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又铭 2023 年 12 月 14 日 来源：思想坦克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挪威籍冷战史名宿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17年出版的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202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了繁体中文译本《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当代地缘政治的新世界史》。对一个早就以冷战研究蜚声国际的权威学者而言，这本著作的意义究竟为何？相较于自己过去那些获奖无数的冷战史等身著作《冷战与革命》、《缓和的衰弱》、《决定性交会》、《全球冷战》与《剑桥冷战史》，这本文安立最新的冷战史。究竟有什么特别或突破呢？

事实上，看中文书名的副标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当代地缘政治的新世界史」，正好可以凸显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有时候，重点真的「不在」括弧里。地缘政治的外在世界客观地理条件，以及大国物质权力的竞争，或许是当代国际关系冲突的核心要素。但对文安立而言，冷战确实是以物质权力的对峙、军备竞赛与核战边缘的形式表现；但究其源头，冷战实际上起源于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一种观念上的对立造成了军事上的对立；是价值的冲突而不是物质的结构冲突造就了冷战。所以对他而言，这部冷战史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世界史，乃至于国际关系史。但这却是一部从「观念史」发轫的国际政治分析，而不是单纯有关冷战的地缘政治解读。

意识形态差异造成两极体系的历史特殊性

文安立在《冷战》一书中，开宗明义的强调了他的研究动机。也就是，综观全球史上的多数国际体系，其实大多是多极体系（多个强权国）、单极体系次之（单一霸权国），但两极体系是其中最少见的。对他来说，上一个在欧洲真正出现过的两极体系，是西班牙跟英国两者为了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进行对立，并且在远离本土之外极远的殖民地展开战争。 （但世界史上多数的「两极体系」如：雅典斯巴达、罗马迦太基、宋辽澶渊之盟、19世纪英俄大博弈，都是肇因于权力冲突与民族仇恨，而不是意识形态对立，这点我们还是需要注意）

对文安立来说，世界史上殊少形成两极国际体系；但更少的是，一个两极体系的成立关键，是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对立或观念冲突为基础。近代冷战的成立重点，就来自一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安立认为，究其根本，美苏意识形态的冲突，来自双方各自对19世纪末「现代性」兴起所造成的新问题，也就是「上帝已死，人要如何自处或与它人相处」 ，所得出的两种不相容答案。

美国在面对「上帝已死」这个现代性开端时，旧大陆上，旧社会文化与宗教传统已然消失。除了自力保守「上帝未死」的宗教生活，遵循友爱与正义等传统美德，以及政治上宪政主义强调的平等与权利观外；美国人也需要一个与旧大陆新移民沟通，众人得以共同在新大陆安身立命的新思想。文安立的观察，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用「市场」与「资本」来取代旧世界的神，使其成为新世界的神。

「资本主义」这个新世界的神，除了内涵与旧世界的神（基督教）不同以外，基本还是一种强调「普世性」与「线性进步」的新宗教。这种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构成的新宗教，在一战后开始大量影响欧洲，使得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被其衍伸出的福特主义与泰勒化的科学管理取代。这种管理风格，甚至也被1930年大崛起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使用。如此更确定了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的蓬勃。

而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兴宗教」，欧洲大陆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政权苏联，就反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苏联的立国精神「共产主义」源自19世纪面对工业革命发展已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认为，面对旧世界的衰亡，新世界要有的新兴宗教，应该是以「计画经济」的「理性主义」来驯化多变的市场，消灭竞争、创造平等。而美国与苏联应对旧世界与旧宗教毁灭，与随之而来的地方认同与社群归属崩坏下原子化个人的诞生时，一方面，美国透过自由放任、反对中央集权，来维持或保护这种个人主义下、原子化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苏联则透过中央集权，将国家机器强化到控制所有人，来避免人与人过度竞争所造成的不平等或是市场失灵。

若是两极体系的存在，需要特定意识形态的支持；那冷战史作为近代史上两极体系存在的一段历史，其基础就是上述两种不同观念的诞生，促成了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及双方各自发展之后的对立与冲突的历史。所以，在文安立的笔下，近代冷战的开端并非二战以后，美国决定全面围堵苏联，或是韩战的爆发，亦或柏林危机。这些外交决策与国际事件的发韧，在于两种冲突意识形态的诞生，以及双方认知彼此必然冲突的前提下，因此而产生的结果。因此，文安立将冷战的开端，定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化，门罗主义跨出北美进入西太平洋，以及欧洲左翼工运激进化的时刻。这个原创性的诠释，才是文安立对冷战这个旧题新解的可贵之处。

