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月 23, 2024 8:09 上午

作者:萧育和   来源:思想坦克 2023 年 12 月 4 日

我倾向认为历史并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论事,你就会发现个人的确能起作用。 ──季辛吉

当人们用「终于」(finally)来表述季辛吉的离世时,除了表达其惊人的长寿,以及所谓「战犯」指控外,言外之意也是对季辛吉所象征的某种外交思维的复杂情绪,一种与美国本土政治传统,以及「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格格不入的思想。

威尔逊主义的本质

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是通过维持权力的优势,以遏止国际体系中特定国家的好战倾向,相较于美国本土学界所发展的结构现实主义,季辛吉的现实主义更要求领导人在动武决心上的意志,对于人们经常把他的外交风格,与某种马基维利的刻板印象相连,他的自我表述是,他唯一看重的只有马基维利对于政治领导人决心的观点。

早在进入白宫决策圈之前,季辛吉就指出,艾森豪所诉求的「大规模报复」,在核战时代,只会让苏联产生测试美国底线的心态,既无助于谈判,也无助于实质的吓阻。季辛吉相信,要让威吓真实可信,有限度的核战争是更合适的威慑手段,必须让人们看到美国在「灰色区域」动武的决心。这个主张就现实主义来说并不出奇,但对于经历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原子弹轰炸的世界来说,主动挑起即便是小规模的核战,仍是骇人听闻。

作为现实主义的拥抱者,季辛吉相信战争有其正当性,但战争并非为战争而战争,战争的胜利是为了重建国际秩序,而非虚幻的和平。对于战争或和平的过度诉求,都会成为重建秩序的阻碍。季辛吉将「在胜利时刻知所节制」视为美德,「唯有后世能体认其可贵」,然而陷入战争迷思的同时代人却很少这么想,反而认为那是不必要的示弱。

季辛吉之所以与美国本土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在于他对威尔逊主义的态度。这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而是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自我道德优越性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在威尔逊主义建立一个让民主国家感到安全的国际环境的信念,是美国自我国家认同的延续,其普世主义色彩与诉求权力平衡的欧洲公法传统格格不入。威尔逊主义预设美国的建国经验是普世的,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加以复制,威尔逊主义并非空谈理念,在美国成为全球独霸,以全球为影响力范围时,其理念即转化为对全球民主政体的维持,拜登向习近平表达介选台湾的关心,即为一例,其背后的逻辑是威尔逊主义的延伸:只有民主国家集团,才能让地缘政治秩序永久和平。

对季辛吉来说,国家的政治体制从来都不是其现实主义的考量要点,在追求权力平衡的国际秩序中,威权国家并没有比民主国家更好战,人们偶尔有一种感觉,季辛吉与非民主国家领袖打交道如鱼得水,而与民主国家领袖则显得拘谨,并非错觉,主要是前者让他感觉可以就事论事,而后者则可能让他觉得得要分心回应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

对季辛吉来说,威尔逊主义的作用仅仅在于维系大国信誉。务实的外交家会选择撤兵越南,但现实主义不是务实,一旦选择撤兵,无疑给予共产集团可以持续试探底线的错误讯息。轰炸柬埔寨是季辛吉的人生污点,但对他来说,如果不以此吓阻北越,东南亚战争的结束将更加遥遥无期。尽管越南内战的结果不如美国所预期,然而,正如李光耀后来所说,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如今的东南亚已经赤化。

自况梅特涅

不能说季辛吉对民主没有好感,但在他看来,民主的政治环境经常造成现实主义外交的困扰。威尔逊主义本质上是美国内政的延续,其根本信念是如果所有国家都「美国化」,这个世界将会更加和平;对季辛吉的现实主义来说,美国民主国家的内政需求经常变成它被迫干预的理由,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既是压制苏联的现实主义外交,其外交成果也有帮助尼克森摆脱越战泥沼的内政需求。

