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说意识形态冲突终结之后就会发生“文明的冲突”。

秦晖教授说“文明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他们把文明与文化没有分清。当然，确实不容易分清，如果潜意识里不想分清。

百多年来的左派思想就习惯混同文明与文化，那在混同的基础上怎么能再把它们分清呢？他们在循环论证。目的是立定“文化（文明）多元”，以取消资本主义的独特价值。

比如梁启超先生提出“四大文明古国”，就是首先把中国文化抬高为中国文明，目的是证明它不该过去，具有永恒价值。一旦贴上文明的标签，就再难反省和革新了，呆在原教旨的茧房里自以为义。

亨廷顿也上了这个当。尽管他承认文明有冲突，但招致无穷无尽的诘难，斩不断理还乱，就因为他承袭前人说法把文明与文化没有分清。

许多一流大家谈起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都视为畏途，认为说不清。如果根本就不打算说清，故意搅混水，那永远也说不清。

其实是可以说清的。

文化就是人类近代以前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习俗与信仰，文明就是近代文化，包括近代科技、民主政治与基督信仰。

要说清这两个名词，需从英语讲起，因为汉语这两个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当然是经过日语做中介。

所谓文化就是culture，其原意就是：农耕、栽培，因此它就是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

后来延伸到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包括村落生活、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基于血缘的社群，以及那个时代的行为习俗与信仰，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文化。

所谓文明就是civilization，词根是civil，意思是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习俗与思想。它不是泛指的，而是特指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其内容包括自由经济、城邦民主制度和法治，在这三大基本制度上是丰富多彩的古希腊哲学思想。

Civil从“城市的”延伸出“教养”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文明。城市生活之所以比农村生活有教养更文明，因为农村是封闭的，城市是开放的；农村是静止的，城市流动的；农村是守旧的，城市是创新的，因此农村靠伦理维系，城市靠制度管理。

自从罗马帝国占领古希腊，城邦制就消失了，民主转为元老院，法治更完善，自由经济更丰富。自从北方蛮族毁灭罗马帝国，古希腊的civilization在欧洲就不存在了。

随着基督教在公元后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成为国教，逐渐传往欧洲各地，成为欧洲人的行为规范和独一信仰，对欧洲政治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其彰明昭著者即新国王登基需经教皇加冕，否则不被承认，视为篡逆。

正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英国才在1216年诞生《大宪章》这个教权制约王权的产物。它是欧洲政治文明自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以来的第二阶段发展。

十八世纪美国的诞生把源自古希腊的政治文明提升到第三阶段，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开始。其核心文献即《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如果说古希腊城邦民主从历史看是独立于基督教而创立的，那英国宪政和美国政治制度显然是基督教滋养、培育起来的，当然也继承了古希腊的遗产。因此，基督教与近代政治制度具有独一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其他所有宗教都没有的。
放眼其他宗教和文化，没有一个独立滋养、培育出宪政制度，而且至今对此仍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有的还极力敌对。比如佛教，对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发挥作用微乎其微。在中国也一样，包括作为伦理道德传承下来的儒家文化和作为信仰传承下来的道教、佛教，都无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日本的转型也与其本土的神道教没多少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的强力推动。至于伊斯兰教，更是民主政治的敌手。唯有基督教滋养、培育了近代制度，因此应当视为文明的基础。因此，所谓古代文明、近代文明都是没有意义的虚构，文明就是文明，即近代科技、制度和基督教，其他都是文化。

因此可以说文化是从蒙昧向文明的过渡。文化是多元的，比如吃饭可以用筷子，也可以用刀叉，甚至手抓，但文明是一维的，即近代科技、制度与基督教，其他概非文明。

鉴于犹太教与民主政治的有效结合，也可以视为文明的一部分。看看哈马斯对以色列的野蛮侵袭，伊斯兰教最多称为一种文化，绝对不宜列为文明。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不存在的，因此才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实存在的是文化冲突，或者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巴以冲突就是这种冲突。

因此，结论就很明显了：制度是差等的，文化是多元的，文明是一维的。西方左派混同文明与文化，目的取消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与精神，至于某些独裁国家以“文明多元”为借口规避社会的普世化，明乎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则见他们都在裸泳。

202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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