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真溅雪  来源：北京之春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四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道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險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陸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

打倒彭真是因为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大跃进”期间毛也有些错误，令毛耿耿于怀，认为这有损毛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他主持写的“二月提纲”及对吳晗的保护均与毛的意见相左。特别是彭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不敬更令毛无法容忍，毛不能容许一个不能紧跟他的人当北京市委书记；打倒罗瑞卿是因为罗试图取代多病的林彪而与林有矛盾，而此时毛要拉拢林为其掌握军权，故需要牺牲罗。此外罗长期担任特务情治系统首脑及毛和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毛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罗都清楚，毛为防止他这些见不得人的内幕泄漏出去，也需要“杀”罗以灭口。而且罗还参与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情，这也令毛对其无法容忍；打倒杨尚昆是因为杨系中办主任，曾根据刘、周、邓等的意见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事发后，毛对杨大为不满。又因为杨任中办主任多年，对毛和中共高层那些见不得人的内幕知之甚多，毛也需要对之灭口；打倒陆定一是因为毛认为陆与刘邓彭是一伙，陆又参与“二月提纲”的编写，和对吳晗等的保护，陆任中宣部长多年，毛向來看重舆论宣传工作，他不允许一个异已分子掌管中宣部这样重要的部门，所以毛决定将其打倒。

毛一下子不能把以刘邓为首的老干们全部打倒的顾虑是有依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为打倒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表决毛林关于撤销罗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一切职务的提案时，虽然通过了，但不是中共党内贯常的全体一致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政林投了弃权票。会上不仅不让罗进行申辩，连会议也不让罗参加。

仅仅为了打倒一个罗瑞卿，毛、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取消罗的一切职务严加惩处的议案在常委里仅以四比三的表决结果勉強通过。在政治局投票刘、邓、、陈见毛意以决不可能改变，慑于毛的淫威只好和其他委员一起改投弃权票。这使毛意识到两点：一是：老干们真心支持他的不多；反对他的不少。他要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对他群起而攻之。

老奸巨滑的毛，利用老干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拔离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贯技，而且打的时候有时并不一下子将对手置于死地，而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加以审讯、批斗、拆磨，要他们写无穷无尽的检讨，承认那些被毛、林及其党羽们栽到自己头上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使他们以后不能翻案。还给这些人造成一些虛假的希望，一方面使这些人不致因绝望而採取狗急跳墙的举动。例如在惩处邓小平时毛力排“四人帮”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开除党藉的意見，坚特保留邓的党藉下放工厂劳动以观后效。这使得邓一辈子对毛感恩载德，以致邓复出后，虽搞所谓“改革开放”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反对对毛所犯罪行进行批判、清祘。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暂时尚未受惩处的老干们也不致因绝望而狗急跳墙、挺而走險，互相团结起来把毛拱倒。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的毛，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精明老道。在“文革”期间尽管毛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整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甚至家破人亡，但表面上对毛都服服贴贴，以致整个“文革”期间毛隨意整人、害人无数，隨心所欲、胡作非为，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搞得濒临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激起任何一个老干公然对毛进行反抗，更不要说讨伐、清祘毛的罪行了。

对罗进行惩处的决议在政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会上表决的结果使毛意识到今后决不能把惩处老干们的事拿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上讨论表决，更不能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表决(尽管这类讨论表决仅仅是走过场，结果毛早已确定了)毛意识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政治局委员中、中央委员中，毛惩处大批老干的决定，不可能得到其中多数委员的拥护。因为暂未受惩处的老干们都会意识到，说不定下一批受惩处的就是自己。

此外召开这类会议给委员们互相通气、互相串联宻谋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使老干们有可能串联起来在某次会议上团结一致把毛拱倒。.为此毛要制造一种状态使老干们彼此隔离、互相孤立、相互之间不能彼此关照，这样使老干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繩与毛对抗，这种彼此隔离的状态也有利于毛离间、挑拨老干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不和、互相攻讦以便毛从中操控。

一贯善于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终于找到了一个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声称：党内存在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党内存在一个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开始没有点明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毛利用自己被林彪和各级老干们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学生、工人、一般干部和农民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起来造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从党中央到各部委、省、地、市、县的党政军老干们)的反 。

为此毛不惜中断正常的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让这些交通工具全部用來从全国各地运送“红卫兵”们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和鼓动。在一九六六年毛先后八次分十批接见从全国各地蜂湧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来朝拜他的红卫兵，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万人。在毛和中央文革的鼓动之下，全国成立了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毛的煽动之下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办事、农民也有许多不种地，一心一意跟隨毛“闹革命”。致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全国的社会生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煽动和支持之下，红卫兵、造反派们纷纷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部，老干们被隔离审查、被批斗、被打倒、被夺权、被羞辱、被关押，其中有许多被打死、整死或被迫自杀，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这正是毛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

处于这种状况下的老干们彼此被单独隔离审查，使他们自顾不暇，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交待那些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历史问题、交待自己反党反毛的罪行。并要随时接受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批斗、殴打和羞辱，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和可能來关注其他老干，更无法彼此串联、宻谋、团结一致来对抗毛。

在毛的怂恿、支持下，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暴力批斗、羞辱和毛、周及“四人帮”掌控的情治系统成立的“专案组”以整“黑材料”污陷的方式，毛顺利地将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一大批老干们打倒、迫害致死。邓小平及其他许多党政军的老干们被剝夺权力，或蹲监狱、或遣送偏远地区监管劳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老干们也曾试图“反抗”。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招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为首的老干们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文革派成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会上争吵到拍桌打椅的地步。老干们指责中央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干们指责“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反革命。老干们哪里知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老干老帅们统统打倒并剝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护卫毛家天下的忠实奴才。

老干、老帅们这次大闹怀仁堂，被毛和中央文革定性为“二月逆流”。为镇慑老干、老帅们的反抗，毛于二月十五日下令调林彪的嫡系部队三十八军从吉林通化到北京地区“勤王”。二月十九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指定周恩來、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大发雷霆，宣称中央文革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毛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称有人要夺林的权，要林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就要和林重上井岗山打游击。

毛还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老帅、老干大闹怀仁堂事件。毛之所以指定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这三位大闹怀仁堂的参与者参加，是因为毛深知这三个人都是有名的墙头草、见风驶舵、胆小怕事，毛有绝对把握通过大发雷霆镇慑住他们，并通过他们把毛的震怒和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态度转达给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参与者，对他们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毛发完脾气，唯毛的马首是瞻的周恩来立即作检讨，并秉承毛的旨意提议陈毅、徐向前、谭震林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撤销他们的职务、剝夺他们的权力)，获毛同意。待毛的“勤王”部队三十八军进驻北京地区后，毛已掌握克敌制胜的王牌，于是毛与老帅老干们摊牌。毛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以连续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为名，由江青带领她的中央文革成员对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逐个进行批斗。在大兵压境，和被老帅老干们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绝对权威的威慑之下，老帅老干们纷纷缴械投降，作出检讨，违心承认中央文革成员強加在他们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这样一来，毛已将政治局委员中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全部打倒或剥夺权力靠边站，只剩下早已不理政事重病在身的刘伯承，此外就只剩下毛、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五人。毛有意使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陷入瘫痪，以便他御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书记处和政治局。这样毛自己便“名正言顺”独揽党政军大权。至此毛已成功将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世代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中共党政军的元老集团全部打倒或靠边站的目的。

毛在这些生活会上，不仅大发脾气威慑老帅、老干们，还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毛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毛的这一番话经叶群传到林彪耳里，令林彪忧心忡忡，怀疑老帅们中真有人要夺他的权。毛成功地挑拨离间了林和老帅们之间的关系，使林彪与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对抗中央文革的联盟土崩瓦解。毛的阴谋得逞。

但当林彪为鞏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对以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野之外其他野战军将领进行打击、整肃时，毛又出面充当好人，保护这些将领，令这些遭林彪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感激涕零。毛以此來阻止林彪在军队系统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赢得这些遭林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的忠心。

毛在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造老干们的反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来攻击被毛一向视为心头大患的知识份子。毛就像给老干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帽一样，又给知识份子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任由红卫兵们隨意批判、凌辱、丑化。

他们被说成是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苏修特务、外国间谍，说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份子们和老干们一样，被揪斗、被抄家、被挂牌游街、被关“牛棚”[註：10] 、被隔离审查、被迫写无穷无尽的交待、检讨。到后来有的被关押、被判刑、被“劳教”；有的被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五七干校”从事繁重冗长的体力劳动，以摧残他们精神和身体，剝夺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精力。许多知识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精神失常。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毛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向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号召；同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自此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之下红卫兵们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

从一九六六年中直到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们被毛趕去“上山下乡”[註：11]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全国有无数沉淀着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的文物古跡被彻底摧毁和损坏、全国有无数珍贵的典藉(其中包括许多孤本)、文艺作品、科技著作、许多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文物、字画、书法作品都被毛教唆、鼓动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是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料。

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惨重损失。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方面就连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斯大林和他的“克格勃”、日本军国主义份子都难以望毛的项背。