在季辛吉看来,民主政体中似乎难以避免的意识形态对抗,经常成为务实外交的障碍,这是他对威尔逊主义的保留。在他看来,麦卡锡主义在战后美国的盛行,象征民主政体成为「极权式民主」的堕落,民主政体的精髓在于,输家能以相对优雅的姿态接受失败,而极权体制的精髓则在于,胜利者取得惩治对方的权利,一旦选举失利的风险如此可怕,选战就会你死我活,那必伤害民主程序。

季辛吉其实并不特别关心民主体制的良窳,他对美国民主出现麦卡锡主义的评论,更像是他对意识形态对抗的忧虑。

然而,季辛吉对于幕后操作秘密外交的偏好,在70年代就已经超出了民主体制对于现实主义外交的容忍程度。在美国本土的政治传统中,马基维利主义是宪制危机的体现,总统的秘密外交会让国会难以制衡,更遑论季辛吉本人与情报机关发动的秘密战争。

美国本土政治传统的基因排斥季辛吉,保守派指控季辛吉对于共产主义不设防,而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则因为他对民主和平的冷漠而敌视他。

尽管多次否认梅特涅对于其外交思维的影响,但季辛吉对于梅特涅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是他的自况。季辛吉将梅特涅称为「一流的战术家,平庸的战略家」,梅特涅操弄国际赛局的长材在于他外交行动的技巧,而非理念的启发,梅特涅缺乏「在诸多历史危机中让精神得以超越僵局的特质:能够深思熟虑最坏的情况」。

季辛吉可能非常想超越梅特涅的格局。但是,如果比较他与同样被誉为现实主义者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不同的现实主义格局。布里辛斯基终身以瓦解苏联为职志,对他来说,欧洲的东方问题是美国全球权力平衡重中之重,北约东扩不是为了挑衅俄罗斯,而是在瓦解俄罗斯不可得的状况下将俄罗斯正常化的尝试。

康德永久和平的信徒

很难论定两人现实主义战略格局的高低,至少对季辛吉来说,瓦解一个大国实属痴心妄想,甚至期待它的民主化与「正常化」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季辛吉将保守派力主在全球打造民主国家的作法毫不同情,他相信将他国内政视为本国外交延续将增添不必要的困扰。

如果人们理解季辛吉的权力政治逻辑,就不会对他一边批评美国在欧洲对俄罗斯的武力吓阻做的不够,一边主张乌克兰应该接受俄罗斯的停战诉求感到难解。

就中国问题来说,季辛吉并不认为将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集团对其发动意识形态进攻」的举动能够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大国本质让它成为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季辛吉对于「大国」的看法,让他的现实主义带着某种悲观色彩,一如他笔下的梅特涅,梅特涅并非不清楚神圣同盟难抵民族主义的时代浪潮,他竭尽所能的只是延缓它对于国际秩序的冲击。

在其晚年的《论中国》一书结尾中,季辛吉提及了英国外交部高官克劳在1907年的「克劳报告」。克劳对于英德冲突的结局是悲观的,他指出崛起的大国即使向所有国家表现无限政治善意,都无法证明它并不存在扩张野心,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冒不起误判的风险,今天的美国也同样如此。

季辛吉对克劳报告的援引,似乎在暗示美中冲突在所难免,然而他也指出,「如果历史只是机械的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正如他对梅特涅的评论,固然任何一个政治领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政治家的道德责任并不是「躲在历史必然背后,形同在道德上自我放弃」。

季辛吉的名字太浮滥的与马基维利相连,然而季辛吉却从不吝于坦白他是康德的信徒,他引用康德说明为何外交政策既有捍卫自由的义务,又必须与敌对者和平共存。 1973年,季辛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了康德,「两世纪前,哲学家康德预言,永久和平终将到来」。

就大国对抗的格局来说,保守派与民主和平论者对于永久和平的展望都有相对清晰的图景,然而季辛吉没有。季辛吉相信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类似于19世纪的欧洲,而历史的教训是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权力平衡机制可以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权力平衡,而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理念。但是,对于从不怀抱民主信念的大国,季辛吉却没有任何期待与幻想,这些都让他的现实主义论调,在今天的世界显得孤独。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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