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松岛 来源：中国之春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司徒雷登是一个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名字，也许称得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几个美国人之一。美国驻华大使那么多，你现在到大街上去随便问一个中国人，问他知不知道现任的驻华大使是谁，基本是不大可能有人说得出来的，然而，你去问他知不知道司徒雷登，他是很有可能知道的。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的那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对这位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极尽讽刺，说“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总之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哪怕是比较左倾，比较亲共的知识分子，对司徒雷登的印象也是非常好的，例如说在中国接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很多都在课本上读到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他在讲演当中就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
为什么我们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不是因为他当美国驻华大使期间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的重要贡献。司徒雷登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甚至可以说是就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他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长达 20 多年，为学校建立了一个一流的学术环境，聘请了许多的杰出学者在燕大任教。燕京大学在抗战期间，校园虽然被日军占领，许多留在北平的教授也被日军抓捕，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员得以南迁，在成都复课。这所学校与其他十几所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一样，经历过了抗战，经历过了内战，却没能经历过所谓的解放。中共 1949 年夺取政权之后不久，就通过所谓的三反五反，通过院系调整，把这些学校从专业到人员到学生全部拆散，燕京大学就一分为八，被中共拆的一干二净，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燕京大学 1919 年成立的时候，是由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开办的，抗战胜利之后，燕京大学主要的经费来源仍然是来自西方的宗教团体，主要是由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负责筹集，托事部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权。
1948 年 11 月底，随着中共军队发起平津战役，北平被逐渐包围，燕大校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大家都在议论到底是留下还是像当年抗战一样组织南迁。燕大代理校长陆志韦内心对中共存有好感，不主张根据美国托事部及燕大前校务长、当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的建议南迁，并且认为往南方搬太麻烦，各方面都不便利，所以主张留守北平，并且呼吁教师学生支持他的意见。当时在燕大的近千名学生中，赞成南迁的不到 300 人，在燕大实行民主表决的情况下，迁校南下的提议未通过。燕大多数教职员的意见也是继续留在燕园办学，希望燕大可以在不牺牲基督教目标或教学自由条件下，作为私立大学继续运行，燕大校董会、美国托事部先后在 1948 年底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最终，燕大同北大、清华等北平高校一样选择了留守，没有迁到外地办学。对于师生去留，燕大校方则是让其自由选择，并未施加压力。到 1949 年 1 月初，基于北平战事，燕大有近 200 名学生撤离北平，但还有 720 名学生与 95% 的教职员在学校坚守。燕大还在上海设立专门办公室帮助南下的师生，待局势稳定，中共全面接管之后，陆志韦还曾经致电滞留上海的师生，欢迎他们重返校园。
1948 年 12 月中旬，中共军队完全控制了北京西郊，陆志韦召集全校人员开会，他在会上表示，期望新政权能够尊重宗教习惯，给予他们彻底的自由，并且宣布要与新政权进行全面的合作。而在另一方，中共对燕京大学的政策，一开始就有着相当的灵活性，不是说马上就要镇压或者采取一些严厉的政策，而是先以怀柔为主。
毛泽东在 1948 年 12 月 15 日凌晨急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及前线将领，要求通知部队注意对燕大、清华的保护。为此，东野十三兵团政治部在燕大校门口贴了保护燕大的布告，不准部队擅自进入学校，干扰教学。12 月 18 日，中共派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吕炳安来校宣讲，发表了展望燕大美好未来的鼓动性讲话，与师生座谈以解答各种疑问，并提出保证燕大继续自由办学，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后经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及燕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12 月 19 日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又来燕大宣讲当时的形势与中共的各项政策，与师生员工进行座谈。此次讲话消除了很多师生心中的疑虑，燕大教授林庚在概述刘道生讲话要点时，称中共“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像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在此之后，燕大与十三兵团还举行联欢和座谈会，互相慰问，中共方面除了帮助恢复了中断的供电，十三兵团的文工团还来燕大表演《杨勇立功》、《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文艺节目，宣传中共政策，对燕大师生触动很大。12 月 24 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就燕大情况采访陆志韦，陆氏称中共军队尚未进入燕大，该校师生均许自由在城郊行动，外籍教授均安全，并能完全自由继续讲学。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 1949 年对外国教会学校的政策，经历了从容忍到改造，从缓和到激进的过程。中共中央基于维持中外关系考虑，在 1949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对于外国人办的学校特别指出：“已办之私立外国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其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其学校经费，必须报告其来源；其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
中共执政后，燕大校内是否可以获得学术自由？是校方、师生及美方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课程如何设置，又是其中重点。在中共的安排下，燕大在 1949 春季学期即聘请沈志远、翦伯赞等进步教授，来校讲授新增设的一些政治色彩很强的马列课程。负责总务的范天祥对新引进的进步教授在燕大办理住房手续问题上不合规，在陆志韦面前提出批评，影响其对进步教授的态度。中共还通过燕大学生自治会在 1949 年 5、6 月发动师生参与有关课程与学制改革的大讨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为之后课程改革做好铺垫。
