的做法,从原本十年的债务偿还期限拉长延至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第三个建议便是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可用的资产,形成新的金融工具进一步让政府有能力来促发经济发展,而这也是为何有传出企业被追税及要求收回土地的传闻,许多在中国投资的台商曾反映,在中国设厂的土地被地方政府追回。

无论如何,从地方债务的现况来看,一旦中国对内的基础建设出现风险,政府的投资力道不如以往,那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地方的GDP表现,进而蔓延至对社会就业的问题,这都显示出习近平目前内政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也会是他第三任期内的重中之重任务之一;换言之,习近平在强化独裁的同时,他的统治问题会跟着浮现,而出现所谓的「习近平停滞」现象,倘若中国在今年以经济成长5%为目标,在中共二十大时期,又一直维持低速且缓步下滑的成长趋势,那么要解决高失业率、经济停滞的状态将更为困难。

小结:面对中国 台湾更要与全球友善同盟

由于中国正面临着内外交迫的压力,国际社会泛起对中围堵与去风险的气氛,中国内部又陷入经济低迷难以复苏的现实挑战,习近平的统治思维势必会因为接踵而来社会经济问题,进而开始转向统治模式,而这从2023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所举办的「拜习会」便可窥知,习近平似有向拜登示弱、放软的迹象,这也可以视为中国在走向强国的路径上,会有「策略转向」及「步骤调整」的意味。

但中国的政治生态,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弥漫着「向党中央看齐」的自我约束,以及以目前中央强压地方跟党走的做法,已不同于过去「以经济发展为硬道理」的状态,地方政府想要招商,但中央可能会有所限制,而习近平又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就算商业部门想要吸引外资进入,但国安部门的管控力道成了反作用,类似这样矛盾状况已是当前「中国的常态」,且一直存在。

基于此,习近平在外部环境不佳的考量下,改善国际关系或调整美中互动并非首要之务,反而会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让经济不好的压力转嫁在美国对中围堵使然,进而对内进行宣传及诉求。对台湾来说,必须思考如何利用「习近平停滞」来创造往后可能八至十年的发展愿景,善用有利的国际情势,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重组趋势,这并不是与中国脱钩,而是与西方国家有着「去风险」的共同意识,台湾产业能链结国际,并搭上全球「友善同盟」的列车,是我们需要努力及推进的方向。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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