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5 月, 2024 3:37 上午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共2节 §1-6至§1·7 ,共37页】

§  6   文革前期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所说的宋硕,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彭佩云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书记。在中国,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图6·1】文革中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有许多「学部」,如「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1700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1966年的《5•16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註】「三家村」是文革用语,1966年5月19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一文,批判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上的「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两天,1966年5月23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12·9运动」(【註】「12·9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彭濤等人通過「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發動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學生運動。)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共产党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加入了共产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1966年6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5月30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後,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5月31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6月1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半个多世纪前1966年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7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从6月1日起,时年53岁的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後,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6月1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後,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6月4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後,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 。六四大会後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几个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姜君辰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6月4日後,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6月、7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 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後、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图6·2】1966年7月学部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1966年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後,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付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郦家驹,这个郦家驹就是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付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付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在哲学所,我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因为我不发言,常常安排我作记录。我非常不愿作记录,但不得不服从。

1966年7月17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来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知道,这就会立即被扭送进监狱。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付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付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红卫兵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付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7月18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1966年8月8日,文化革命的《16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8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再也没有人要我当记录员了,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8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见【图6·4】)、傅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彭定炎是《哲学研究》杂志的收发员。赵忠良是杨献珍的秘书,在毛泽东批判「合二而一」後,杨献珍从中央党校调进了哲学所。傅乐安是天主教徒,在研究天主教哲学,是大家公认的「思想落后分子」。李甦是外文翻译,张林珠是哲学所办公室行政人员,李敏生是吴传启的研究生。由于我们8个人,都没有当「头」的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我发现,在一个思想上毫无自由的「文化革命」大环境中,我们8个人组成「反对派」,给了我们在支配时间上的完全自由。

【图6·3】自左至右:郭官义、李黎、高皋、嚴家祺 , 摄于2006年10月29日美国马里兰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付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8月中旬,在学部大院空地上临时搭建起一座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席蓬」。8月26日,在「大席蓬」召开的一次全院辩论大会上,会场上坐满了人,我作为8名反对派之一,上台讲话批判吴传启。讲话中,突然哲学所的张浩冲上讲台,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下台。我被打头晕,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开了证明,轻度脑震荡,这成了学部文革中第一次打人事件——「8·26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後面平房的一面墙。批判我的最重要的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近代史所曹震中、指导员是哲学所的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註】文革中,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在学部大院边上的贡院西街。)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组织也用「红卫兵联队」、「红卫兵总队」来称呼,平常说起来,就略去「红卫兵」三字,简称「联队」、「总队」。

【图6·4】1966年 文化大革命中举着《毛主席语录》在集会时欢呼的人群
【图6·5】「文化大革命」街头的大字报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6年9月12日至17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7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8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文革大分裂时期,不同派系有不同制度,有文革小组掌握权力的单位,还要每天上班,学习毛选、参加会议、写大字报。而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少数派」,很难实行强制,如果强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退出派系。文革中不参加派系的人,被称为「逍遥派」,开始时还要他们参加会议,当大分裂加深时,「逍遥派」一个月上班一次,到会计室领工资。在哲学研究所,没有受到冲击的中老年专家,包括当时只有36岁的李泽厚,文革中就是「逍遥派」。在1968年「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部前,文革对不关心、不参与、不表态的人来说,每月按时领取工资,是一个不能发声而高度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时期。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革命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陶铸原来在广东工作,是邓小平提议陶铸到北京工作,1966年6月1日到北京,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八届11中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11人。这11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会后并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原先陶铸排在较後面,毛泽东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总理之後、陈伯达前,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後的第四号人物。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让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没有其他意思,就是为了平衡刘少奇、邓小平地位的下降,林彪地位的上升。只要有借口,随时可以把邓小平推荐的陶铸拿下。

陶铸的妻子曾志後来回忆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看样子,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註】《曾志揭秘陶铸倒台内幕》,阿波罗新闻网 2014年12月26日)

陶铸地位的上升,也引起了陈伯达、江青、康生的不满,陶铸初到中央工作,见到陈伯达、江青、康生,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心理上就存在隔阂。江青要求陶铸支持教育部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两个造反派,也就是教育部的卢正义、学部的吴传启。陶铸说,那两人有历史问题。江青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使江青恼羞成怒,她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註】《曾志揭秘陶铸倒台内幕》,阿波罗新闻网 2014年12月26日)