原來遍佈全国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的祠堂、庙宇、道观、古建筑、陵墓、历史遗跡除个别被军管加以保护的之外，几乎都荡然无存。就连地处大西北人跡罕至的沙漠之中的名胜古跡月牙泉都不能幸免。笔者早几年曾到该处旅游，据导游介绍，月牙泉南畔岸上原有一百多间历代修建的庙宇、道观及楼台亭阁，在“文革”期间俱被造反派、红卫兵们焚毁殆尽，现在看到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除能供游人观赏外，已不具备原来的历史、文物和研究价值了。

从“文革”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以大、中学生为主)、“造反派”组织(以工人、职员、干部、农民及一般民众为主)。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要造当地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另一派则是要保当地各级当权派。他们为此，以及为争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名声而彼比争吵、争斗。在以江青有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挑动之下，这些争吵争斗在许多地方发展成武斗。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夺权風暴(史称“一月風暴”又称“一月革命”)。在这场向全国各地各级老干们夺权的风暴中，各造反派之间为夺取、瓜分从老干们那里夺取的各种权力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武斗。武斗所用的武器由开始的棍棒、刀具发展到使用各种槍炮甚至出动装甲车、坦克的地步。从一九六六年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基本结束的两年多的武斗中，不仅在武斗双方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也给无辜民众带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伤亡。

武斗使得大量的武器弹药流散到民间，对民众的安全形成巨大的隐患。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正坐在家里二楼邻街的一个房间看书，不料禍从天降，楼下街上的小孩玩不知从哪里弄來的手榴弹，不小心突然爆炸，弹片飞到二楼朋友的房间，将朋友的一只眼完全炸瞎，更要命的是几块小弹片穿进朋友的胸膛，击中了朋友的心脏。当时立即被送往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搶救。医院已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的情况家属、医生都认为搶救无望。院方已要求朋友的单位和家属安排后事。然而奇迹出现了，经医生手术后，这位朋友居然活了过來，只是一只眼已失明，至今心脏内仍残留一极小弹片，因太靠近心脏中心无法取出。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和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尚在进行之中时，毛就迫不及待地试图对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进行打击、整肃，并想让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在这年一月十九日召开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毛背后的指使之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以萧华为首的总政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在文化大革命面前，军队不能搞特殊“。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与地方的有所区别。为此与江青等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林彪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林彪把江青叫來，对她大发雷霆。指责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对解放军、对总政、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毫无根据，并宣称要把此事告到毛那里去，要当面向毛辞职不干了。江青则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的头上，说这是陈个人自作主张的的意见，与毛、江无关。此事在叶群的斡旋之下最后下不了了之。

林彪知道江、陈……等背后是受毛的指使和支持(没有毛的许可江、陈等是不敢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那些话的)。林对江大发雷霆、讲那些话和要辞职不干的表示，实际上是发给毛看、讲给毛听的。林当时之所以敢对江(实际上是对毛)发那么大的脾气，有两个原因：一是：林深知军队是他和毛博弈的唯一资本。对毛一贯善于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本性有深切了解的林，知道一旦军队像地方上一样被造反派们夺权，那么他的死期就到了。为此林不得不尽力一博；二是：当时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市下至公社、大队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尚在进行之中，还有相当部份权力掌控在老干们手中。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管会手中，也就是掌控在以林彪为首的（以林彪的嫡系四野战军为主的）军队系统手中。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威慑当时尚未全部被打倒、被夺权的老干们、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林有充足的底气敢于通过江青对毛大发雷霆、要与毛摊牌。

在毛林的这一回合较量中，毛失祘于操之过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打祘对以林彪为首军队系统动手。对此，毛只好暂时退一步，和江一样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头上，对陈进行批评，并让陈作检讨了事。

此事让毛知道林不可能成为死心踏地辅佐毛家王朝的忠臣，林是一个争当毛的“接班人”的竞争者，这让毛坚定了时机成熟时清除林的决心。此后毛还试图让江青插手军队系统，毛要谢富治向林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也遭到林的抵制未能得逞。

为罗织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罪名，在一九六六年底在毛的授意下由汪东兴、谢富治出面组织人员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毛通过政治局常委决定将该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努力”，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专案组通过翻查敌伪档案、编造歪曲事实、胁迫当事人作伪证等方式编造了一系列刘、王的罪行和罪证。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王光美成了美国、日本和蒋介石匪幚的三重间谍。

此时，毛认为时机成熟，便于当年十月中至十月底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由毛亲自坐镇。在毛的威逼胁迫之下会议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一致举手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与会的一百卄四人中仅中央委员陈少敏女士未举手，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除陈少敏之外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刘少奇于次年11月12日被毛迫害至死；王光美被关押至毛去世后才放出来。

 到一九六八年底，被毛视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主要障碍的各级老干们，已被毛通过江青掌控的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专案组”配合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揪斗老干们的残酷的“革命行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不经过任何法律和党纪程序被打倒、或是已被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

在1967年1月毛又通过首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各省市地县、从中央各部委到各机关单位、大中型厂矿企业，以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不经过任何法律、党纪程序便一下子将各级老于们手中的权力利剥夺殆尽。老干们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杀身亡、有的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遣送工厂农村強制劳动。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剝夺。余下的一些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对毛欲建立的毛家天下已不构成威胁的老干们，因尚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工作能力被“结合”进各级新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会”)，毛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来为他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一九六八年底毛全面整粛老干们的目的已达到。此时在毛的教唆、纵容、鼓动之下已变得无法无天、崇尚暴力、崇拜权威、迷信领袖；同时又有着厐大组织的、处于狂热状态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既无书可读，又无学可升(学校的教学和招生都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更无业可就(全国的工厂、矿山、机关、事业单位、供销、服务部门均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通过两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之中的头腦敏锐者，从揪斗各级老干们而成立的“专案组”流散到社会上的中共内部档案、老干们的黑材料中，看到了中共内部的荒滛无耻、特权、腐败、虚伪、凶残、你死我活的内斗与对民众的欺骗。使这些人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之中的一小部份人已开始觉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省长沙第一中学的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凱)，他当年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小册子名叫《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一些非“正统”的探索。在社会上特別是在“红卫兵”中产生了不利于毛和中共的影响。杨因此而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抓去坐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

人数众多，又有厐大组织且已开始觉醒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构成了新的潜在威胁。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高歌从延安经过西柏坡一路走进北京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和中共深知团结一致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面对有组织的厐大的“红卫兵”队伍形成的潜在威胁，毛决定像对待老帅老干们一样是先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以此消弭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形成的威胁。

于是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毛决定充分利用他被吹捧起来的巨大威望，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名义，把红卫兵们分散下放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去。用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上的压力困住他们，使他们无暇他顾。以解除这一大批人对毛及其共产极权独裁政权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借此减轻城市因“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带來的粮食、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和高失业率等状况。

一向擅长兔死狗烹、过河拆桥的毛，利用自己被神化了的巨大“威望”在该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來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

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红卫兵们上山下乡的高潮。史称“上山下乡”运动又称“知青运动”[註：11]。据统计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先后被下放全国各地农村、农场。

与此同时，毛为减轻城市粮食、物资供应和就业难的压力，又把一大批家住城镇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整肃的部份老干、知识份子及其家属、虽未戴“五类份子”的帽子但出身不好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及其家属、城镇出身虽无政治问题但无固定职业人员及其家属，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诫里吃闲飯”的名义強制遣送到农村接受监管和劳动改造。这些人在农村的处境比“知青”们更为悲惨、更为困难。这类“下放”人员的总数高达1千4百万[註：12]。

 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科学、技术上的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剝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元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到一九六八年底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们基本上都被打倒，而且不论被打倒了的；还是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尚未被打倒的，他们原来手中掌握的权力都被剝夺，这些权力已被以江青为首的各级造反派以“革命委会”的方式，和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主要是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通过军管的方式所掌握。此时毛已把党政军警特的全部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毛认为阻止其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换的党政系统的最大障礙已被清除，毛已有绝对把握操控一切。

毛为了让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在文革期间的一切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得到全党的正式认可。于是，毛决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按惯例早就应当召开的中共“九大”。此时毛实现毛家天下余下的最大障碍就是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军队系统。毛虽然已下决心将这最后最大的障碍彻底消除。但鉴于前一次操之过急險些逼得林及其“四野”系统的军队和他摊牌的经验教训。因军队系统最关键的部门基本上仍然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黄永胜(总参谋长)、吳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司令)、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等高级将领们手中。毛知道清除这一障碍的时机尚未成熟。

毛为笼络、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毛在“九大”上修改党章。除认可毛在文革期间所有的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之外，还违背常规，居然在党章上明文规定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以此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但毛在九大上已开始往林的军队系统“掺沙子”将非“四野”的将领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安排为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安排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到文革后期还被毛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还将一些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的非“四野”将领，和一些被打倒、被剝夺了实权的老干、将领安排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在讨论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毛为了阻止林系的黄永胜(黄当时是取代了军委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的嫡系)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毛不惜以牺牲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最后拍板江、黄二人都不进常委会。这样政治局常委就只有毛、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陈、康是毛的死党，毛虽不把周完全当自己人(因毛周相处数十年，毛深知周的阴險园滑，极善两面三刀，又极善伪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常令被周惩处和祸害的干部、民众包括许多老干老帅和知识份子在内，在被周惩处和祸害之后，不仅不记恨于周，往往还对周感激涕零。周因此在在这些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又是毛最为忌惮的)，但毛已把周整得服服贴贴，一贯唯毛的马首是瞻；况且毛还得依赖周幫他处理繁杂的国内外具体事务。这样毛在政治局常委内对他不放心决心要打倒的林拥有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以此作为对林彪的以四野为主的军队系统的制约。