意识形态对立之外的其他因素

文安立认为，冷战的发韧来自资本与共产两种意识形态在对人类应对现代性社会时，提出了两种相反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巩固了国际关系中两极体系的持续运作。在这个两极对立的过程中，国际政治主要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

第一、美国成为独霸世界的力量：美国的国防预算，自1900年前后开始，为了应付美西战争因此扩编，一直到今日一百多年间，若是折合通膨与购买力，至少也是提升了一百倍；另一方面，1870年，南北战争前后，美国GDP约占全球9%。

但到了冷战的高峰期1955，美国GDP占全球达28%。 2020年后虽然占比下滑，但仍有22%。第二、大量新兴国家诞生：1900年以前，新兴独立国家大多来自拿破仑战争后，趁机独立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之外的拉丁美洲国家。二十世纪后，经历两次大战，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相继瓦解后，才有来自亚洲与非洲的大量新兴国家出现，并且彼此以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的形式存在。

两极体系之下，资本共产两种观念的对立，确保了冷战的持续运作。但取代旧社会、旧群体与旧普世宗教而兴起的现代性方案，除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外，不能忘记的，就是各个区域对应而生的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扣连上述第二个「大量新兴国家诞生」的现象，使得身分政治的出现，再再打击那些超民族主义试图重返帝国的努力（hypernatiopnalistic）。而两极体系下，两种价值的两大阵营，也必须将自己所支持的「普世主义」价值，放置在各地民族主义「特殊性」挑战的脉络之下。

这也使得美苏两大阵营不同于过去德日以「民族帝国」将「特殊视为普遍，以特殊推广普遍」的模式；而是一开始就宣称各自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将各自的民族国家置于这种普遍意识形态之下。但最终，两大阵营的观念虽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际体系因此成为两极体系；但各地民族主义的地方连结、身分政治与情感认同，还是让地方特色持续保留，最终这股民族情感与地方势力，也是导两极体系瓦解、冷战终结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两大阵营中，主权国家还是存在。因为在地认同所构建的民族主义，借用了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外部援助，但却无法改变一般个人与国家或民族的地方连带所创造的特殊身分与情感归属。

除了民族主义的持续不灭，与冷战大框架下的两种意识形态持续相生相克以外，冷战的兴起与其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文安立而言，还有以下两个有关政治与经济上的时代因素。第一、政治上，其实20世纪初的美俄都以英国为敌。美俄崛起的时间，正好是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时代。英国早期自由主义的货物与资本自由流通政策，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成为某种依靠实力形成的贸易垄断，这让美国作为新兴挑战者备感吃力。为了让自己能「持续崛起」，美国也是透过作为「国际上的麻烦制造者」，反对英国霸权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经历一百年的努力，甚至一直要到冷战结束，一个贯彻美国全球霸权意志的新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才得到确定。

另一方面，对苏联来说，从帝俄时代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开始，英俄就是国际政治棋盘上的主要对手。双方在克里米亚战争与日俄战争中都有交手的纪录，而且俄罗斯也一直把英国作为帝国扩张啄取全球利益的重大障碍。但相较于英美之间是经济与贸易利益的冲突；俄罗斯并不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让自己取代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但也正是领土持续争夺与扩张，再加上相对经济落后的状况，大领土、低经济两者的结合，正是催生出共产主义苏联的特殊基础，也让俄罗斯成为聚拢反资本主义势力的重要堡垒。

第二、经济上，文安立虽然强调观念的重要性，但他也认为，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的兴起，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当时世界经济的败坏。除了极度不公平的经济剥削与劳动压榨外，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运作的失灵，1930年代股市崩盘导致全世界国内生产毛额跌了15%，这也是共产主义真正可以崛起的重要原因。这种大萧条，也让那些无论在一战或二战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不得不思考一个更好的社会理念，以维持初步建构的共同体有更稳固的根基。同理，纳粹与义大利法西斯也是在这波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下，因为高失业率与通膨，而吸收了大量的支持基础。

昭昭天命与美国例外

文安立认为，支持美苏的两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之所以让美苏不同于日德这种「民族帝国的超民族主义」，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有某种普世性与进步性；并且更重要的是，基于我的意识型态的优越性，而不是基于我们民族的优越性，我们的民族受到这种意识型态的启发，因此成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推行者与守护者。作者称之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感召。而且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两国以两种意识形态为基础，各自发展成为区域霸权与世界强权。

