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和单世联的《革命人》都非常有趣。作者单世联并非党史研究的专家，甚至都不是一位历史学研究者，然而却能写出一本《革命人》来。在这本没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著作当中，单世联以将近 20 本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或者是中共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为轴线，通过对文献的互相引证，向读者们展示了革命的另一面，为中共官方历史宣传的忽略的残忍、红彤彤的那一面。这本书由于只是对不同回忆录的分析，因此我在这篇文章当中，就以李维汉的回忆录为核心，向读者们展示不仅是这本书的内容，同时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中国革命的真实样貌。
李维汉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是毛泽东、蔡和森的同学，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的，之后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 年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跟周恩来他们一同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加入中共，是中共最早期的一批党员之一。在中共革命时期，李维汉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民族工作以及统战工作，在中共建政之后也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直到 1964 年遭到批判，撤销职务，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
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出版的比较早，在这本书当中披露了许多以往所不为人知的史料，具有相当的阅读价值，而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主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早期中国革命的内容。
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尤其是里面的那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实际上，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1927 年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议他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的。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不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 年 5 月至 9 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 年 2 月 12 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矫枉过正之论是当时农村暴力必须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在美国左翼记者韩丁的著名土改纪实作品《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真实。
农民如此，工人亦然。1928 年，师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同学中多为上海工人，“他们的帮会、宗派气息却很浓，这是上海历史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老头子’仍在起作用，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左右着工人学员的思想和行动。这个‘老头子’，年龄不大，却很有手段。他表面上帮助组织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却在暗地里搅浑水。这一套，完全是对付资本家、统治阶级而练就的本领，却拿来对付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还引以为‘光荣’，说明工人阶级不一定就有工人阶级的觉悟。”
1927 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 1927 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要求的。李维汉在回忆录里记载，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主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
当然了，后来的中共对此也有自己的一套反思，认为这都是早期革命时期党的“幼稚”，“过火”，但所谓“幼稚”主要是就其不会争取民众而言，而不是说革命就不应当烧杀，就应当温良恭谦让，30 年代的江西苏区、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土改和之后一直到文革的几十次政治运动，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哪一次没有烧杀，哪一次没有“过火”？难道共产党一直都是“幼稚”吗？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对李立三也有着十分生动的描写。实际上，左派运动的领袖一般都很有特点，瞿秋白是感情细腻的文人，王明极善讲演，而李立三则颇具一种夸张的英雄气。张国焘就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李立三坐在他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这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
1930 年 6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曾表示不同看法。李立三非常生气，说他右倾，妨碍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 7 月 13 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
实际上，李立三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正处于高潮的判断是一致的，他之得罪莫斯科的太上皇，一是超过了共产国际的目标和角色，认为可以立即夺取政权，苏联应借机出兵东北，由中国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由于苏联一直怕远东爆发与日本的战争，所以得知李立三的谈话后大为恼火。二是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声称自己既要对国际负责，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他和总书记向忠发一起严厉指责共产国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对革命犯罪，阻挠革命。由于这两条，国际对立三的罪状“上纲”就高了起来。批评国际诚然有之，指挥国际却是夸大。实际上，根据张国焘回忆录当中的记述，“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
李维汉在回忆录里批评李立三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放在眼里。”可是，与后来党内乃至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起来，李立三的独断专横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点，李维汉就没有写出来了。
李立三后来不久就前去莫斯科做检查，历时 15 年，一度被投入监狱。胡兰畦在莫斯科与他有一段对话：“有一次，我问他，‘有人说你每次开会，自己都要先把自己大骂一通，是吗？’他说：‘是的。’‘为什么？’。我听了有些惊异。他真诚地说：‘我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罪责难逃！’1946 年 5 月，去国多年的李立三第一次晋见毛，师哲报告后，毛非常冷漠。“李立三如约来到，毛泽东对勤务员说：‘客人来了，倒杯茶。’然后对李立三仍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本来满腔热望，想向毛泽东倾吐衷肠，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经历和心思，但看见毛不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告辞。
从回国到“文革”自杀，李立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歌颂毛泽东。1954 年 9 月，被撤销了劳动部长的李立三外出休养，有人劝他重游安源，他却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反而是有害的。1965 年，李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议他去南昌，他又说：“我多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
如果说李立三对毛怎么想，怎么看很敏感的话，那其实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要比李立三对他的敏感还要更敏感，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李维汉在回忆录当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的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
纵观毛的全部战略战术和政治战术，“引蛇出洞”、“放进来打”是其擅长。这种方法关键是掌握先机的极度敏感。《解放日报》刚登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看后，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还在“放”的阶段时，毛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后就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独有偶，1957 年 4 月 30 日晚，毛还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5 月中旬，当李汇报到“轮流坐庄”的言论时，毛就说他们这样搞，将来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有人说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