在此之前毛已通过多次调整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人员的方式将大部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调整为毛认为较为可靠的非“四野”的将领。以此拉拢这些将领。毛还挑拨这些将领与林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不和，彼此爭当毛的忠实奴才。不过像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等重要大军区、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关键部门仍被以林为首的原“四野”将领所掌控。

全国夺权风暴和九大之后，林彪的声望和势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国卄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在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中“四野”的人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毛在“九大”上玩的花招，让林误以为毛是真心让他当接班人(林哪里知道毛只是想把林当作毛去世后先辅佐江清之后再辅佐毛远新接班的工具而己)。“

九大”之后毛和张春桥一起到苏州林的住所看望林。谈活中毛故意问林：“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竟不知如何回答，因林早已打祘好将班交给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又不好直说，正吞吐之间，毛接着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毛当然不打祘把班交给张，毛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听到林的回答是：“还是交给江青好”。然而不知里就的林回答居然是：“还是要靠黄、吳、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的文人)掌权”。毛听后已对林彻底失望，知道林不可能为毛家王朝经由江青再传到毛远新(此时卄多岁的毛远新已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兼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建立万世不绝的毛氏王朝保驾护航。此次谈话之后，毛就着手安排除掉林及其“四野”势力的计划。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五

而此时林不仅打祘自己接班，林还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在自己还没有接到毛的班时，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培养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接自己的班。为此，林通过吴法宪为自己的儿子先在空军中造势，并指示吳提名卄三岁的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由空军司令吳法宪、政委王辉球共同簽署任命命令)。吳法宪、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已通过林立果对空军直属机关作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对林立果进行大肆吹捧。

林立果被吹捧成“伟大的天才、帅才、全才”、“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註：13]。并将林立果的报告印制了七十多万册在军内散发、学习。

一贯在毛的面前慬小慎微、百依百顺；且较一般人更了解毛的邪恶本性、更善于揣摸毛的心意的林彪听到这些，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戳到了毛的痛处、犯了毛的大忌。反而异常高兴，对林立果连连誇奖。因毛唯一身体、心理较正常的儿子毛岸英在一九五0年，毛把他送到朝鲜战场去镀金时，因违反规定被美国飞机炸死一事[註：14]，对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打击十分沉重。毛感到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他苦心建立的毛家王朝后继无人。毛怪当时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令自己“断子绝孫”。这也是毛在庐山会议上要把彭坚决打倒的一个不可示人的重要原因。这迫使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得已才想出先将自己的“皇位”(大权独揽的党中央主席)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亲姪儿毛远新，这一办法來使毛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和毛氏皇朝延续下去万世不绝。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原因。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和空军领导人对他的大肆吹捧，很快就传到了毛那里。毛大为光火，对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那个接班人哪！”

毛已下定决心要扫除毛实现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最后一大障碍林彪及其军队系统。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因深谙毛本性的林，凡事在毛表态前决不轻易表态，直到毛表态后才立即紧跟毛的心意表态支持，毛实在抓不到林反对自己的把柄。

但这也难不倒“厚黑”[註：15]到家的毛。毛为此曾两次告诉林：他(毛)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到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要林发起这个建议。林信以为真，以为毛真是要把班(党中央主席)交给自己。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毛派汪东兴回北京传达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中有“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來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來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听后竟误认为：毛这是在假装谦虛，实际上毛这是暗示林按照毛事前交待林说的那样，由林提议毛为国家主席，林还以为毛真的会像毛此前对他说的那样，把党中央主席的位子交给自己，接毛的班。于是林彪向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三条意见：国家主席要设置并建议由毛来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可设可不设、设多少都可以；林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

毛对林三条意见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担任国家主席一事)，此议不妥。毛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面重申：“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林的这几条意见不仅未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接党中央主席的班，就连国家主席的空名也没有得到，反而被毛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这让林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明明是毛当面对他说不想当党主席；并授意林出面提议毛当国家主席。林照毛的话做了，却招来一个反毛反党的罪名。毛与林的谈话并无第三者在场，林就无法与毛当面对质。接着在讨论宪法中对毛的评价时，毛故作谦虛指使张春桥等人出面不要写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三个副词；也不要再提毛是几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天才。

此时林、叶(群)、黄、吳、李、邱等人如果同意这个意见，今后便会成为贬低、反对毛及其思想的罪证；如果坚持要写上这三个副词和坚持天才论，又会被当作反对毛的意见的罪证。所以林及其党羽们无论如何表态，都逃不脱毛为他们设置的陷阱。

毛的两面手腕成功地骗过了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林彪在内)，他们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认清毛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他打下的天下经过江青传到他的亲姪儿毛远新手里，以实现他毛家天下千秋万代的美梦。

此时的陈伯达由于在打倒陶铸、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沿”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等事情上连续被江青(实际上是被毛)抛出来当作替罪羊，深感紧跟毛、江太危險，随时都有可能被毛、江抛弃。所以转而投向未来的“接班人”林彪一边。在一九七0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积极支持林彪的“天才”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陈当然不知道林坚持毛是几百上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是怕背上否定毛英明、伟大、是天才的罪名；陈也不知道毛曾两次私下对林说过：自己不想当党中央主席，要林提议毛当国家主席，以诱发林提前接班的欲望这件事。陈是真心认为毛是天才、是真心拥护毛当国家主席兼党中央主席的。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和林彪系统的人与秉承毛的旨意“反对”提天才论和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就以上两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贯紧跟毛的汪东兴和陈伯达一样也未能看透毛的本意，以为毛是真心想把班交给林。由于在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长期交往中，汪已意识到江他们并未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汪在此次庐山会议上也向林及其军队系统靠陇，支持天才论和设置国家主席，支持毛当国家主席，并参与了对以江、张为首的文革派的攻击。

毛见对手已掉入他为他们设置的陷阱，便以对方反对他反对天才论和不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为借口，对林系统的人发动攻击，但毛知道林在庐山自己的住处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可以直接指挥调动他的亲信部队，并备有两架直升机在山上待命，若把林逼急了，林指挥军队发动政变，自己就麻烦了。精明老道的毛决定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毛决定首先打击由文革派转而投靠林彪系统又没有政治军事实力，但政治地位又很高(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以起分化瓦解、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稳住林，毛于八月卄五日下午亲自找林谈话，毛对林说：“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林连忙申辩道：“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指毛)当，不是我想当，也许我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讲得不当”(林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当面对毛说：明明是你自己要我提议你当国家主席，怎么现在又说我不顾你的“反对”坚持要你当国家主席，你这岂不是出尔反尔吗！)。毛又拉林一把，对林说：“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你与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混入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和他保持距离，划请界线”。 毛为了表示自己交班的愿望，增大林接班的希望和信心，毛又对林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毛这一招确实把林稳住了。

此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汪东兴、吳法宪都被迫作了檢讨，会后陈伯达被隔离审查。毛还派汪东兴试图胁迫、劝诱林进行检讨，被深知毛整人手腕的林断然拒绝。林知道如果自己违心地作出檢讨，便会授毛以打倒他的把柄。毛会利用林的檢讨上纲上线，在全党全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把林批透批臭，这样便可轻易将林打倒。

毛见林并未上当，于是采取冷水煮青蛙的办法，先慢慢剝夺林集团的权力、剪除林的羽翼。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決定》，把组织(人事任免)和宣传(舆论工具)大权从林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手里分割出来揽在自己手里。该组由康生挂名(康因长期卧病不能视事)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等为组员。纪、李二人因均有军、政事务在身，也少有时间精力过问该小组事务。故该小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江、张、姚等毛的亲信手里。毛又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墻脚”的办法剝夺林及其四野亲信的权力。毛在叶群、吳法宪的檢讨上作出批示，并通报全党以损害林系统的名声，被毛称之为“甩石头”；派非四野的张才千、纪登奎进入军委办事组被毛称之为“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任命非四野的李德生为军区司令、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把京畿要地的军权掌控在毛的手里，这被毛称之为“挖墻脚”；毛又以批陈不力为借口，指使周恩来出面主持批陈整风汇报会，指责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叶群、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为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队拼死一搏，又声称他们错误的性质还属人民内部问题，与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不同，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事。

为稳住林，毛指使江青在六月份专门为林拍摄林学习毛著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七、八月份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暗示林，尽管“批陈整风”、批叶、黄、吳、李、邱，但你(指林)接班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你还是毛信赖的亲宻战友和接班人。