对待王任重、卢正义和吴传启三人的态度上,与江青、康生不同,铸成了陶铸在成为政治局常委後很快就被打倒的命运。

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辩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12月23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长篇大论。明明陶铸在9月20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後,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报考哲学研究生、进入哲学所,我希望能够学会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过问「谁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从来没有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

1966年11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後,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共历史。文革这一时期,「红旗战斗小组」只有上午几小时有人上班,大部分时间是我一人在办公室,我就开始阅读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

当文学研究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1966年12月20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後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8月31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50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学生。到1966年11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图6·6】文革中批斗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1967年1月上旬,我们一派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车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1967年1月11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两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无处可去。我想,北京有哲学研究所,广东也有哲学研究所。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後,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另一「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在广州,我不知道广州有多大,有什么主要街道,没有地图、没有目标,只是步行到附近越秀公园看了看,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感到无处可去时,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飘流。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也许拿出钱包数钱时被人看到了,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借条,回到了北京。我的借条上留的是真实姓名。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从邮局寄还了钱。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鬼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停止了大笑。当时我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知道季连亭的行为不是针对我,而是在哲学所里表现他「革命」,我对季连亭,不惧怕、不生气、不计较,後来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1967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1986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1989年六四後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几天,第三次逃亡已历时30多年,至今没有结束。

学部文革三大派的形成

从1967年1月到4月,反吴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次在东单邮局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的全学部批斗大会上,我们一派的头头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高崇福等十多人登台接受批斗,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也被拉上台接受批斗。「红卫兵总队」垮台後,学部文革只有一派,就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联队参与了许多北京和全国性的文革活动,「批陶」、「反击二月逆流」,创办了《进军报》。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1967年1至4月,历史所的傅崇兰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闻名全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文革结束後,到21世纪初,「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几乎都成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或权威。

潘梓年(1893-1972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堂兄,1938年在武汉创办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大批部」为了与林聿时、吴传启划清界限,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建人,他的哥哥潘汉年一样,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74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1972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病逝。

【图6·7】哲学研究所同事张琢、张平(左1、2)在纽约布鲁克林严家祺家後院合影,1997年7月20日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1700人,除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派」外,分为三大派——联队、总队和「大批部」。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註】李肇星1940年生,2003-2007年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对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吴传启的所谓「历史问题」,正像江青说的,不管是不是国民党,根本不是问题。潘梓年是不是「反共老手」,毫无意义。当时起来反对吴传启,只是摆脱文革形成的秩序的一种途径。文革中的每一派都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几个人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 ,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他的权力远远超过秦始皇、朱元璋。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研究人员是大学毕业後来到学部的,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大批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被视为「只专不红」的「落後分子」,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1967年9月联队瓦解後,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1968年2月,戚本禹倒台,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傅崇兰也被关了起来,「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陶铸的四点指示、陶铸的垮台、1967年9月关锋下台、1968年戚本禹下台,每一次大变化,都引起学部文革中一些人「站队」的变动。凡是紧跟「中央」走的人,总要不停地「站队」。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1967年1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使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後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遥感观察家」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这一「行为模式」,使我不计较与另一派同事的观点分歧,不参与整人活动、不卷入文革中一次又一次的「派系斗争」。我确信,仅仅凭借相同的政治观点,不能产生友谊。毛泽东和林彪、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使我知道,政治是摧毁友谊的机器。1993年在自由的土地上,海外民运的大分裂,也使我确信政治与友谊之间的这种关系。

流亡30年,当民运组织、美国政治发生分歧时,我也是这样,只是在不得不表示自己态度时,明确表示自己的倾向或立场,一般情况下,总是避免卷入周边的、现实的「党派分歧」。美国明镜媒体集团的老板何频是「遥感观察家」,(【註】严家祺:《何频:遥感观察家》,香港《苹果日报》2013年6月16日)实际上我也从来要当「遥感观察家」。我关心的是怎样从「党派分歧」外部来分析整体政治现象。我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从文革以来,经常「抽身」于外,像一个「科考者、探险家」一样,充当「遥感观察家」,很少卷入具体的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这使我在专制的中国和自由的美国「社会环境」下,都不受「周边环境」的影响,我的妻子高皋发现了我这一特点,说我「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

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

在文革中,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1966年11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虎山行」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

