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飞燕   来源：中国之春  2024.2.04

【编者按】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在编者看来，所谓土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土地产权、土地革命、土地财政等几个横跨不同时间和视角的方面。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重大危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显得极为乏力，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一旦全面爆发，后果将会是全面且严重的，为此，本期《中国之春》将会刊登有三位作者写作的上下共 6 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

土地国有化的反面，或者说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土地的私有化，土地交易的市场化。那么为什么中国迟迟到今天，到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呢？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其实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因为，原因很简单（但又是一个时常被现在的人所忽略的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又是一个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国家，其统治是独裁的、极权的，但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说，再怎么改革也好，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仍然是共产主义者，而根据共产主义的概念，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现在中国没有消灭私有制，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是中国共产党对现实条件的某种迂回和退让，仅此而已。

中共是暴力革命起家，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对中国的共产革命，会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就本文所关切的土地问题而言，共产党对此的解释其实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认为从古代到现代，只要有人在中国搞土地私有制，那么这就要注定进入一个循环了，也就是认为土地私有制会造成自由买卖、土地兼并、社会危机、农民战争等等。

说的具体一点，第一，这一种史学论述认为传统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集中，它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第二就是认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买卖造成的；第三个论点就是认为这种机制导致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周期现象，就是一个王朝早期土地比较平均，然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买卖，土地兼并就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有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造成一场社会暴乱、农民战争之类，这就用来解释中国的一治一乱；第四个就是用它来解释中国 20 世纪的共产革命，因为所谓反封建，讲得简单点就是消除地主制，在这种解释话语下，中国革命基本就被解释为（特别是在国内层面）主张土改的人和反对土改的人的一场较量——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就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所以也就赢得了革命，而国民党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败了，被农民抛弃了。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紧接着下一步，集体化就非搞不可。因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后，肯定还要接着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则的话，又会出现上述的周期现象。所以搞了土改还不算完，接着还是要搞集体化的，如果不改集体化的话，那土改等于是白搞了。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早在农村承包制改革一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对的舆论，就是所谓的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回到解放前，其实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实指的就是回到单干。

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去反思，去批判中共关于土地产权的这一整套论调，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几项政策而已，而是要面对这一整套解释体系以及背后的历史。而在这一方面，其实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推翻了这种假设。例如说，其实体制内的很多干部学者，学者干部，对中国古代土地集中的程度就提出过不同意见，比如中央党校党史调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他就讲传统时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多，而不像以前官方讲的那样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几。当然他理论解释上他是加了个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几，也足以证明那时候地主制还是整个占主导的。另外一个就是很早之前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他主持国家统计局的时期，他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把土改时期不同地区的地权资料做过一个分析，当时出来的报告结论也是土改前中国的土地没有过去讲的那么集中，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比较集中，有的地方比较分散。至于民间的学者，例如秦晖对陕西关中地区的研究，史建云对华北的研究，张佩国对山东的研究，还有一些人做西北的研究、福建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土地兼并不像以前讲的那么严重。

因此，在土地问题上，我们今天应该这样讲：第一，假如中国传统时代的不平均的确是因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造成的，也就是说不平均的根源是有人垄断了土地，有人必须向他租地。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传统时代来自于土地占有造成的不平均其实是很微弱的，如果说土地占有是根源，那么传统时代几乎就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平等的桃花源。因为 0.53 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能够推出来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 0.26 上下，比现在要平均的多的多，已经达到了欧洲福利国家那种水平。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社会危机呢？那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社会爆炸呢？第二个，假如这个社会的确有很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发生社会暴乱、社会动荡，或者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这种不公平肯定有原因的，但把它归结为土地占有肯定有问题。换句话说，这两种推论必居其一，如果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分配，那史实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几乎不是什么问题；那么如果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大，根源问题就不应该归咎为土地。

那么中国发生的这些朝代更迭是什么？其实中国这些危机基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官逼民反，反映的是中央集权专制与民间的矛盾。矛盾一旦爆发，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民间的精英和平民联手起来反抗官府。其实看看《水浒》就会知道，《水浒传》里描写的是农民反抗地主吗？不是的，水浒描写的是地主带领农民，就是庄主带领一帮庄客，庄客就是佃户，就是地主带着佃户去反抗官府。这样的社会危机说和中国的传统制度是有关系的。

而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这一点上跟传统的社会爆炸可能区别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也可以解释为专制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冲突。

抗战之前中共发起的土地革命暂且不说了，就以抗战作为一个起点来讲，实际上，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靠从农村征收的，其财政来源百分之六十七是来自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官盐统商税，剩下来的都是公债，公债大部分又是在东南沿海这些城市发行的。当时从农村征收的田赋和田赋附加，在抗战以前都不列入中央财政，都是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到了抗战就不一样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财政来源，之前的主要财政来源都没有了；第二，由于战争和腐败等原因，国民党的财政需求又比原来要大得多——一方面是要打仗，另外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政权运作成本也很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情况下，财政当然都得向农民伸手，向农民伸手就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其实，本来在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线条，抗战以后就强化保甲制度，搞了很多基层政权建设，当时基层政权唯一的功能基本就是“要钱要粮要命”，跟后来共产党的基层农村干部也没什么区别。搞这样的事，一般的绅士也不愿干，所以当保甲长有好多是素质不良的人，地痞流氓这样的。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为了强化征收，大量的用了很多“勇敢分子”，就是那些敢扒房子、牵牛、抓壮丁等事情的人，最终当然是闹得天怒人怨。即使没有共产党的煽动，抗战期间在国统区里，民间社会自发的抗粮抗捐、反对抓壮丁这种民变已经比抗战前要频繁得多了。