深諳毛的本性和手腕的林，此时已意识到他已面临兔死狗烹的險境，与其坐以待斃，还不如拼死一搏。为此林指使还是默许(究竟是指使还是默许至今尚无定论)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拉拢一批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艦队”的政变组织，试图伺机以暗杀或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毛，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毛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之前，林还掌控着北京军区，林本人和黄、吳、李、邱都还没有被毛剥夺手中的权力，也没有失去行动的自由。虽然毛通过中央军委有决定：凡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军队都要报经毛亲自批准。但林和黄、吳、李、邱等在军中，特别是原四野系统中经营数十年，在其嫡系部队中都有一批死党，而改组前的北京军区及其主力38军都掌控在林彪系统手中，用这些部队來解决毛的卫队──中央警卫团那点人马是绰绰有余的。此时如果林能当机立断，抛开等着接毛的班的幻想，联合黄、吳、李、邱调动北京军区原四野林的嫡系部队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江、张、王(洪文)、姚、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陈锡联、张才千……等毛派成员抓起来，将毛处决或加以软禁，夺取全国政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然而在毛刚动手改组北京军区时，叶群非常惊慌，要林早拿主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做事果断、判断精明的林，居然猶疑不决，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致错失良机。不知林是出于何种考虑，是他还对接毛的班心存幻想；还是他在等待他儿子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对毛采取行动？时至今日尚无可靠资料加以证实。

隨着北京军区的改组，北京军区领导換成了毛的亲信，京畿要地的军政大权已被毛掌控。毛通过对黄、吳、李、邱的批判、令他们作出檢讨又“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手中的军权剝夺，林与他们的联系也被监控。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林和黄、吳、李、邱实际上已处于软禁状态。

毛在对林进行致命一击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毛在这年多次乘专列到各大军区和省市巡视，以他那被林和老干们次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各省市的党政要员打招呼，对他们进行拉拢、施压、离间他们与林的关系，胁迫这些人与林一伙人划请界线，以孤立林及其团伙。

毛在这些人面前居然颠倒黑白，指责林彪、陈伯达、叶、黄、吳、李、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指责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反对“九大”路线。指责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在这些被他接见的人面前扬言：预计我23号(9月)回京，25号至29号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上要端出林的错误、要增选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向对自己的行踪秘而不宣、严格保宻、对自己的打算事先从不告人的毛，居然一反往常，对他召见的党政军要员把自己回京的时间、九届三中全会的安排都说出来了。因为毛知道，在他接见的这些人中肯定有林的死党，他们马上会将这些情况报告林。因为毛掌控的情治系统早已知道林立果的“联合艦队”计划袭击他的蛛丝马跡，毛预计到对方可能会在他回京的路上动手；而且毛有意把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解决林的问题及人事安排问题公开对他召见的人说，毛就是要通过这些人把毛回京日期及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的问题、安排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党中央副主席这些信息透漏给林及“联合艦队”的成员，使他们误判毛回京的时间，并逼使林不得不采取狗急跳墙挺而走險的行动來摆脱困境。

当林立果的“联会艦队还在为9月23日在毛回京的路上袭击毛作准备的时候。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于9月12日下午4时回到了北京。

毛出林和“联合舰队”的意料，迅速、安全返回北京，和林他们知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必将面临的悲惨结局这两件事，确如毛所料，已将林和“联合舰队”的成员逼到了绝境。

此时已被软禁在北戴河的林，不得不决定于13日上午带上黄、吳、叶、李、邱五位政治局成员乘飞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公佈毛的罪行，与毛分庭抗礼。

为此，林彪集团已准备好了八架飞机将在9月13号上午将林彪一家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艦队”的主要成员一起运抵广州，在那里另立中央，公佈毛的罪行，与毛公开对抗。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成功，那么，毛、林二人之爭，最后究竟鹿死谁手还难以料定。若果真如此，则现代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

历史上上曾发生过一些重大的偶然事件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事。例如：在中共的蛊惑之下张学良、杨虎成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已陷入绝境的中共及其红军绝处逢生，并通过抗日战争坐大，最后夺取大陆政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然而在“9.13林彪事件”中却是一件不起眼的、发生的几率很小的小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在林彪准备南下广州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尝到了被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巨大威望釀成的苦酒。他的女儿出于对毛的“崇拜和忠心”竟然连续两次向当局举报自己的父母、兄弟要乘飞机南逃广州之事。此事虽早已在毛、周的意料之中，但对林的女儿事前来向他们举报自己的父母兄弟要出逃广州一事，还是颇感意外，只是林彪女儿的举报并未能改变9.13事件的进程和结局。

林彪父子见事已败露，黄、吳、李、邱已被控制，携他们一起南飞广州另立中央已不可能。为避免座以待斃，倉皇之中才决定于当晚強行驾车突破警卫，驶往山海关机场，匆匆登上事先准备好的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没有领航员、油都未加满的情况下倉促起飞，准备飞往苏联。结果该机于9月13日凌晨3时左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全部遇难。

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其中主要的说法有：1、因油不够，中途迫降失事起火烧毁；2、被毛、周指挥的对空导弹击落起火烧毁；3、被毛、周事先派人在飞机上安装的定时爆炸物爆炸后起火烧毁；4、被毛、周派人事先在飞机上制造延时的机械故障导致飞机起飞后失事坠毁。

其中第1条说法是毛、周和中共当局认可的说法，按这种说法毛、周都不会为林彪一家的死负任何责任，完全可以把林彪之死说成是咎由自取。但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因飞机坠毁的現场有非常大的一片植被和土地被烧成一片焦黑，机上的人员也都被燒焦变形，无法辯认。这说明飞机坠毁时油箱里的貯油还不少。作为一个老飞行员的该机驾驶员潘景寅，应该知道要使飞机安全迫降，必定要先消耗掉油箱里的全部燃油之后，才有可能安全迫降。所以潘景寅是决不会在飞机还有那么多燃油的情况之下实施迫降的。此外，据在苏联技术专家指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撰写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中显示该机坠毁时并未减速，而是正以500─600公里/小时的高速航行、飞机坠毁时起落架也未放下、着陆灯也未打开。这些都表明飞机不是在迫降时坠毁的，而是在正常飞行时坠毁的。

属第2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发射对空导弹的程序很复杂，涉及到发射程序的人员众多，不利于事后的隐瞞，因涉及的人员众多事后要杀人灭口，又要让别人不知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属于第3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往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难度虽不大，涉及的也只有一个实施安放的人，事后也容易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灭口，但事前很难确定飞机起飞的时间，因而无法准确确定定时爆炸物的起爆时间。

笔者认为属第4种情况，即制造延时发生的飞机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指使一个人去实施制造延时机械故障，技术上难度不大，又只涉及一个人，事后易于将其灭口，有利于事后的隐瞞与保密。这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件事可以得到印证。这年10月份，毛指派周陪同与毛臭味相投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起乘飞机去中国南方访问时，周抵达首都机场后，一向外表上温文尔稚、从容不迫的周却显得心神不宁，而且十分紧张，不断反复询问值勤地勤人员和驾驶员飞机安全检查前后情况。当周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登机后，也一直心神不安、极度紧张，除一再继续询问驾驶员飞机机械检查方面的情况外，还曾紧张地问道：怎么没有看见长江？这不是往国外飞吧？如果不是毛伙同周刚刚通过制造延时机械故障的办法除掉了毛的心腹大患林，周是不会有如此失常的表现的。因为对毛有深切了解、且与毛一样阴險精明的周深知林死后，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所以周十分害怕毛再如法炮制一场延时机械故障将自己置于死地，所以才有登机前后的那些极度紧张和反常的表现。

实际上林彪在出逃之前，在北戴河就己经处于软禁状态。负责“保卫”林彪的中央警卫团的二大队以及林的警卫参谋李文普都是毛、周派去监视林彪一家人的。林手下的黄、吳、李、邱自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之后便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之下，在这种状况之下，毛、周本可随时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军区的部队把林彪一家人和黄、吳、李、邱以及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抓起来，像对待到少奇一样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但由于林彪一伙人的势力在军队中盘根错节，许多军区、地方上军管会的一把手都是林的亲信或死党，毛、周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老奸巨滑的毛、周决定迫使林自己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不给林的余党和其他老干们留下话柄，给林的亲信和死党造成群龙无首的既成事实，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与毛、周对抗。

在上述情况之下，按理在9月12日傍晚，也就是毛已回到北京之后(毛是当天下午4点回到北京的)，在毛、周已有戒备、林一家和黄、吳、李、邱都处于毛、周的严宻监控的情况下，林立果是不大有可能轻易弄到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极大的可能是毛、周故意安排这架他们已在它上面做好了手脚的(已派人在该机上制造了延时的机械故障)三叉戟飞机让林立果乘它飞到山海关机场(也有可能是在山海关机场做的手脚)，以供他们利用这架飞机出逃。为了促使林一家“出逃”周还故意在12日晚11时半左右亲自打电话给林，查问256号飞机的去处，叶群接的电话，叶知道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事瞒不了，就对周说是林因这里(指北戴河)太冷，想去大连。周假意说：别飞了，晚上不安全。接着周又对叶说要到北戴河来看林彪。这一着让林彪一家人慌了神，认为是周要带人来抓他们，这促使林当即决定：当晚马上走，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样林一家人和林的几位死党便落入了毛、周精心为他们设计的圈套之中。