【图6·8】高皋、嚴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高皋从1979年到1985年,每天下班後写出来的,天安门事件和个别部分、1990年的增订版我作了增补。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林彪、江青、陈伯达、文革小组成员等所谓「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1966年10月後,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  7   「平行世界」

1967年2月到8月,「红旗战斗小组」已经解散,全学部范围的组织「红卫兵总队」陷于瓦解。 我与童天湘、林夏水同住在建国门外宿舍。因童天湘家属到北京,我主动让出房间,到哲学所办公室居住。1967年有一段时间,住在当代外国哲学组办公室。文革中这一办公室空着,很多资料、期刊、书籍堆在书架上、地面上。徐懋庸是当代外国哲学组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所有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容人表达政治上不同观点的国家。这间办公室还有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等几十种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在我被批斗後,没有人管我,联队当然不要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仍然在北京市内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当时,图书馆已不开放,但还能借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哲学史和世界史。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我多次读到「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社会共和国」等概念。这对我这样一个理论物理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十分新奇。为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概念,我去一一查找世界历史上「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的实例。我还向一位研究美学的、名叫郭拓的人不断借书看。郭拓有几百本内部发行的书,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除了《世界通史》外,读到了《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赫鲁晓夫言论集》和几十本「灰皮书」。我过去不喜欢读历史,这时,觉得历史对理解现实很重要。

哲学所图书室借不到书,我就从文学所图书室借书,因为文学所图书室一位管理员与我同一派。我借了多本苏联科学院编著的《世界通史》。读後知道在欧洲历史上,古代有罗马共和国,中世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英国在17世纪也建立过共和国。中学时代也读过,但没有留下印象。文革中阅读,有了目标,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和国」。在小学时代,见过道士作法而远离宗教,在读《世界通史》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了我特别大的注意。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一所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公开贴出了自己亲笔写的《九十五条论纲》。我当时就察觉到,马丁·路德的做法与文革中的做法有两大共同点:

  1. 马丁·路德在教堂的大门贴自己手写的文字,与我们在墙壁上贴大字报,形式上一样;
  2. 马丁·路德用更高的权威作为自己的依据,起来攻击、反对现实中的权威,这种做法,与文革中以最高指示和毛语录为依据,来反对「当权派」形式上类同。

我知道,在物理现象中,只要发现某种相同或不同,发现某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其中就存在着一般规律性。这些发现,不论是谁发现的,都一样重要。就像在夏溪高中、在科技大学时一样,对待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或发现的现象,总是感一种由理解带来的宁静和幸福。

我读到马丁·路德,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要解释难于理解的文革,不会比爱因斯坦解释当时「两朵乌云」更困难。(【註】1900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新年庆祝会上,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展望新世纪的发言。他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未来的物理学家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行了。只是明朗的天空中还有两朵乌云,一朵与黑体辐射有关,另一朵与迈克尔逊实验有关。)在文革十年中,在後来遭遇困难时,我这种心态,从来没有在同事面前表现出消极悲观失望情绪。我了解到,16世纪马丁·路德引用《圣经》词句反对教会当权派,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而文革诉诸毛泽东思想反对当时的当权派,使我感到窒息。近40年前,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和我写的《文革十年史》序言中,我就加进了上面一段话。

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後,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土崩瓦解。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与我同时成为于光远研究生的金吾伦,担任周景芳的秘书,也被逮捕。几天之内,学部形势大变,红卫兵总队复活了,在学部一号楼,文革前是学部几个副主任的大办公室,这时成了总队的办公室。

1967年最後一个季度,学部形成了一派掌权的局面。我对两派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参与整另一派的活动。当时,我忙于搜集各种文革组织出版的报刊、传单、资料,我想,总会有一天凭这些资料写出一本《文化大革命史》的专著来。我见到一张红卫兵小报,上面刊出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一文,文章说,赫鲁晓夫曾怎样吹捧斯大林,怎样骗取斯大林的信任,怎样篡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在斯大林死後,又怎样攻击斯大林。明眼人一看,这篇文章是影射林彪的。得到这篇文章,我如获至宝,按这篇文章的线索,一一查阅苏共历史。我才知道基洛夫、叶若夫、贝利亚的名字,才知道苏联三十年代有一场政治大清洗。对苏共历史的了解,使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而是与苏联「大清洗」有类似性的现象。对学部两派斗争和打击另一派的做法,我不认同、不参与,但我不愿脱离我所在一派的队伍。