1949 年秋季学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校课程改革加快。如 10 月 8 日及 11 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先后发布《华北专科以上学校 1949 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不仅要求华北各高校在 1949-1950 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二学期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公共必修课，还规定文、法学院各系的具体开设科目，其中政治经济学为文、法学院独有的公共必修课，同时还要求各院系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课程，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燕大校方在新学期的课程开设上也执行这些规定，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政治课程委员会，安排了沈志远、赵承信等一批教师授课。燕大全校学生在 1949 年秋季学期都学习了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课程，并撰写了学习总结，文、法学院各系毕业年级的学生则另外加修了政治经济学课程。该学期，燕大还于各院系增设了大量关于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苏联及各种实用技术类的课程，且教学中更多使用中文教科书，以适应中共执政建设的需要，学校的本土化色彩更加浓厚。对燕大课程设置如此大的变化，范天祥为首的部分外籍教师及美国托事部相当不满，认为破坏了学术自由及基督教坚持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对开设宣扬唯物史观、无神论的政治课意见最大。
课程安排是如此，校内的宗教活动受到的影响则更为直接。1949 年 10 月燕大合唱团在排练神曲《弥赛亚》时，却有些激进学生向指挥者范天祥提出在前半小时应该先练习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遭到拒绝后，他们就自己组织演唱爱国歌曲以干扰正常的排练，希望使其他人泄气而退出，但未能成功。所幸燕大合唱团每年圣诞节演唱《弥赛亚》的传统，在 1949 年底仍得以保持。但是 1949 年的燕大圣诞节，由之前的放假 3 天改为 1 天，许多庆祝活动被迫简化，中外师生们仍举行了联欢。
燕大基督教团契是校内最大的宗教组织，中共接管北平后，契友减少，面临很大的危机，从极盛时期的 28 个团契，契友 400 余人，到 1950 年初只剩下 11 个团契，契友人数也只剩 150 余人。在时代转变的激流中，契友反应不尽相同。当时燕大有些契友禁不起别人指责其为“落伍分子”而离开团契；有些契友参加了革命工作，或参加学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放弃原来的小团契；更有几个小团契认为在新时代中，革命工作不必藉团契的形式来搞；还有激进的契友认为团契有碍对于革命的专诚，应当反对，应当停止。这反映出燕大团契在新时代的困惑，开始调整工作重心，关心现实问题，与大众生活接近。对于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当时专门资助燕大团契等宗教活动开展的麦克布雷尔基金（Mcbrier Fund），在 1949 年 6 月对 1949-1950 年的燕大宗教工作提出建议：“目前最紧要的需求是撰写最新的基督教文字以迎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并且帮助非基督徒、基督徒学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提出有效的反驳对基督教批评的观点，同时也要反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出其缺陷以及对人类生活精神价值的贬低。”
但是，就一般学生和教师而言，他们的情况要更复杂多元一些，共产党对这些人的思想改造工作，也不是在 1949 年就开始的。当时燕大多数学生已经厌恶国民党的统治，通过与中共的接触瞭解，转而赞成新民主主义，对中共的执政保持乐观希望。但燕大学生在 1949 年对中共仍然处在瞭解阶段，还未达到全面支持程度。如在 1949 年 11 月，燕大政治课程委员会对在校学生调查了 10 个问题，并对 600 份答案卷进行统计，其中第 3 个问题为：”学术是多方面的，共产党也有一套，我们不妨瞭解瞭解，学习的时候还得要用批判的眼光，自己拿主意。”对此，33.5% 学生同意，13.66% 怀疑，46.83% 不同意，其余为无意见或未答。
在有中共活动特色的政治学习上，1949 年上半年，燕大部分学生已经在校内地下党的发动下，通过学习小组、座谈会等形式，进行了各种有关中共提倡的新民主主义学习活动。而且艾思奇、钱瑞俊等多位马列主义专家与中共干部，本年曾来燕大为师生进行新民主主义与中共政策的报告宣讲，用马列主义观点教育师生。
与此同时，因中共执政后，全方面地向苏联学习，当时燕大校内开展各种与苏联相关的活动。如 1949 年 9 月 24 日晚，燕大党支部、学生会等六单位联合举行拥护中苏友好大会，到会的有 600 余人。党支部书记林寿晋及教师翁独健分别讲话，强调要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及发展中苏友谊的重要性。11 月 9 日，燕大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纪念会，并在会上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燕京支会的办法和步骤。后经过选举，12 月 7 日，中苏友好协会燕京支会首次代表大会举行，讨论支会章程，推选陆志韦任主任，会员人数达 645 名，占燕园全体三分之一强。12 月 21 日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生日，当日晚，燕大在陆志韦带领下为斯大林举行祝寿晚会，内容有演讲、游艺节目，同时祝寿大合唱也演出”斯大林颂”和”斯大林光荣”等歌曲。值得注意的是，受校内向苏联学习氛围的影响，燕大学生对为其提供办学经费的美国态度也发生变化。如在上文提及的燕大政治课程委员会对学生的调查中，其中有问题称：”如果美帝国主义改变政策，承认新中国，和我们通商友好，是不是我们也要倒向美国一边？”对此，除了未发表意见的学生外，燕大学生有 4.67% 表示同意，12.5% 表示怀疑，78.16% 不同意，可见 1949 年时燕大学生对美的态度。
中共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注重团结利用教会学校中的进步中国教师。陆志韦曾在 3 月 25 日受邀到南苑机场欢迎毛泽东，其后经常受邀参加中共高层召开的有关会议。他还曾受中共指派，以私人方式在 6 月 16 日致信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希望其来燕大访问。之后作为燕大毕业生的中共代表黄华，也在 6 月 28 日与司徒雷登会面时，商谈前往北平事宜，虽然司徒雷登有意赴平，但最终因美国政府的反对而未果。9 月 21 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后，陆志韦、雷洁琼、赵紫宸、张东荪、翦伯赞、沈志远、严景耀、林汉达、马思聪等 9 名燕京大学教师以不同身分代表出席。
燕大很多进步教师在中共的机构中任职，如陆志韦、雷洁琼、张东荪在 1949 年 6 月受命参加新成立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历史系教授翁独健在 1949 年 10 月出任政务院下属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年 12 月又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首任文教局局长。当时在历史系就读的余英时对任课教师翁独健从政之举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