“九.一三”事件再次显示了毛(当然还有他的幫凶周)的阴險狡诈、冷漠无情，即使是对一贯忠于自己、帮自己打下“天下”、屡次帮自己打倒对手，度过难关、把自己的威望捧上神壇、利用他指挥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做毛的坚强后盾、为毛稳住“文化大革命”的阵腳、将各级党政军的老干们悉数打倒或制服的“亲密战友”林彪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手软或怜悯之心，而是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让紧跟了自己一生的林及其家人抛尸异国他乡。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当汪东兴向毛报告林所乘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往内蒙，下面请示要不要派战机拦截时，毛还假惺惺地对手下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因为毛知道他和周已让人在256号飞机上做了手脚，林已必死无疑，何必多此一举，再下令派战机拦截，给人留下话柄。

以毛一贯兇狠歹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秉性，毛如果没有在飞机上做手脚，不知道林飞出去将必死无疑，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林及其家人的。他必定会派战机拦截林，置林一家于死地而后快，毛的这一段话从侧面也印证了他和周早已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的判断。

为了獎赏在“九.一三”事件中周对毛表现出来的忠心。在新成立的取代原林彪系统把持的军委辦事组的“军委辦公会议”上，毛对“军委辦公会议”的成员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毛为了与苏共爭当国际共产革命的领袖，双方除了进行长时间毫无实际意义的、以罗列和解释马列教条、争当马列主义正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论战”之外，还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经济困境的不满，而在珍宝岛地区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註：16]，并以此为借口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为了制造战争气氛，毛又发起劳民伤财的“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处挖防空洞、核掩体、地下指挥部，搜刮农民的粮食。

毛的好战本性和不断发出的要准备大打和打一场核大战的战争叫嚣；以及毛在对苏关系中的强硬态度，引起苏方对华强硬派的强烈不满。在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对华強硬派的鼓动之下，苏联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以小型核弹打击中国的主要导弹基地、核武器制造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鞍山、长春等政治工业中心。

当中国民众由于毛的轻率举动和好战本性又一次面临战争的深渊而且是核战争的深渊时，却是那个被毛视为头号敌人、“纸老虎”和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拯救了中国民众、拯救了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

当苏联为防止引起美国的误会，而事先将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计划通知美国时，美国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了这一计划，而且明确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美国将对苏联的一百三十四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工业目标进行核打击。苏联迫于美国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核优势，才最终被迫取消了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使中国民众免遭了一次将比广島、长崎更为深重的核灾难。

中苏珍宝島事件之后，当毛和中共当局从美国获知苏联将对中国大陆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准备隨时入侵中国大陆后，早已被毛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千瘡百孔、经济濒临崩溃、外强中干的毛和中共当局一下子吓慌了神，不得不一改视原子弹、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一贯敌视美帝国主义的的极端立场，转而通过在印巴冲突中，毛和中共一向偏袒的巴基斯坦及其总统叶海亚.汗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傘”的保护，来阻止苏联对中国大陆的核打击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叶海亚.汗的秘密安排之下，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宻访北京，与毛和周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毛、周代表中国大陆政府邀请美国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大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尼克松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历时八天的访问。在毛、周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中除了双方互相吹捧奉承，和毛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毛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毛已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甩在一边，已自封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了)之外，双方最后还发表了一个措词含混的联合公报。这次访问本身，以及在双方的会谈和发表的公报中，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利益，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再一次遭到以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出卖。这次访问在毛、周和中共当局精心佈置的假像面前，尼克松、基辛格及代表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带着满脑子的错觉离开了这块对他们来说十分神秘的大陆。在他们心目中品行卑劣、知识贫乏、阴險凶残、生性冷漠、不择手段、视蔑人类一切基本道德、法律、良知和人的生命的毛，成了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为追求人类社会发展新途径的理想主义者；阴險狡诈、卑鄙无恥、两面三刀、善于伪装作秀、人格猥琐低劣的周成了温文尔雅、机智灵话的外交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极大地满足了毛的虚荣心，毛自认为世界头号強国美国的总统已经来“天朝”朝拜自已。毛向国内民众宣传在毛英明伟大外交路线的指引下，连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不得不屈尊亲自到北京来朝拜自己。这是毛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此时的毛似乎己经忘记了他不久前还在与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而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充满空洞废话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中苏论战”中，指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实行的与美国缓和的政策是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此事再次表明毛不仅是一个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什么事别人做就是错的，他自已做又变成对的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的英明、伟大的“光辉形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稍有头脑的干部乃至一般民众都会想：既然你(毛)那么英明伟大、那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明察秋毫，怎么会先选了一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做你的接班人，被你打倒了，以致死无葬身之地；现在又选了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国投敌的林彪来当你的接班人，最后“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罕。而且这个人从井岗山起就一直与你共事了几十年，他的真实面貌，你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跡也没有看出来？

此外在向下传达“九.一三”事件时，公佈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描述也有损毛的“光辉”形象。

正当毛的威望在神壇上面临摇摇欲坠的危机时，两件事让毛度过了危机：一件事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联合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

毛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大把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等国撒钱、撒粮食、撒武器、撒物资进行拉拢的外交手法，终于得到了毛祈盼己久的“回报”。毛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手下的人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舍国）去的”。

我们是被上述这些国家抬进联合国的吗？不！我们是被毛用中国民众赖以活命的金钱、粮食、物资买进联合国的。为此中国民众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饿死、数以亿计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物资极度匮乏、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之中。

第二件事就是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这件毛和中共自已打自已觜巴的事(因毛和中共一直视美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一直拒绝与美国打任何交道、凡是与美国的任何交往、缓和都被毛和中共说成是修正主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投降，而加以大肆的攻击)被毛和中共吹虛成“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两件事经毛掌控的新闻舆论工具及郭沫若之类无耻御用文人学者的误导、扭曲和吹捧使得毛在“九.一三”事件后那“光辉”渐失的形象又一次重显“光彩”。

由此可以看出生话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由于真实资讯的匮乏和长期被当局用虚假、扭曲的新闻舆论误导、长期被当局用马恩列斯毛的共产极权教条进行洗脑、灌输的结果，竟会变得如此的缺乏主见、如此轻易地被误导被蒙骗。这种极权体制对民众思想意识、独立思考能力造成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难以癒合的。这就是到了真实资讯已经较过去容易获得的今天，中国大陆仍有那么多的毛左份子、五毛党、乌有之乡的乡民以及司马南、王宁、公方彬、张召忠、金一男、宋晓军、孔庆东……之类的专家、教授公然反对普世价值观、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公然为当局的倒行逆施摇旗呐喊、寻找理论依据的最根本的原因之所在。

目光短浅、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宪政、蔑视人的生命、蔑视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心想通过发动一场核大战在全世界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其用共产极权主义来统治全世界的妄想的邪恶本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尼克松及其“智囊”基辛格，居然不知道只有毛和中共才是美国和全世界最大最危險的敌人，他们反而把自斯大林死后，经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已经开始逐渐觉醒、逐渐开始回归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苏联当作美国和人类文明的最大敌人。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的外交政策和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出卖和背叛，不仅拯救了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毛及其共产极权政权，而且还引发了一场西方国家首脑竟相访问中国、争先恐后与中共政权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风潮。使毛和中共摆脱了在全世界长期被孤立、被边沿化的困境。

毛、周及中共尽情享用着尼克松和基辛格送上门的这个大馅饼。毛一边心满意足地接见络绎不绝前来“朝拜”他的亚非拉和西方的政要；一边享受着这些人对他的奉承；一边用他那含混不清的湘潭话(此时的毛已因中风而出现语言障礙)对这些人发表一通他那不边际的空话、废话、大话；一边继续做着他那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伟大领袖”并让他建立的毛家王朝延续千秋万代的春梦。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六

9. 一三”事件林彪死后，虽然周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象狗一样对毛竭尽忠心[註：17]，毛也象对狗一样赏了一根骨头给周(毛指示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要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在尼克松、基辛格访华这件事中，周更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谒力贬低自已。但生性多疑的毛对周仍不放心，因林死以后，毛实现家天下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礙─党政军的各级老干们不是被打倒，剝夺了手中的权力，就是被毛通过红卫兵、专案组整得服服贴贴(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毛认为他们都已不能、或不会对毛的权威和所作所为构成威胁了。只有周由于善于伪装、善于两面三刀、善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善于作秀；又具备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在那个真实资讯因毛和中共一贯十分严格的控制和严格的保宻制度而十分匮乏的时代，周在许多党政军老干中(包括许多毛通过周把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党政军老干们在内)、在不明真像的许多民众中还享有很高的声望，而这正是毛最为忌惮的。毛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的威望和势力坐大，毛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礙。

但毛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能替代周应付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因毛所依靠的那些文革新贵们[註：18]没有一个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和经验。此时的毛，想到了那个和刘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一边，而给他留了一条后路的邓小平。在林彪刚一死，邓立即写信给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对林彪集团的打击清洗、歌颂毛的英明伟大；接着又对自已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毛作深刻檢讨；并表示自己希望重新出来，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做点工作。