1967年9月後,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11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4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在《长城》报的创刊词中,在攻击王力关锋、王力时,我加进了「他们是赫鲁晓夫」这样的词句,言下之意,王力、关锋、中央文革小组的後台——林彪就是赫鲁晓夫。《长城》第3期有一篇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文章,是我请文学所刘士杰写的。当时学部几张大字报上揭露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但有两种说法,刘士杰文章采取了其中一种说法。

「政治斗争三原则」是:

  1. 「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
  2. 「要结成死党」;
  3. 「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

因为登上我与邵明瑞主办的《长城报》,就不断传播开来,许多人都知道了「政治斗争三原则」。《长城报》在反对文革中的「极左」时,不说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左派」的好话,我在编辑时,尽可能不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到编辑第四期时,我知道,这种做法迟早会被人看出来,只反「极左」,会被人指为「反对林彪」。我借故离开了《长城报》,《长城报》由邵明瑞主编,而我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在文革这一时期,我属于掌权的学部总队,哲学所没有任何人束缚我的行动,别人还以为我在办《长城报》,也没有人关注我做什么,我自由自在,踏上了回故乡——卜弋桥的道路。

少年时期的回忆是那么美好,每一次回到家乡,我总要去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搜索舊印象,对比是否有新的变化。见到中小学时代的同学、亲友、熟人,总是那么高兴。小学时期的同学何宜宾,他从小记的全部日记被人抄走,并以他的日记批判他。我这次见到他时,感到他性格大变,事事谨小慎微。

两个「平行」的世界

在我从家乡回到学部不久,北京出现「倒谢活动」。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我把他看作是苏联叶若夫、贝利亚式的人物。「倒谢」的结局,结束了学部总队一派掌权的局面,另一派成立了「卫三红」组织,反对「倒谢」。从此以后,学部两派争纷不断。我把这种争纷看作为自己尽可能不参与学部文革的机会,开始完全踏入历史王国。我的好友郭拓,年龄比我大十多岁,从小参加「革命」,行政级别是10级,到哲学所後研究美学。因为他家在天津,在建国门外宿舍,一人独居一间房屋,有上千册书,其中许多是高干阅读的、「内部发行」的书。郭拓的藏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他有许多「老修正主义者」的著作,这在哲学所图书馆中是没有的。当我读到《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共产主义》这些书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这样不同的概念会连在一起。我读这些书时,经常为其中内容惊心动魄,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读这些书,还担心被人知道。读这些书,我反过来不断补充历史知识,为了弄清楚「雅各宾恐怖主义」,我把法国大革命史反复阅读。为了弄清楚「凯撒主义」,我认真地读古代罗马史。郭拓把他珍藏的《第三帝国兴亡》一书借给我,我从早到晚、日以继夜地阅读。当我看到书中描写德国青年的狂热、描写「焚书坑儒」时,我就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理解现实,是我阅读历史的根本动力。就这样,外部世界正在进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而我成天在另一个世界中游走,在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8世纪的法国徘徊,会见凯撒、庞培、奥古斯都,拜访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倾听伊拉斯谟、伏尔泰、甘必大的演讲,偶而回到古代中国,观察宫廷斗争。就这样,我愈来愈熟悉苏联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每天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每天从吵闹嘈杂的街头和学部大院两派互斗的世界中,一步就迈进另一个「平行世界」。在前一个世界,充满斗争、残酷无情;後一个世界,我从空中观察人类社会的政治,这个世界的人物都友好地接待我,没有一个人伤害我。用这种心态,从空中观察人类社会的经济,也是我後来在纽约研究「金融风暴成因」的做法,开着车到华尔街转一圈,回到家写下《全球金融恒等式》。

文化大革命,是我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期。当时,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读世界史、读哲学史、思想史,也是「带着问题学」,这使我在理解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历史人物、历史年份的自动记忆。从这时开始,记忆不再成为我的负担。

