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所有在中国长大的人都会听过中共的一首宣传歌曲，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颂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爱护群众，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何干之就有过记载，“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 170 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川陕根据地本来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但是，四方面军在那里呆了不到两年就被迫撤出，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发动的围剿，更重要的原因出在红军自己身上，是爱民如子，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红军自己把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中共高级将领，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根据地搞成这个样子，主要是所谓“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在川陕根据地，当过保长的，认定是地主、富农的都要杀掉，还要强行把中农划成地主，还要把所有小店主都当成资本家打倒，实行无条件的剥夺，“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
有人将红军的这种政策总结为“竭泽而渔”，最终产生的后果就是根据地“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农村开会，来的人基本都是妇女，因为男性都被征兵当红军去了。红军是长了腿的，吃光了一个地方，耗光了一个地方可以脚底抹油跑到别的地方去生存发展，但是川陕的农民怎么办呢？川北还是肥沃之地，两年的时间就被四方面军的红军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在比较贫穷的江西中央苏区，情况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按照中共官方的历史，1927 年国民党镇压中共之后，中共发起武装暴动，攻打城市失败，遁入山区和乡村。在国民党诸派系内斗的缝隙中，作为“国中之国”的苏维埃不但发展壮大，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央苏区甚至连续击败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直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中央苏区全部丧失，残存部分被迫突围，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历史的真相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原社科院研究员，现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的中国学者黄道炫就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当中，力图恢复历史的真相，为我们揭开了中央苏区的秘密。
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推翻了以往的许多定论、共识和党内的所谓“决议”，更不用说是那些进入历史教科书当中的说法了。例如，按照共产党官方的说法，当初挑选江西作为中央苏区，是因为那里贫富悬殊巨大、阶级矛盾尖锐。但事实却是，那些地方的民众衣食无忧且相安无事，与其说民众本身具有“革命”的欲望，不如说他们是“被革命”的试验品。再比如，毛泽东将战场失利归咎于德国顾问李德和留苏归国的博古的“路线错误”，然而，即便毛未被剥夺指挥权，亲自部署、亲自上阵指挥，也是没办法扭转战局的。又比如，中共党史将红军成功突围描述成毛泽东的伟大功劳，说毛主席神机妙算，用兵如神，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红军之所以有“长征”的可能，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而蒋介石故意放水，不是因为他对红军怀有慈悲之心，而是企图让红军与西南军阀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
我认为首先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中央苏区的土地问题。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它的这个前提就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不均，产生了大量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只能被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剥削，因此才有革命的动力，但是，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并非赤贫之地，江西也历来都是粮食输出的大省，大多数县“历年粮食都达到有余”。1928、1929 这两年年全省输出大米分别达到 169 万、133 万担。至于土地问题，实际上也远没有后来宣传的那么严重，中共自己的报告中就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有过这样的描述：“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尽管称不上富庶，但在没有遭遇大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害时，赣南、闽西地区的农民维持基本生存实际上是没多大困难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实，革命最关键的问题恰恰正是吃饭问题。中共在宣传当中长期以来的说法似乎都是“越穷越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不能说是全错，只是这里的穷，是相对于上海、江淮而言的，如果真要是越穷越革命，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凉山革命根据地、罗布泊革命根据地呢？另外一方的国民党对江西的情况就有着自己的分析，例如长期参与指挥剿共的十八军军长陈诚就说过，共军这么庞大的军队，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尤其是建立了固定的根据地之后，就丧失了流窜的机动力，必须通过当地进行补给，那么如果当地是贫瘠的地方，自然就无法供应，而如果是太富饶的人口密集地带，又都被国军重兵把守，共军打不下来，但是这里正好就有一个陈诚称为“富而不庶” 的赣南，既处于国民党控制区的边界，又有着相当不少的资源可以供给军队，共产党当然会选择到这里建立根据地了。
除此之外，福建、江西两省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在全国并不算高。目前中共官方的历史学者所提出的比例是地主和富农平均占有了 50% 的土地，但是许多学者的研究也都指出这个数字当中有很大的水分，根本到不了这个程度。不过，假如我们采纳这个 50% 的官方数据，那么中共的历史就变得尴尬了起来，因为同样也是根据中共自己 1933 年在福建上航的调查，在这个县当中，地主占 3.6%，占地 30.5%；自耕农占 5.3%，占地 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 88.4%，占地 64.1%；佃农占 2.7%。而 1943 年福建龙岩的调查也显示，自耕农、半自耕农占 66.62%，佃农占 33.38%。
这一张统计图片上所显示的结论就更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尽管与其人口占比不相称（否则也就不成地主了），但总比例其实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土地的多数。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粮食也够吃，土地集中程度也算不上高，农民为什么要革命呢？或者反过来说，既然粮食相对充裕，土地集中程度低，其实农民能够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就很有限，并且革命就意味着打仗，战争就要有额外的负担，农民真正得到的好处就更小了。国民党方面的调查报告就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中共党员，《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实地考察之后也指出，他采访的农民表示，分田当然是好的，生活也确实比以前要改善，但是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的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结果殊与愿望相反。”