这些在土改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土改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让农民诉苦。土改档案里反映的农民诉苦材料，不管是在地权分配比较分散的地区，还是在地权分配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农民的诉苦，大部分都是讲国民党怎么横征暴敛，怎么”刮民党”，保甲长怎么欺男霸女，怎么贪污公款，还有一项就是所谓的负担不公，把富人应该负担的转加到穷人身上等等，几乎很少有老百姓责怪地主收地租收得太多，这种抱怨在农民诉苦的案卷中很少有，这也是当时土改工作对的材料中说农民需要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当时说国民党是“刮民党”，说中央军是“遭殃军”，还有一种说法叫“国民党万税”，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得罪农民，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横征暴敛。

然而，共产党也要打仗，打仗也要向农民索取各种资源，而且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战争资源毫无疑问对农村的依赖更强。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地区和抗战时代的国统区相比更农村，无论是人力物力，肯定都是取自于农民，那么如果说国民党动员农民不成功，那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进行这么高强度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这就又要回到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是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了。说的简单一点，如果我们要直接抛出结论的话，那么共产党能够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规模的有效动员的真正原因，就是通过土改打碎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特别是老解放区的农村，变成了如果不跟共产党走就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通过土改实际上在农村人工制造了某种生活选择层面上的“绝境”，你不跟共产党走，那你就等着还乡团来砍你的头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凡是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死人的事件并不是很多；死人最多的地方，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似乎不太有平均地权的诉求的地区。比如说，我们了解中国的土改，流血最多、最残酷的，就是华北的老区土改。但如果就平均地权来看的话，华北地区是最不需要死人的，是最没有土改搞头的。华北地区的传统就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区，地主很少，大部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再加上这里是所谓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候就已经统治了好多年的地区。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虽然没有搞土改，但它也实行了一些阶级政策，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扶持穷人，对富人进行限制。那么这些政策搞到抗战以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地主可言了。这些地区要平均地权，老实说是没什么搞头了。

但是偏偏是这些地区，流血是最多的。有人说过，土改过程中，60% 的流血是发生在老区土改中。例如以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为例，当时有一些关于土改的统计数据现在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其中就能看到土改抄没了多少“斗争果实”，里面就有什么“银元若干”、“衣服若干”、“土地若干”，还有一项是“群众打死人的统计”。有意思的是，大量的村子的“斗争果实”中，土地占的比重都很少。比如徽县的葛村庄，是当时中共徽县县委的所在地，是县委直接领导的土改。这个村大概有两千多亩土地，土改中只有一百多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只有一百多亩。但是这个村两百多人，打死的就有七个人。这种例子很多，实际上没分多少地，但是死了很多人。

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们可以看这之前之后的战争形势，老实说，共产党最初在当地征兵征粮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搞了土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人跑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像徽县这样的地方，有 28% 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其实就是国民党所谓的“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有“血仇”的，如果这些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想像得到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以后，用文件中的话讲，就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想的就不是共产党掌权我就能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就少了一亩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党掌权，我可以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可能就要掉脑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被割裂成两大块，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国民党的胜利，对很多农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掉脑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让大家都提着脑袋跟你干了。说白了，就是一种被动的交“投名状”。

但是后来搞得太过火了。徽县还有一个地方，最后搞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九百人，跑掉了一千二百人，大部分人都跑了。按照档案材料，说徽县的这个地方，搞得人们都跑光了，村子只剩下少数民兵。当时的文件说得很有意思，说领导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停止了土改”，然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吸引难民回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大好形势之类的。你会发现，它讲的“停止土改”，并不是说把土地还给了地主，而是停止了大斗大杀。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大斗大杀，就不叫土改。但是，适当地把 20%～30% 的人赶跑，变成“还乡团”，我认为这是有利于战争动员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动机的判断，而是一个事情的逻辑的判断。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点并不是分地，而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标志就是有没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没有把地主“斗透”——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不漏的斗透”。一个村子四十几个地主只斗了三十几个，就是还没有“斗透”。

还有一个例子，这个是建国之后的了，就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改。我们知道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倒不是自耕农多，它的特点是族庙公产比较多，土地的 50%、甚至 80% 都是族庙公产。它也要搞土改，这是共识，土改的方法就是把原来公共的地分掉。讲得简单点，就是分田到户。它是把公共的东西分给每一个人，并不是把张家的东西抢了给李四。理论上讲，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就像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把公家的东西分给了老百姓，用不着你死我活嘛。这和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发动大家都去抢生产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财产，那矛盾肯定会很大。但你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属于大家的，现在不过是又分给了大家，何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当时广东的地方干部，像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他们在土改的时候几乎都犯了“右倾”错误。他们都是赞成土改的，他们就觉得，分了就分了，老百姓中也找不到反对“分”的力量，没有地主了嘛。然而，面对广东的情况，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一定要来一场北方式的土改，因此就在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发动了一场长达几年的“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上至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下至乡镇上的地方干部，全部都搞掉了，端掉了一批“南下干部”，死了好几千人。

的确，我们可以说，土改也不光只是为了战争动员，否则就不会出现为什么像广东那样的土改，已经是战争都打完了，为什么还要土改？我认为，土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从你死我活实现了一种分化式的动员。第二，通过土改再造乡村，把乡村中传统的认同都给消除了，什么宗族的认同，什么社区的认同，都要打掉，改造成所谓“亲不亲，阶级分”，而共产党也借此机会，能够把自己的政权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并且把自己的政权变成了普天之下唯一的垄断性权力，即实现了组织资源的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