另一方面，有鉴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在价值观念进步领先全世界，并且独霸世界的时代。因此，美苏的现代性方案也是脱胎自欧洲的观念。对美苏双方各自都拥有「昭昭天命使命感」的领导来说，为了扩张自己观念的影响力，除了扩大国家的影响力与领导力外，更重要也是传承某种欧洲观念与欧洲文明的香火。把这个所谓「文明的火炬」递向欧洲以外的其它地方。对这些自承昭昭天命的美苏领导者而言，他们本身扮演的就是启蒙的先锋，更是扛起某种信仰上「普世帝国」的重担。这种普世帝国的新十字军或至少是传教士，不同于新帝国主义者对外寻求资源与商机，而是为了将自己的价值理念，无论是赚钱荣耀上帝也好，或是公平避免剥削也好，借此拯救非欧洲地区国家人民的灵魂。

有趣的是，文安立还提到美苏双方的十字军与传教士精神，虽然源自于基督教，但却都是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原罪观」的成功神学。他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福音教派与俄罗斯东正教都刻意忽略某种人的「原罪观」，强调人、人类或人类社会整体，都可以臻于至善（perfectibility）；所以他们积极作为上帝的使者，要向世界传递福音，向尚未被启蒙者进行启蒙，让他们欧洲化、让他们也受到普世价值的沐浴与普世帝国的看顾。

综合以上，文安立对一向以「天命昭昭」自诩的「美国例外论」，做出了精要的拆解。他认为，美国例外论主要是由以下六种要素构成，而这是这六大元素，而不只是资本主义，奠基了美国自威尔逊以降的理想主义（以下称之为威尔逊主义），以及紧接其后的冷战意识形态。第一、昭昭天命：由「普世主义」加「线性进步史观」为基础，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与标准堪为世界的表率时，其他国家也应该跟我们共用一样的价值；第二、欧洲文明的护卫者、复兴者：旧世界的人们只要跟着我们由欧洲改革而来的价值，欧洲就会复兴、旧世界也会整个昌盛。

第三、福音教会成功神学：缺乏原罪观念，相信人类努力不懈可以甄于至善。 （普世主义昭昭天命、文明复兴者与成功神学上述三者共筑了所谓美式使命感）；第四、美国庞大的国土与丰富的物产，构筑的国家实力；第五、更好的观念加上更强的国力，等于美国天生比别国更理性、更先进；第六、综上所述美国的好，让美国内部出现两派辩论，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建立典范，其他世界自然就会跟随；或是，美国应该在各个殖民帝国扩张的世界里，加入竞争，用美国的观念与实力，将世界形塑成美国人理想的样态，这个样态也会是世界的「正轨」。而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论，正是来自这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好」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础上。

威尔逊主义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透过美西战争取得西班牙在西太平洋与中美洲各地的殖民地，并且由后任总统的塔虎脱作为菲律宾第一任总督。塔虎脱上任菲律宾总督，旨在为这个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新殖民地带入美国价值。也就是一种揉杂宪政主义政治权利观、基督教传统道德、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美式现代性。并且透过昭昭天命的示范作用，教育菲律宾人，将土著塑造成美国改造后的欧洲式文明人。另一方面，塔虎脱就任总统后，也透过战争对外扩张。在加勒比海中美洲与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被称之为「美元外交」。美国从此走上了真正的强权之路，也测试了美国精神作为一种示范性的普世价值到底可不可行。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在1917年这个时间点上，文安立问了一个看起来老掉牙的问题，但却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也就是，导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投入一战的原因是什么？传统上，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德国用U潜艇攻击美国商船，打破了美国的中立，让美国群情激愤的投入战争。但文安立在这里把威尔逊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作了精致的复盘。文安立强调，威尔逊是把自塔虎脱到老罗斯福以降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就是「建立和平稳定的自由贸易商业环境」，作为首要考量。所以在1917年宣战以前，在威尔逊的领导下，美国其实已经两次介入墨西哥内政，并且开始在中南美洲活动，意图推广（外送）民主宪政与资本主义到这些国家。

1917年的正式宣战，原因就在德国攻击商船，打坏了航道，这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出现中断的风险。所谓「让世界成为一个『对民主安全的地方』」只是手段；目的是在民主政体与法治框架下运作的国家，较容易信守承诺，维系国际商业的稳定互动与自由贸易的繁荣昌盛。也就是说，并不是一种「贸易和平论」式的，因为彼此贸易相互依赖所以不会发生战争；而是我们要致力于压制发动战争的暴力政权（且非关政权的制度为何），才能维系自由贸易市场蓬勃商业环境的「民主和平论」。