既然农民没有真正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而共产党大张旗鼓的在土地已经较为分散的地区搞分田，似乎也不能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去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为了打破农村既有的权力关系，为了将共产党的党权、政权打入基层，为了改造原有的社会，进一步动员群众为共产党卖命。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共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当然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首先尝到了“革命的甜头”。从赣南、闽西的情况看，开始一般经常以分谷子作为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也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 “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所以中共宣传部门特别强调：“在分田之前必须要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子、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
这句“不干也得罪人了，好人装不成了，干吧！”说出了实情。农民手上沾了血，杀了人，拿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于是给共产党纳了投名状，只能一条心跟共产党走到黑，因为现在他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跟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与否挂上了钩。
然而，水牛、家禽、生产工具、粮食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分光之后就没得分了，土地也是一样的，只能越分越小，不可能越分越大，并且仅仅靠平分土地也很难实现增产增收。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红军的扩编，以及大量脱产干部的出现，中共对资源的汲取必然也要成比例的上升，而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而这将会是本文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内容，也就是中央苏区的“竭泽而渔”模式。
长久以来，中共的官方历史都认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向西撤退，开始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被罢了官，没有亲自指挥红军反围剿，军事上的失败都是党内的几个坏人，特别是博古、李德这些教条主义者指挥失当导致的，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后又拿到了指挥权，就开始“用兵真如神了”，什么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出奇兵，一路带领红军到达陕北。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在暗示，假如毛泽东在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还能指挥红军，那么一定能够反败为胜，至少不会输的那么惨。然而，历史的逻辑，历史的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就是，不要说换毛泽东指挥了，从古到今挑出哪一位名将来指挥这一仗，都不可能打得赢，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中共在中央苏区多年的所谓经营，也经过了国民党的前四次围剿，到了第五次的时候，中共处于一个完全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位置，博古、李德这些所谓的教条主义者，其实还是成为了背锅的，用来衬托后来毛泽东英明伟大神机妙算。
上一篇文章当中，我通过对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这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分析，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共在中央苏区强力推行的土改，就是已经在土地分配已经较为平均，租佃关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较为缓和的赣南、闽西地区强力推动抄家、分土地，甚至说打死地主，这样一种模式的暴力土改，已经大大的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已经能够看出所谓“竭泽而渔”这一模式的影子，而在本文当中，我将会为大家在中共经营根据地的这个问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共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瓦解，归根到底，毕竟还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导致的，不管是不是因为党中央出了个博古李德，采取了这样或者那样错误的战术，打输了终究是打输了，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在战场上输的一败涂地？以往我们所听到的、接触到的说法，不都是说红军英勇顽强，善于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善于搞什么分割包围、围点打援、聚而歼之这些战术吗，这些战术为什么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
其实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共的官方历史学者仍然坚持认为是博古、李德这些人放弃了以上提到的这些据说是毛泽东发明创造的正确战术，采取了错误的战术，所以才导致的失败，但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真正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调整了他们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使得红军的这些原来有效的做法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有趣的是，在第五次围剿爆发的时候，国共双方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支持，只是双方顾问的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先说中共那一边，中共由于是共产国际的儿子党，老子党派些顾问过来是天经地义，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角度看的话，苏联给中共派来的顾问，多半以误事居多，比如说 1927 年共产国际给中共派来的顾问，印度人罗易就是个完全不顾革命形势的极左，把斯大林发来的完全是痴人说梦的所谓“五月指示”交给了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几乎是逼武汉政府起来搞土地革命，搞阶级斗争，结果汪精卫就发动了武汉分共，将中共赶到了地下。1927 年年底遭到彻底失败的广州起义，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苏联顾问指挥的，结果遭到了惨重失败。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就在回忆录里毫不遮掩地批评苏联顾问，德国人诺伊曼，说“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后来派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也是德国人，也没有怎么上过战场，仅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有过短期的进修，然后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在中央苏区当太上皇，指手画脚。
