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彪对红卫兵的讲话：“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9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碰头会上通过了工业六条和农业五条。其中大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其重心在于对文革的毛式“群众运动”作出种种限制，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这两份文件明确表达了赞成的态度，于9月14日表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使这两份文件能够顺利地下发。到这时为止，看上去，周恩来似乎已经是“控制住了局面”。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如此前所讲过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本人其实就有“求乱”和“求稳定”的两面性。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毛派们是他“求乱”的打手，周恩来这样的人则为他执行“求稳定”的工作。对毛泽东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而随着政治局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这两方面的轻重也在不断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共高层内部代表这两派的势力，也就是毛派和老干部们之间就会屡屡发生冲突，而毛泽东就是这一类冲突的裁判员。

如前所述，在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曾经发表了主张限制大串联、维持生产秩序的讲话。然而，就在这次活动中，林彪也到场讲话，发表了和周恩来截然不同的言论：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从林彪的这份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表达的是一种“求乱”的态度，展现出了一种与周恩来相反的政治态度。事实上，周恩来和林彪在同一场合做立场不同的发言，所展现的正是当时中共高层中同时存在的“求稳定”与“求乱”倾向。两者看似很不一样，但它们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毛泽东。

二、周恩来被毛式“群众运动”波及

接下来，周恩来在9月16日这天主持了中共中央的碰头会，讨论由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起草的文件《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之后，周恩来将这个报告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审阅，但过了好几天，中央文革小组都没有反应，明显地表现出了和周恩来对着干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在9月20日这天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同志：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根据文革史学者陈扬勇根据不少一手材料写成的著作《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当时周恩来、陶铸等人和江青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段互动。书里这样写道

“自红卫兵大串联狂潮席卷全国以来，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以上引文见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卷3，重庆出版社，2006年）

需要指出的是，陈扬勇的书是以纪实传记的方式写成的，我并没有找到这段对话的原始出处。因此，它所描述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场景，尤其是每个人在这场互动中的具体神态，虽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或许还不能看作是板上钉钉的完全实际的描写。但无论如何，这段描述比较具象地展现出了当时中共高层不同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各自之间政治主张的冲突，也就是“求稳定”与“求乱”之间的冲突，以及所谓“抓革命”和“促生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紧张。

除此之外，令周恩来十分头疼的是，周恩来在9月15日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关于“求稳定”的讲话也被一些红卫兵组织说成了“大毒草”，这令毛式“群众运动”的怒火也延烧到了周恩来身上。根据陈扬勇的书中的说法，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时表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季节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农民总不能停止生产放假搞革命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负荷，每天增加40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建设了，到外地的串联不得不停止。”

（以上引文见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卷3）

三、不宜高估周恩来与毛派间的对立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的是，周恩来因为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对“促生产”和“求稳定”颇为上心，因此遭到了不少来自毛派方面的政治压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和毛派的分歧不可谓不大，甚至有过比较激烈的冲突，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如同今天的中共官史所描述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对于这一点，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在一篇学术报告当中曾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述，表示道，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录，“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

宋永毅在同一篇报告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

（以上两段引文，见宋永毅：《一个被掩盖了的周恩来形象》，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51届年会学术报告，1999年3月）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毛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当然是事实，有时候这种冲突还表现得比较甚至相当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关系是如同互相对垒的两军那样剑拔弩张。如此前所述，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周恩来扮演的是一个总经理、执行者的角色，在为毛泽东的文革服务这一点上，周恩来和那些毛派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地注意，避免落入当今中国官方历史叙述的背景。

事实上，周恩来试图将毛式“群众运动”限制住的做法并没有持续太久。在1966年9月之后，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如山呼海啸一般地全面铺开了。在北京，由干部子弟主导的“老红卫兵”开始逐渐失势，一股新的势力正在全面崛起。而在各地，“造反”之火正在到处延烧，文革的“天下大乱”正在初具规模。关于这些现象，我们将从下一讲开始进行详细的描述。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