军宣队进驻「学部」

1968年秋天,「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部。这两个宣传队,简称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按毛泽东指示让工人、解放军「占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实际上,这是「军事管制」。加上工人,是为了掩饰「军事管制」。「工宣队」、「军宣队」一进驻学部,原有的三大派不能独立活动,学部各个研究所改编为连、排、班。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人,包括老专家都要搬到办公室居住,称为接受「工军宣队」的「再教育」。晚上,大家都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接着「早请示」,向伟大领袖表示忠心,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工军宣队」要向大家训话,就立即把大家集中起来开会,平时,要求大家学毛泽东著作,在当时,谁要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都不是好事。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事,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清查5·16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这时,我再也不可能在古代世界中漫游,只能会到现实世界中来。

时隔近60年,记忆可能有误,我记得「连长」是贫农家庭出身的燕宏远,总队的赵忠良似乎担任「连指导员」。王树人是我所在「排」的「排长」,我与金岳霖(1895-1984)同在一个「排」。当时,金岳霖已73岁,他可以住在家中,但要上班学习共产党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我與金岳霖分在同一「排」,當時很少人理睬金岳霖,我是同他說話的一個。一次,學毛選時,他坐在我旁邊,可能我没有穿襪子,悄悄地對我說,要送我一雙襪子。很少會有人把襪子當禮物,我感到奇怪,婉然謝絕了。

1969年4月召开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後,每天上班规定学习9大文件。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学习和开会,为了摆脱学习和开会,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哲学所也由赵忠良和总队成员掌权,我的提议很快就得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办公室,由我负责语录组的编辑工作,从几个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其中有後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後来成为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参加了语录组。当时他们都是总队的一般群众。我们办公室里有马恩列斯著作、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原来贴大字报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要动摇人们对一个权威的看法,必须借助于更高的权威。(【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原为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于16世纪初发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是全欧洲的 宗教改革, 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提出讨论教会腐败问题 。参见维基百科、百度百科)这时,我开始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不难理解。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清查「五 · 一六」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判指挥部」的主要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判指挥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戚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5 •16组织,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後,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5 •16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5 •16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我对5 •16的了解比学部所有人的了解得多。在1968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派系林立,哲学所由赵忠良主持工作,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風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16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5•16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5•16外,学部和全国的5•16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後,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 (【註】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393-401页《清查所谓「五·一六」》,香港潮流出版社,1990年)

在我负责「战争与革命语录组」工作前後,学部各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这是一场极为残酷的镇压文革初期「造反派」的运动。自然辩证法组的两位同事——朱西昆、许醇仁都是在清查运动中被逼自杀的。有一天,朱西昆的笔记本被人查看,笔记本中记载着他对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的讽刺。他说,本来音乐可以用各种乐器来演奏,文化大革命消灭了各种乐器只容许演奏大鼓,整天只能听到大鼓的声音。朱西昆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变成了空想。这些言论被油印成几页的文本,哲学所入手一本,用于批判。朱西昆是迎面冲向火车自杀的,後来人们从建国门外铁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许醇仁之死同样悲惨。当年由右派分子范岱年负责看管许醇仁,50多年後,92岁的范岱年到美国看望他年近百岁的姐姐,在美国,范岱年对我说,许醇仁因担任《进军报》编辑,军宣队找他谈话,当时红卫兵联队一派哲学所多人被关进卫戍区。许醇仁在谈话後在街上撞汽车,一条腿被压断,立即送到「反帝医院」。(【註】北京协和医院在文革中被改名为「反帝医院」。)在医院时,许醇仁想自杀,从床上滚到地上,这时,哲学所派范岱年被派去看管许醇仁,在住院期间,他多次企图自杀,从床上滚向地面,医院用一个大罩子罩住了许醇仁。自杀没有成功。当他腿伤好转後,他回到学部8号楼住下,整日有人看守陪伴。有一天,陪伴者张乃烈,离开许醇仁不长时间,回到8号楼时,许醇仁已奄奄一息。他的双臂、额头、胸部、颈部被割开了几十刀。许醇仁是用剪刀刺自己心脏、用刀片一刀一刀把自己割死的。张乃烈说,他进入房间,鲜血还因呼吸而不断从伤口冒出,悲惨之极。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自然辩证法组的李惠国在五十年後回忆说:「文革中朱西昆日记本被人翻阅,看到其中有对文革不滿的言辞,就去揭发举报,被开会批斗,想不通,在被通知开第二次批斗会的当天早上撞火车自杀身亡」。「朱西昆自杀当天,金吾伦由于看到現埸血淋淋首身肢体破碎残缺的埸面,很害怕,一天都与我形影不离,晚上还要把床拼在一起睡觉。吾伦常说我们不仅是同窗而且是同床好友。同床好友的另一位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许醇仁,他在1970年大抓五一六份子的残酷运动中,含冤用剪刀刺自己的心脏,送医院,当时的掌权者说反革命畏罪自杀不予搶救而身亡。」(引自李惠国:《深切怀念金吾伦同学》,2018年1月22日金吾伦逝世後网路悼念文章)