而国民党一方的顾问阵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军事行动有着最密切关系的是就是有着“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塞克特，在一战后的德国军队当中曾官居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了德国军队在战后的重建。当李德还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塞克特已经是名扬欧洲的军事家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就是由他直接参与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中共特务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李德怎么能是塞克特的对手？
国军剿共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样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清朝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所采用的战法，也就是所谓“结硬寨，打呆仗”。蒋介石自己就总结道，他认为“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他说，“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由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
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 1934 年 4 月，仅在江西就构筑各种碉堡 5300 余座，福建 573 座，并且为了配合作战，还在江西修建了 4300 公里的公路，相当于当时江西公路总里程的几十倍。和碉堡战术相配合，在“围剿”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具体作战指挥时坚决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战争初期，红军仍然想靠主动出击来牵制敌人，然后再伺机歼灭，但是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胜算，不得不撤出战场，所占有的地盘也就在一次次撤退当中逐渐丧失。
在上一篇的结尾，我曾经提到过，无论是牲口、粮食、农具还是土地，这些东西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分光了之后就没得分了，尤其是土地，只能越分越小，而中共这一方面，随着军事压力的逐渐增大和自身军队和干部群体的逐渐庞大，面对的资源层面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竭泽而渔的死循环。
我们还是先来看土地问题。1933 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要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然而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苏区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富农可以让共产党去斗争呢？共产党什么德行，我们都是知道的，完全能够想象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把中农甚至一部分贫农和工人也强行划为地主、富农。查田运动开展后的三个月内，中央苏区查出所谓的漏划地主将近七千户、富农六千多户，一个县就能强行收回土地一万多亩。根据毛泽东 30 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所做多次调查，当时人均拥有 6～10 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实际生活相当于中农的水平，但在查田运动中，人均拥有 9 担田、每年需租进田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定为地主。而且在这些人中，不乏因为残疾或者其他身体原因被迫雇人耕种的，甚至还有红军家属因为家中缺乏壮劳力，请人耕种，也被划成了地主。福建汀州在查田运动中就有没收“工人、雇农、红军家属财产”的情况。查田运动搞到最后，连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也受不了了，说“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成地主的”。
讽刺的是，一边疯狂的搞查田，另一边却又有着大量的土地抛荒，无人耕种。1934 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 80 万担，我们刚才提到，当时人均拥有 6-10 担谷田就能勉强够吃饭，八十万除以十，等于是能够养活八万人的土地无人耕种，要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也就是八万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土地抛荒？原因我想大家也都很容易能够猜到，都被拉壮丁当红军去了呗。
当时，江西、福建的苏区，加起来人口不过 300 万，就是这样一个以任何标准看都是规模很不大的人口基数，到最后已经被中共压榨到了极限。中共为了应付战争，只能不断地扩军，一批又一批地征发青壮年劳力，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一些边缘的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 20%，中心区域的情况更严重，一个 700 多人的村镇，壮丁只剩下了六七十人。毛泽东 1933 年底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他调查的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 岁至 45 岁）407 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320 人，占 79%。另外一个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 1319 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1018 人，占 77%。根据黄道炫在书中的计算，当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 8 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对普通百姓而言，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负担。
家里的地要么没有人能够耕种，要么就是强行被共产了，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还要去供养七八万党政干部，在这样的条件下，强行征兵来的红军，士气能有多高，这是可想而知的。1933 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 2500 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而随着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以及资源的日益紧张，说句实话，再要什么士不士气的也没多大用了，因为红军到了那个时候，已经连子弹都供给不上了。中共自己承认，他们的兵工厂不能制造枪支和子弹，子弹只能翻造，也就是将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不能匹配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翻跟头”。
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总结，说“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中共的真实历史，往往都隐藏在迷雾当中。中共，毛泽东，为了能够进行他们的革命，为了能够找个好地方供养自己的军队和政权，选择落脚到赣南、闽西这一块地方。为了能够迫使农民为自己卖命，又强行在土地分配已经较为平均的地方鼓动农民造反，迫使农民手上沾血，向共产党交了投名状，然而，初期的胜利掩盖不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了能够继续革命，就要继续对外扩张，就会引来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兵围剿，而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围剿，中共只得采取饮鸠止渴，竭泽而渔的方法，过一天算一天，强征本就不是很充裕的青壮年劳力上战场，搞得大量农田撂荒无人耕种，又大搞查田运动，革完地主富农的命，共完地主富农的产，再去革中农的命，共中农的产，最终，就在这样一轮一轮的内耗，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当中，在蒋介石的围攻下，走上了无可避免的失败，只能孤注一掷，向西逃窜，以谋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