这正合毛的心意，因为邓不仅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对军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具备指挥军队的经验和能力。邓的“深刻檢讨”让毛以为有这一把柄抓在自己手里，邓只能服服贴贴、尽心尽力为辅佐毛家王朝而努力工作，否则隨时可以将邓再次打倒。

1972年初毛借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把反击“二月逆流”打击老干、老帅们的责任推到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头上；毛又宣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重新起用邓作出铺垫。

毛之所以决定重新起用邓，是想利用邓来制衡周，以防止周的权力和威望过大，对毛构成威胁。毛认为他将邓从绝境中拉回，邓必定对毛感恩载德，死心踏地辅佐江青、毛远新继承毛氏大统。这样就可以在必要时将周打倒，以邓取代周。

这年8月毛通过对邓写给他的表示效忠和深刻检讨的信上的批示，明确表达了要重新起用邓的意思，周只好按毛的意思进行一些具体的安排。此事一直的被周拖到1973年3月才根据毛的决定，中共政治局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这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在林死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把尾大不掉的周搞掉，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前面说到的毛一时从他的亲信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幫毛处理厐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二是：邓的复出因受周的有意拖延、暗中阻挠(精明狡诈、对毛的卸磨杀驴手法有深切了解的周十分清楚，一旦他被邓取代，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结局)，直到1973年中邓才正式复出，主持周手里的一些工作；三是：1972年5月周被确诊为膀胱癌初期，当时如按专家意见，及时手术切除治癒率很高。但毛知道后，连忙指示：对周及其夫人保宻、不检查、不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这等于是让周坐等癌症扩散不治身亡(周后来的结局果然如此)。这样不仅可以使周死在毛的前面，不能对毛死后的江青、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还不必像对待刘、林那样动手把周搞掉，使自己少遭一次兔死狗烹的骂名。

毛为了让新复出的邓迅速取代气数将尽的周，于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提议邓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并表示了对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劍英的不满。

12月22日毛还提议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元月毛又提升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仍兼总参谋长。毛还罕见地称赞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強”。毛又要邓在周治病期间代行总理职责。毛对邓可以说是恩泽有加，又因毛手中握有邓认罪、认错的检讨信的把柄在手，毛自以为邓从此便会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毛一心指望他对邓的恩泽，能换取邓对毛氏王朝的忠心。在他死后邓必将死心踏地地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毛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转換的心愿。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嗚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邓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已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己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邓复出不久，即与以毛为后台的江青等“文革”新贵们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的邓自认为周已不能视事，毛年事已高，又重病纏身，许多事已力不从心。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能与自己相比。所以邓误认为毛已离不开他。邓到此时还没有看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是要从党天下转为毛氏天下，邓还以为毛让他复出，是要把中共的江山(实际上是毛的江山)传给他。

邓复出主持工作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方面。他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9]。邓在他主持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很少提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反修防修”……等“文革”内容。

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立即在国内掀起一场矛头指向周、邓的“反经验主义”运动。江青公开宣称：“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等文革派对邓的攻击和对邓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干扰，引起了邓的不滿，邓将此情况亲自反映到毛那里。毛此时仍未放弃利用邓辅佐毛氏王朝的幻想。毛利用1975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继续对邓进行拉拢。毛一面表示支持邓的做法；一面假意批评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要江团结邓，不要搞“四人帮”；一面趁机打击重病中的周；毛还旧事重提称邓是毛派的代表。会后毛还要江亲自登门与邓谈心认错，但并未取得邓对江的支持。毛的这一手令邓更加相信毛已离不开他，毛死后毛的江山非他莫属。

毛自1972年2月因肺心病发作大病一场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毛自知来日无多。此时毛最担心的是自林死后周已成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氏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尽管周在毛面前表现得像一条没有骨头的狗一样对毛逆来顺受、百依百顺，但深知周的阴险、园滑、狡诈、两面三刀的毛，仍怀疑周在他面前的表现都只是假象，而且周始终没有重大把柄被毛抓在手里(除了在党内早已有了定论的“伍豪事件”之外)[注：20]。毛最怕自已死在周的前面(在周被查出患癌症之前，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毛知道他在世时可以镇住周，一旦他死后无论是在党内、国内的影响力、声望、人脉和能力，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都无法与周相比，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毛氏天下据为己有，而将江青、毛远新等文革新贵打倒。于是毛一方面促成邓的复出以取代周；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周的打击与迫害。

毛继续拖延、阻挠对周的癌症进行积极的治疗，直至周的癌症已扩散才同意对周进行手术治疗，但为时已晚，周的病情日益恶化。为了加速周的死亡，在周染病期间，不让周休息仍让周主持繁杂的国内、国际事务以消耗其精力。同时毛为了对周施加精神上的压力，以加速周的死亡，毛把周奉他的联美抗苏的旨意而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的会谈，说成是周推行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1973年7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对周进行批判，周吓得连忙向毛作出书面检讨。

同年11月周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毛指责周未请示他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为此毛召开会议对周进行批判，会上江青攻击周“是右倾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丧权辱国、蒙骗主席(指毛)”。这一次自知来日无多的周终于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叫道：“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如果是在毛面前周绝对没有这个胆量敢对毛拍桌子)。这引起一心要提高江青威望以便接自己班的毛的震怒，毛立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斗争己重病纒身的周。会上文革新贵们指责周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外交部搞独立王国、害怕苏联、如果苏联打过来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在1972年毛重病期间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毛为了拉拢邓和挑拨周邓的矛盾，还特意要邓参加对周的批斗会，邓为表现自己紧艰毛，在会上攻击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又可及，希望你十分警惕这一点”。又专门成立以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对周进行批斗“帮助”，并责令周亲自写检讨，不得由他人代笔。周被迫写了一份对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才得以过关。这一次批斗，毛达到了把周搞臭的目的，以致与会人员都不敢与周打招呼。

到1974年初，毛又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借机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皇后”，为江青继承毛氏江山作舆论准备。此前的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时，毛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露骨地表达了毛要建立毛家世袭天下的意图。

在1975年8月的批《水浒》运动中毛还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赞扬江青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

本来周为了讨好毛，批准意大利共产党员摄影家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一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不料此人暗地里却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大陆贫穷落后真实面貌的纪录片，揭了毛和中共的老底。在国际上对毛和中共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文革新贵们指责安东尼奥尼是间谍，批准他来华拍摄的周是汉奸。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矛头转向周，毛指示文革新贵王海容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王带着毛的指示组织人马批周。

毛又指示江青提出批“宰相大儒”，全国各地刋登一系列批宰相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为现代大儒，这些都对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速了周健康状况的恶化，这正是毛要达到的目的。

到1975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毛，生怕自己死在周的前面，所以对已病入膏肓的周仍不放过。在这年8月中旬毛借批判《水浒》为名说：“宋江(暗指周)投降，搞修正主又，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指周对美国奉行投降主义)”。江青更明确地说：“(主席)评《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主席(指周、邓)”。面对这样的攻击、指责，周不仅仍然保持一贯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且还拿自己的眼睛为毛试验一种新眼药水，以此向毛表示忠心。尽管周如此下作的表现，仍未能引起毛对他的一丝一毫怜悯。毛于1974年和1975年翻出三十年代周支持王明、博古反对毛的老帐，和“伍豪事件”对周进行打击，指责周一贯反对毛的路线和叛党投降，使周对此耿耿于怀。以致1975年9月20日周进行最后一次手术，被推进手术室大门前，周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高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毛的忠实走狗和帮凶、罪恶累累的周终于走完了他卑鄙、猥琐、园滑、伪善、阴险、狡诈、无耻和凶残的一生。毛终于如愿以偿，使周死在了他的前面。

坏事做尽的周害怕他死后被人掘墓扬灰，死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得到毛和中共的批准。周死后毛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以此对周进行最后的羞辱。

邓借毛的三项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5月召开的钢铁座谈会上提出：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毛的这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邓的纲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自已接毛的江山打下基础，而毛一贯倡导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邓、毛奉行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毛和邓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最后分道扬镖己是不可避免的事。

邓自以为毛和中共都离不开自己，一心恢复整顿国民经济，以为自己接管毛和中共的江山打下基础；毛却一再拉拢提携邓，想让邓死心踏地地先辅佐江青，后辅佐毛远新继承毛氏江山延绵不绝。毛、邓二人各怀鬼胎，到他们都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矛盾和斗争必将一触即发发。

由于周内心虽凶残歹毒、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但他十分善于伪装、和作秀，为人处世又园滑、八面玲珑。所以周外表上总装出一副文质彬彬、对人亲切关怀的样子；周虽然私下里穷奢极侈，但外表上却总是表现得艰苦朴素的样子，工作上也显得勤勤恳恳。在那个资讯匮乏又惯于对民众保宻，和惯于误导民众的时代，周伪装出来的表象蒙骗了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和党、政、军干部在内)。以致周死后，许多身受其害而不明真像的民众如丧考妣痛哭不已。到这年的清明节前后，被周的假象蒙蔽的大批民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的名义发洩对毛、对中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后称之为“天安门事件”)。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认定天安门广场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抓反革命，认定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讨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和开除邓的党籍。