朱西昆、许醇仁之死并没有减弱哲学所清查运动的势头。当时,我已离开哲学所到外国文学所的语录组工作。当我获知他们死亡消息时,我极为悲愤。我深深感觉到两派斗争,是让人民互相猜疑、互相仇恨、互相残杀,是巩固独裁者专制权力的一种手段。这些事件,加强了我研究中国政治的动力。直到半个多世纪後的今天,学部和全国清查5•16运动制造的冤案还未翻案,数以百万计的人仍蒙不白之冤。在从干校回到北京後的一次哲学所会议上,在有人提到5•16时,我曾站起来说,哲学所和学部没有5•16。这种话,只有语言研究所的人,在干校期间说过,当时受到批判。1986年,高皋和我在这一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揭露了在全国范围内以清查5•16为名的迫害和镇压人民的运动。(【註】见嚴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二篇第五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0年台北源流出版公司出版的增订版中保留了更多内容。)    

1969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5•16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5•16,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没有参与这种毫无人性的清查运动,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也许只有我领导的语录编辑组内没有学毛选等形式,没有人训话、没有批判和斗争,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

发行《战争与革命》语录

1969年7月,《战争与革命》语录编辑完工,当时,我找了与我一起编辑《长城报》的邵明瑞和《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帮助我联系印刷和发行,军宣队从经济所调来了一位专职会计。从军宣队进驻学部後,郝明参与建造学部大院大门口用瓷砖拼接的巨型画像。画像是《毛主席去安源》。郝明的父亲是力群,在延安时代制作了第一幅毛泽东木刻画。《毛主席去安源》就有郝明负责美术方面的问题。当时,在军宣队管治下,能不参加清查5·16运动,就是大幸。在《毛主席去安源》完工後,郝明就到我处参与发行工作。

郝明其人     

1975年,郝明随他妻子张湘珠从北京移民香港。张湘珠原在社科院医务室当医生。香港人不知道郝明其人,只知道「方丹」,「方丹」的名字是《明報月刊》總編胡菊人为郝明起的。1989年後我在巴黎,郝明多次写信给我。後来在纽约多次见到郝明,我既不知道「方丹」,也不会把郝明与「方丹」联系起来。在纽约多年,郝明不与我谈及他在香港的经历,他说,《明报》老板金镛身份复杂,让他到北京出差,但对他非常不好,为了躲避他,他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他说与张湘珠离婚了,两个女儿也不理他。郝明在布鲁克林洗衣店打工,买了房子後,我去看望他。直到2017年,郝明去世,我在网路上读到胡志伟《我所認識的方丹》一文,我才知道郝明1975年後的完整情况。

张湘珠生于马来西亚,在北京第二医学院上学时,与高皋是同学。文革前,郝明是学部《新建设》杂志的美术编辑。郝明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版畫家郝力群,母親劉萍杜曾當過印度醫生柯棣華、毛澤東私人醫生黃樹則的護士。1940年郝明生於延安,與毛泽东江青的女兒李訥同時出生。郝明畢業於中央美院及解放軍藝術學院,與邓小平女儿鄧琳同學。郝明到香港後,在《明报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和学部专家学者的文章。1978年,郝明以《明報》特派記者身份去中国内地採訪,撰写了许多报道。由于他的文章批评毛泽东、揭露中国的阴暗面,在香港有广泛影响,1980年,郝明應新疆畫院院長徐庶之的邀請去烏魯木齊參觀畫展。他經廣州去上海,然後就失去聯繫。一個月後人們才知道他在離烏魯木齊不遠的一個小站突然停車被捕,押往北京審訊。1981年8月,他判刑後押解北京市第一監獄,後轉押茶淀勞改農場,1982年4月,北京《中國青年報》刊出了《精神垃圾的販賣者》,透露了郝明被捕的經過與「罪名」。