文安立对威尔逊主义的再诠释，强调了威尔逊是美国立国以来第一个南方人出生的总统。他所谓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或「威尔逊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其实是当时美国男性的普遍价值观。也就是，面对其他非欧洲国家的人作为一种「白种人的负担」，我们文明比较优越的、较为理性的美国白种人，必须肩负起保护照顾教育他们的责任。唯有把他们教育成接受我们改良式欧洲文明的现代人，这些人才有能力运作一个民主宪政的政府，也才更有能力去遵守契约、维系承诺，保护一个世界共有的自由贸易市场与商业环境守则。这其实是一种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论述。美国作为「山巅之城」，其存在的价值就在引领世界做出理性正确的决定，让各国通力合作在美国的价值下，维持政治环境的和平与经济环境的永久繁荣。所以，其实对美国人而言，无论一战或二战，都是为了美国价值（宪政主义、传统价值、自由市场）的被攻击而战。

威尔逊主义与第一次冷战

值得一提的是，文安立把「冷战的观念史」上朔至十九世纪末，「市场自由」与「市场管制」两种观念的兴起与对立时，等于把传统上由二战结束后开启的美苏对峙，往前提早了将近50年。其中，文安立如前文所述，也强调了威尔逊及其思想（威尔逊主义）在冷战观念史中承先启后的重要性，但仍有略嫌不足之感。在这里，我们根据Donald Davis & Eugene Trani 两位历史学者在《第一次冷战：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 – Soviet Relations）一书中，有关威尔逊与美苏关系的分析，正好可以对文安立有关威尔逊的说明进行补充。

根据《第一次冷战》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威尔逊1913年当选美国总统，连任一次至1921年的威尔逊。其任内刚好经历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威尔逊一开始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乐观甚至和缓的。 1917年苏共推翻民主派临时政府的当下，是在威尔逊独排众议下，才避免美国外交体系直接拒绝承认「威胁协约国与美国要直接退出一战」的苏联。威尔逊甚至不是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而是积极对苏宣传，甚至动用私人外交管道，想说服列宁继续投入战争。

上述计画失败后，威尔逊又寄希望于俄国的反共势力，希望他们的反革命路线能够胜出。但事与愿违后，威尔逊还是没放弃。就在14点和平宣言发布后，威尔逊又致函第四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透过托洛斯基找上列宁，要说服列宁认可14点和平宣言。但最终在英法两国的干预下，此举无疾而终。但威尔逊还是不放弃，在1919年邀请俄国内战双方至第三地进行谈判，但只有俄共派人来，反对派没有出席。正因为一系列尝试跟努力都无效，威尔逊才会转向，对苏联发动了一场没有军备竞赛的意识形态斗争。

1919年威尔逊发表「西部演说」，确定对苏冷战基调；1920年由威尔逊时任国务卿柯尔比发表「柯尔比照会」，确定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可能造成未来的冲突，在无法透过外交手段解决双方分歧的情况下，一种以美国价值（宪政主义、传统价值、自由市场）为中心向外推广上述价值的「威尔逊主义」，成为美国发动「第一次冷战」的思想基调。而这个第一次冷战，一直要到1933年，小罗斯福当选，美国与苏联正式建交，相互承认。双方关系才进入正常化，美苏第一次冷战因此结束。

《第一次冷战》的两位作者自承，之所以把焦点放在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影响，是因为他们相信，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1946年邱吉尔「铁幕演说」以后，从肯楠「遏制战略」强调「美国人应该以不可动摇的反击力量，在每一个点上与苏联对抗（confront）」或「马歇尔计画」大举金援欧洲重建，这些以「保卫西方文明对抗邪恶帝国苏联」为核心关怀，希望所有人「学我然后跟我一样好」的信念，都是威尔逊主义的延伸。

两位作者认为，威尔逊一开始审慎接触，接着又转向对立不承认，这种对苏态度的变化，其实是美国国内「治病救人」或「隔离病人」两种对苏态度在威尔逊主义上的具体展现。也就是「我要来拯救你、治疗你」这种传统「积极进取型威尔逊主义」，与「我好得很，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我不要接触你」这种强调不可共量、只好隔离的「保守冷战型威尔逊主义」。 「积极进取、宣扬美国精神」与「救不了、放弃治疗、不跟你来往，甚至积极打趴你」，两者都是威尔逊主义，都是美国普世价值扩张与受挫的反应。而这种思维，到现在都还宰制美国国内的「和平演变」学说。

如果说，在欧洲游荡的始终是共产主义的幽灵；那么，在美洲真正阴魂不散的，除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外，始终还是威尔逊主义的幽灵。

余自束发以来，粗览群书，独好屠龙之术，遂专治之，至今十余载矣。从师于南北东西，耗费虽不至千金，亦百金有余。恨未得窥堂奥，辄无所施其巧。由是转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与旧亲故共赏，击节而歌，适足以举觞称庆也。

书名：《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当代地缘政治的新世界史》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