毛远新向当毛报告天安门的情况，和政治局开会的处理意见时，毛说：(民众)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春桥)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指邓)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毛决定对天安门游行示威民众进行镇压。4月5日晚当局派出5个营的部队、三千公安干警、一万民兵全部着便装对尚未撤离广场的民众进行殴打、抓捕，造成多人死伤和约400人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并被判刑。事后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遭批判、斗争的民众不计其数。

4月7日毛通过毛远新指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由华国锋任总理兼央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之所以不顾江青等文革新贵的反对，把能力平平的华国锋提到总理和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毛认为华老实对自己忠心耿耿；二是：华是一个老干们和文革新贵都能接受的过渡人物，双方都认为华老实容易控制，毛认为他可以以华为过渡，轻易地把自己的天下先转交给江，然后再转交给他的侄儿毛远新，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将党天下转变为毛家天下。如果此时直接把总理的位子交给張春桥，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交给江青，不仅会引起老干们的抵制，而且将召致广大干部民众的不滿。刚刚爆发的“天安门事件”让毛对此一作法不得不有所顾忌。

然而由于江自恃有毛做后台，处处显得盛气凌人，骄横霸道，从不把华国锋、邓小平、叶劍英、汪东兴、李先念……等老干们放在眼里，令他们对江无法忍受。江的表现，就为毛死后她被华、叶、汪、李……等联手将以她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搞下台种下了祸根。

一直到1975年年中，毛都没有放弃拉拢邓死心踏地地辅佐他去世后的毛家王朝的的努力。然而自以为周重病纒身，已不久于人世，毛已离不开自己，毛和中共的江山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有能力继承的邓，为打好继承江山的基础，而进行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到1975年已初见成效。此时的邓仍不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放在眼里，一心进行国民经济和军队的治理整顿。邓绝口不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也很少提及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路线斗争……。

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通过这年10月初才调到毛身边，任毛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注：21]到毛那里告邓的状。11月2日毛远新在汇报情况时对毛说：他(指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听后心情沉重，他要搞清邓对“文化大革命”到府是什么态度，于是要毛远新与汪东兴、陈锡联一起找邓面谈，把毛远新的话当面向邓说，看看邓的反应。面谈时，自以为毛已离不开自己、又有叶劍英、李先念、万里……等老干支持而有恃无恐的邓，对自己不批十七年来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辩称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自己复出后的工作评价邓说：从九号文件(指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想嘛。(在这一点上)我与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既无认错的表示，又不称赞“文化大革命。毛知道后对拉拢邓辅佐毛氏王朝仍未死心，在这年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在与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之后，见毛仍对他进行拉拢，这使邓进一步加強了毛已离不开自己，要把中共的江山传给自已的错觉。因此邓找借口惋拒由自已主持起草这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直到此时，毛才对拉拢邓来辅佐毛氏王朝彻底绝望。但毛苦于一时找不到能帮他处理国内外繁杂具体事务的帮手以顶替邓，于是毛决定先打击一下邓的气焰，警告一下邓，让邓老老实实，暂时仍利用邓帮自己处理国内外具体事务，等找到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再将邓彻底打倒。毛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知道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来的。11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仍由邓主持，由邓在会上宣读毛批准的《打招乎的讲话要点》，其中多处矛头直指邓，其中如：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注：22]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指邓等)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总是要祘“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于该年11月26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往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刚见成效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陷入停顿。

这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由邓主持的批邓会议，会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猛烈批斗邓，否定邓复出以后主持的治理整顿工作，说治理整顿是翻案，是复辟资本主义。12月20日邓被迫在会上作检讨。邓的检讨虽名为检讨实为为自己的治理整顿工作辩护。

1976年1月20日邓写信给毛以辞去自己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责任对毛进行要狭。由于毛一时实在找出一个人来顶替邓，毛只好暂时忍让，毛指示毛远新：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应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的工作可以减少，但不应让他停止工作。1976年1月底毛剥夺了邓代理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副总理职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仅让邓专管外事工作。

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此时周已于1月8日病故)、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又強迫叶劍英“生病休息”提拔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月25日毛指使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实际就是代表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公开号召：“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3月25日江青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会上，江攻击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大汉奸、代表买办地主阶级利益，还称邓是国际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要共同对敌，就是对邓小平。因毛称江可以挑大旗，江此时已自比为武则天、吕后。江在这次会上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又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载帽子的皇帝，实际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誹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天安门事件”后，邓才认识到毛要他复出，并加以提拔重用，不是要把毛的江山传给他，而是要他当毛氏王朝的辅政大臣，先辅佐江青过渡，最终的目的是要他辅佐毛远新，稳住毛家天下，以完成毛氏王朝由毛经江青过渡到毛的宗亲毛远新的传承。一心效法秦始皇的毛，要把自已当作毛始皇，一代一代永不绝续地传承下去。因为毛认为只有这样，自己的深重罪孽才可以长期对民众隐瞒下去、才可以不遭追究，并将这些史无前例的罪孽推到别人的头上。

然而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一心想建立家天下的毛，他的命运连秦始皇都不如，秦始皇死后，好歹还将他的家天下传到了秦二世手里搞了四年，秦朝才被推翻。然而毛死后还不到一个月，毛的家天下便被华国锋、叶劍英、汪东兴等人发动的一场宮庭政变所推翻。

“天安门事件”后，毛也清楚地意识到邓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死心踏地地成为毛氏王朝的托孤辅政大臣，邓是想自己继承毛的江山。所以才有4月7日毛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关于任命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的出台。

然而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时将邓置于死地，将激起早已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高级将领们狗急跳墙发动兵变，断送自己的江山。而此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而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其二是：声势浩大的“天安们事件”让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局势使毛对今后政局的变化有所忧虑。毛害怕他死后，万一今后在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是无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时，还得依靠邓来收拾残局。由于毛深知自己所干的几乎所有坏事、对国家对民众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邓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且在中共历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所以毛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万一不能顺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交到邓手里也比交到其他人手里要好。

毛知道今后万一出现变局，邓掌权后，邓决不敢抛弃毛和中共这两块招牌，因邓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于否定邓自己，以毛对邓的了解，毛预计邓决不会这样干，这样毛的“英名”仍将继续保留，罪行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清祘(“文革”后邓再次复出并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毛的预见)。毛基于以上的考虑，在邓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仍保留了邓的党藉以观后效之后，并没有找借口马上把邓弄死，而是命汪东兴将邓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一个秘密处所，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他的影响力。今后如果毛顺利实现将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将江山经江青传到毛远新手里时，再找借口将邓处决；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再重新起用邓来为毛和中共收拾残局。

1976年6月15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毛，召集华国锋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在一起，毛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们赶到那么几个海島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在这里把与蒋斗几十年，终于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当上了毛始皇，当成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时，毛终于把所谓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之类美冠冕堂皇的外衣都抛弃了，赤裸裸地表明了他所谓的“革命”就是与蒋斗了几十年，打进了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后面还有一句“坐上了金銮殿”毛不好意思直说)，实现了自己的封建帝王梦。毛在这里对“抗战八年”没有作过多的吹噓，如果真如毛和中共一贯次嘘的那样，毛领导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毛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样的盖世奇功毛是不会不自我吹嘘一番的。因为毛和中共在“八年抗战”其间奉行的政策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用抗日战爭坐大的政策，不仅如此，在抗战期间毛还指使饒漱石、潘汉年、楊帆……等与日寇和汪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互通情报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军民，难怪毛不止一次在接见日本政要时感谢、美化日本的对华侵略战爭。

“天安门事件”终于使一直沉缅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深得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幻象中的毛，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开始认识到要把自己的江山顺利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已经没有多少把握了。毛已意识到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最后毛不得不发出“你们(指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哀叹。

尽管如此，毛仍未放弃由党天下转化为毛家世袭天下的努力。据毛远新、张玉鳳、姚文元等人的回忆，自“天安门事件”后，毛多次向他们提及毛去世后领导班子的名单，其中有一份为：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另一份名单及排列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1976年7月15日毛趁自己死前最后的清醒时间，在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时，毛公佈了他最后确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和排列顺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由毛提出的这几份名单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毛对毛家以外的人越不放心，到最后连经过江青过渡到毛远新都不放心。最后两份名单显示出毛已决意直接把毛氏江山传给毛远新，而不经江青过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在最后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竟然荒唐地把他的姘头、准夫人张玉凤也列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内。

毛在临终前少有的清醒时间内，最后确定的这份接班人的名单，终于彻底暴露了毛不惜发动禍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倒阻碍他把政权传给毛远新的所有老干们或把他们整服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最终现实毛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的梦想，就像金日成在北朝鲜建立的世代相传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七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民众以及许多国外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和普通外国人没有认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是为了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像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壇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壇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朿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啥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虛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

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像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识知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必然的。

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空话、废话、大话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人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清匪反霸、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反胡风份子运动、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滿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独裁专制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隨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他自己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

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隨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有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也仅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更大一些罢了。

还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宻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跡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獄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註：23]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猶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註：24]。