【图7·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俞平伯和钱锺书给郝明的信,网上图片

胡志伟在《我所认识的方丹》一文中说:「方丹刑满获释,他分别写信给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要求回香港与妻女团聚。据说邓小平批示「刑 满就放」。 同年11月9日,他回到了香港。 方丹出狱前,中国青年报以〈前车之鉴〉为题,刊载了方丹父亲的500字短文,说:『我一共有四个儿子,除郝明、郝强外,还有两个是解放军战士 和共产党员。 其中一个从空军复员后在陕西省体委工作。 一次体委派他到香港办事,郝明竟拉他去逛妓院,但他坚决不去,并提前离港,为此受到了表扬。 另一个是运输兵,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荣立了三等功。 他们俩都没丢老干部子女的脸,配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他又不得不以忏悔的语气说:『由于我教子无方,管束不严,以致他们犯了法,我的良心上是深感内疚的。 』方丹说,他父亲写给中国青年报的是一封抗议信,却被报社窜改成一封悔过书,父亲执意再去信抨击,被家人劝阻了。 他想起文革时,母亲随父亲回到灵石郝家村,1974年贫病交迫死于脑溢血症,旧恨新仇,怒不可遏。 ……他又在1983年1月号《七十年代》月刊发表二万五千字的《致邓小平公开信》,说『邓小平总是在反对邓小平』『审判四人帮就是审判邓小平』『对港政策是 左倾』,从内政外交扯到对台政策,最后说:『四人帮残留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实力人物对我咬牙切齿仇恨,妄图通过对我的迫害,威慑中共干部子弟中觉醒的一代人,可惜 他们找错了典型……他们想错了,我并没有被他们的牢狱吓破胆,我还要讲话,我还要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我是无罪的,人民总有一天会给 我平反! 』5月5日,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办的《青年战士报》发表专访《方丹一夕谈》,国防部编印的大型画报《胜利之光》则全文转载此文。 方丹重回香港,写了不少狱中经历,又赴台赴美访问,卷起了一阵阵旋风。 」

胡志伟在文章中说,在郝明入狱两年内,妻子张湘珠回大陆找关系营救郝明。 但郝明出狱不到一年就分居离异了。 「他回港后,从西环卑路乍街迁往新界沙田,租住二百呎的梗房,手头并不宽裕,却频频出入『一楼一凤』,还向友侪们吹嘘,泰 、日、菲妓女都上过,连俄罗斯的金丝猫也只不过三百元钱打一炮云云。这大概是第一次离婚的主因。」郝明在纽约对我说,他在性的 问题上放纵,是因为在文革前在农村劳动时,一位比他大很多、学部一起到农村去的一个部长夫人,使他陷入「陷阱」而造成的。

【图7·2】文革30年後的1996年,邵明瑞、郝明在嚴家祺、高皋的纽约家中聚会,自左至右王環、罗莎、邵明瑞夫妇、郝明、嚴家祺、高皋,摄于纽约Brooklyn 54街660号

郝明在纽约没有与我谈起他与王炳章的关系。胡志伟在文章中说:「1983年12月27日至30日方丹應王炳章邀請,赴美國出席了『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由於性格上矜功自伐、沽名釣譽,他同王炳章不歡而散,中春的香港歷任負責人梁樸、馮斌、許煊、梁華都同他積不相能,那次美國之行唯一收獲是結識了台灣移居美國的于竹女士。」郝明後来又四次结婚、离婚。最後回到中国,居住云南昆明。2010年他已经70岁,娶了38歲的白族女子楊忠蘋。「他晚年以賣畫維生,光是在昆明拍賣的名畫就達人民幣三百多萬元。床頭金盡時,楊忠蘋離他而去琵琶別抱。此後他轉病床四年多,一直由妹妹郝蘭照護,2016年9月隨郝蘭遷回太原,翌年春因腦溢血不治。」(【註】以上引自胡志伟网路文章《我所認識的方丹》)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按】2018年3月,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王复兴主编的《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本文是严家祺为文集第1集写的序。王复兴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0年毕业。1981年移居香港,现居美国,为文革史民间独立研究者。《文集》已出版3集1400页。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後,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6月1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今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说,爆发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註】王复兴:《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1集,第69页,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2018年,Alabams  , USA)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後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後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力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後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後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後,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後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後,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人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和崇拜、造反和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17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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