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註：25]之间为爭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为何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据叶劍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已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姪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己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己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造成的四千五百多万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年景被饿死，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人吃人的惨状才不会“上书”、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隨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爭的阴險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干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运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鍳于打倒彭罗杨陸的经验教训，毛深知靠老一套的拉一派打一派，并经“正常”的“法律”和“党纪”程序，要在自己死之前将所有阻碍他实现毛家天下世代相传的所有老帅、老将和老干们都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壇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毛用这一禍国殃民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终于如愿以偿从1966年5月中到1968年底这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已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老于们几乎全部打倒，并剝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已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氏王朝的忠实臣仆。

1976年9月9日机关祘尽、众叛亲离的毛，终于怀抱着毛氏王朝永续不绝的梦想撒手人寰。结束了他阴險狡诈、冷漠无情、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寡廉鲜恥、罪恶累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和敢于蔑视和践踏人类公认的一切法律、道德准则的一生。

毛一生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惨重灾难：八千万至一亿人因毛和中共的迫害和毛制造的大飢荒而死于非命；整个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摧毁殆尽，其糟粕被发扬到极致；数千年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物被摧毁殆尽；整个中国大陸道德沦丧；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反动的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思想死灰复燃并被“发扬光大”；全人类的文明价值标准被歪曲、丑化和践踏……。

回顾毛罪恶的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毛投身共产革命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源于毛要在中国实现他的封建帝王梦；从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到1958年毛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在全国发动瘋狂的“大跃进”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源自于毛要巩固他所建立的毛氏封建王朝和他在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地位；从1958年毛发动禍国殃民的“大跃进”起，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命归黄泉为止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都源自于他不仅要当中国的封建帝王，而且要实现他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也就是要当世界共产阵营的皇帝的梦想。这期间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他死去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一切罪行，都源自于他既要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和巩固自己的皇权；还要把他建立的毛氏王朝传给他的姪儿毛远新以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

通过以上的事实和分析我们知道：毛投机共产革命运动“建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已的封建帝王梦，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皇朝，在中国复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统治，是极其反动的，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毛“建国”的手段和途径是极其残忍、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和非法的、是以一千数百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惨重破坏为代价的。

毛所“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带來的不是文明、发展与进步，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思想、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和八千到一亿民众因毛和中共的迫害以及毛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而悲惨地死去。整个中国大陸除毛一人之外，所有的民众(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员和普通干部在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飞來横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巨大恐惧之中。每一个中国人当你知道毛是怀着如此反动的目的、是通过如此卑劣的途径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给中华民族带來了如此深重的的灾难时，你还会认为毛“建国”有功吗？

究竟是些什么人至今仍认为毛“建国”有功？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毛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犯有许多滔天大罪，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其一是：那些与毛一样怀着“打天下，坐江山”的目的，提着脑袋追随毛“闹革命”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以及他们的子孫后代“红二代”、“官二代”们。他们是毛领导下建立的这个封建奴隸式共产极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毛建立的这个政权中享有种种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上的特权，享有巨大的、除了受制于毛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以及后来利用这些世袭的权力攫取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虽然也目睹毛“建国”过程中手段的卑鄙、凶残、无恥，和“建国”后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巨大的权力和通过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如果他们承认毛“建国”有罪，那么等于承认他们自己追随毛“建国”也有罪；等于承认他们这个政权存在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他们的特权、权力以及他们通过这些非法的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这是他们决不愿意面时的情况。所以他们坚持说毛尽管有错误甚至有罪，但毛在“建国”上还是有功的。因为只有说毛“建国”有功，那么他们追随毛“建国”当然也有功劳。这一类人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

其二是：现在当权的许多各级党政军官员们，虽然由于国内外许多资料的解密以及资讯的公开和流通，已使他们明知毛“建国”有罪，却仍然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给他们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政权免强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的“合法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巨大权力和利用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勉强寻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恢复使用毛氏手法来打击、镇压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他们那些与民主宪政、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找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理想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投奔延安、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他们追随毛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成功后才发现他们努力奋斗所建成的这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他们在“解放”后目睹了毛和中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到他们晚年才开始觉悟过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毛和中共做了许多错事坏事、说了许多假话错话，到现在终于敢于承认过去的错误；终于要说真话。这些人自称是“两头真”，他们虽认为毛“建国”后虽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但仍坚持认为毛“建国”还是有功甚至是有大功的。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心里也明白毛“建国”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但他们口头上仍要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说他们一辈子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才有点意义。只有坚持这种说法他们的一生才有点意义，他们的一生对国家对民族才多少有点“功劳”。只有这样他们在他人面前和面对自己的一生时才可聊以自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到晚年要让他承认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其四是：许多对毛“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又深受毛和中共洗脑、舆论导向、歪曲真像的宣传毒害；又满脑子封建奴隶意识、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民众。他们没有自己判别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又缺乏判别是非曲直的客观事实依据，因而只能轻信中共的宣传认为毛“建国”有功，这一类人为数众多，许多愤青、自费五毛党、真诚的毛左份子和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属这一类人。

其五是：那些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秉承中共当局旨意，靠吹捧毛和中共当局维持生计的五毛党，和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御用文人、专家、学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毛“建国”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但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计，不惜把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抛到九霄云外，昧着良心按照中共当局的旨意鼓吹毛“建国”有功，以自欺欺人。

 2016年6月4日写完。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运动的殉难者和仍然健在并继续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奋斗的参与者。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10]被打倒的知识份子和老干们当时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戏称为“牛棚”。

[註：11]：从一九六八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当时大都为“红卫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起，到一九七五年前后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被毛或诱骗；或強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农场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以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他们不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以消除这些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统治的威胁。同时又减轻了城镇人口就业难的压力。被当局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

[註：12]:据360浏览器好搜百科“上山下乡”词条称“文革”期间约有l/10的城镇人口被下放农村，按当时全国人口总数7亿城镇人口占20％计全国有1亿4千万城镇人口，其1/10就有1千4百万，也就是说全国这类城镇“下放”人员总数约为1千4百万。

[註：13]：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里程碑

[註：14]：据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王十七岁就在志愿军总部任敌情参谋，后来一直从事军史研究)介绍：关于毛岸英之死，他在采访过当时志愿军总部许多当事人之后证实：一凢五0年十一月卄五日早上毛岸英和另一参谋高瑞欣因起床较晚错过了早餐时间(当时为避免引起“敌机”的轰炸，志愿军总部规定白天不准生火做飯，以免炊烟引來“敌机”的轰炸，早餐必须在天亮之前吃完，毛和高因睡觉耽误了早餐，起來后，毛岸英竟依仗是毛泽东的儿子违反规定，在上午九时左右擅自生火炒蛋炒饭吃，炊烟引来“敌机”的轰炸，毛和高所在的办公室被燃烧弹炸中，毛、高二人葬身火海。

[註：15]：臉皮厚、心里黑，指厚颜无耻、擅弄权术的政客、阴谋家。可详四川学者李宗吾先生所著《厚黑学》一书。

[註：16]：中苏双方在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和8月13日在黑龙江珍宝島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直升机、坦克、大炮投入战斗，双方互有伤亡。

[註：17]：周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没有骨气、在毛面前行为猥琐、低声下气极尽阿腴奉承之能事、经常主动为毛的错误和罪行承担责任，甚至不惜把屎盆往自己头上扣，不分是非对错主动充当毛的打手的单鄙小人，他试图以此求得毛的欢心和避免遭毛的清洗，周在毛面前的表现，让毛都感到恶心，毛从内心深处鄙视周，把周当作一条毛要它咬谁就咬谁的狗。

[註：18]：文革新贵是指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迅速登上政治舞台高端的那些毛所依靠、所信任的政治人物如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王力、戚本禹、关锋……等。其中王力、戚本禹、关锋、陈伯达等先后被毛以各种借口打倒。

[注：19]：“四化”是指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注：20]：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周恩来等侥幸逃脱。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各大报分别刋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啓事》，伍豪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本人及中共均称此啓事系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但到文革后期毛为打倒周和向周施压，重提此事以指责周有叛党嫌疑。

[注：21］：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儿，1941年生1960年进清华大学后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入伍。文革开始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红卫兵领袖。27岁被毛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一心想把他当作继承毛氏江山的接班人，为达此目的1975年10月10日，老眼昏花的毛，将他调到身边担任毛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向毛反映情况和向政治局时达毛的指示，有时也坐在主席位子上代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为毛家天下的正式继承人培养，文革后被判刑17年。

[注：22]：指清华大学刘氷等人向中央写信，告毛派往清华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迟群和谢静宜的状一事。毛指责写信的人：动机不纯，想打倒池、谢二人。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註：23］：五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

[註：24]：详谭合成先生所著《血的神话》，书中谭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湖南道县在文革期间，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阶级灭绝”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状况。

[註：25]：在“文革”期间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和“造派”组织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得到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按照毛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坚决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老干们的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组织；另一些未得到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的组织，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凡是反对当权领导就等于是反党、反毛，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这些组织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有造反组织要打倒当政的老干们，便起来保护这些当权的老干们，以显示自己是在保卫党的领导、是在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造反组织被称之为“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