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育和 2024 年 4 月 23 日 来源:思想坦克

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我们并不想以某种前所未闻的方式,让使用词语的规则系统变得精细或者无遗,真正的发见是在我要做哲学时,能让我得以停止做哲学,能让哲学和平的发见,不再受到方法问题的鞭打,它们能让自己成为问题。 ──维根斯坦

作为一个不太出远门的哲学家,康德意外的对外星球与远行充满兴趣。在枯燥无味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表明有一种理论判断可以类比实践判断,所以可以贴切的称之为信念,但却不是像赌徒觉得自己会赢那种实用性信念,而是「学理信念」,康德本来是接着要说像是上帝存在就是一种学理信念,但他忍不住,先提了「在我们所知的行星至少有一个上面有人」,外星文明与上帝的存在在康德心中是同一个等级的信念。而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如果人们一直往东走最后不会从西边回来,那么,他的政治学说就要彻底改写,不只一次,康德暗示了地圆的预设。

地圆论与自然状态

同样在乏味枯燥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提到了如果我们依据感性的表象把地球表面想像成一个圆盘,经验会告诉你不管怎么走,总会看到一片空间,然而,用这个方法无论怎么走,对于地球知识的理解都是有局限的,但如果有了球体的地理知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经纬度等基本先天原则,认知到整个地球的边界,即便对于表面所有的种种对象一无所知。外星文明与地圆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康德的信手离题,它们都是某种界限的形象表述,在其政治学说中,它们还都涉及康德对「自然」看似矛盾的阐述。

康德将经典的自然状态意象解读为一种「无法状态」(status iniusto)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如果自然状态无法透过「我能够而你应该」,这个康德称之为自由,后来在遗著中称之为「上帝之秘密」的对位关系中进入某种共同的有法状态,那么,就只剩一种方法,那就是让对方远离,而实际上这并不是方法,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所以,人们透过不断远离彼此离开彼此自然状态的做法,最终一定会在彼此遇上。

简言之,自然状态并没有因为彼此以为的远离而消失,反倒加速在整个星球扩散开来,如果人类还没能远离到外星球的话。

地圆的预设不仅排除了个体透过远离离开自然状态的可能,放到同样类比做自然状态的国家间秩序时,它还催生了世界公民法权(ius cosmopoliticum)之必要,如康德在《法学的形上学基本原理》所说,这是因为「大地不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表面,而是一个自体封闭的表面」,自然将所有地表的民族「包围在一定的界限内」,康德特别强调,这是因为「地球是圆的」(globus terraqueous)。可以说,自然、自然状态或者说最自然的后果,是对一种始终无法完成跨越自然封闭的表述。

但人类因为地圆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所产生的「最自然」的状态,对康德来说不会是「自然的最高意图」,一次次站在上帝视角说话,或者,用鄂兰的说法来说,「法官式」的旁观者角度,康德相信,「人类的历史宏观来看会是自然的一个隐秘计画的实施」,正如他相信一定有外星人那样。

然而,康德最启人疑窦之处,莫过于在最自然的后果与自然的最高意图之间,有一个奇异的翻转,人类之所以能发展所有禀赋来实现自然的最高意图,根本原因是自然状态这个「所有困境中最大的困境」,也就是「人们相互加诸自身的困境」,于是,「达成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就成了「自然迫使人们去解决的人类最大问题」 。

一种致死的「永久和平」

表面上来看,康德把整个自然看做一个惨烈的过程,然而这种惨烈最终会得到迈向永久和平,这个目的论式动态的补偿。在这个奇异的翻转,自然状态与法权状态乃至于永久和平,呈现出一种无法区别彼此的门槛,如果人类这个族类出于本性的自然而跨越了自然的闭锁,这是出于被迫与自然的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是出于某种责任而跨过了这个门槛,实际上也不是真的跨过去了,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在另一边,只是以为自己还没。

事实上,康德真正的哲学魔法,并不是这个奇异的门槛与翻转,而是他在这个翻转中,又加入了一次翻转,因为若不如此,则「永久和平」将无法排除只是人类命运的偶然结果,而不是康德借用古语称之为「天意」(providence)的东西。

首先,对康德来说,一种他称之为「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远远不是作为自然最高意图的永久和平。因为在这种「完全和睦、舒心与互爱」的生活中,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切才能将「永远隐没在胚胎里」,人类成了一群「比自己放牧的绵羊还温驯」,「无能为自己的存在赢得比家畜更大的价值」。看起来,导致自然状态的某些人类禀赋并不是康德认为需要消灭的对象,如果人类难以共处、有因为妒忌而竞争的虚荣、有无法餍足的欲望,那得要「感谢自然」,因为「没有它们,人性中一切优秀的自然禀赋将会永远沉睡」,为此,康德创造了一个自我矛盾的词,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看似必然的过渡设下了一个疑难,也就是「非社会的社会性」。

再来,康德固然类比了个体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但是,后者却远远无法采用前者的方式完成自然到社会之间的过渡。既是因为国家作为行为者不可能像个人这样远离彼此,球体有限空间带来的困境更甚;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也无法比照个体之间那样成就一个公共的公民联合体,因为,这样一种据说「永久有效的真正和平状态」,最终一定会由于「某个国家太过扩张并越过广阔的边界」,导致一种新的战争状态。

易言之,一个国家如果自我膨胀压过其他国家,因此蜕变成一种「大一统君主强权」,依附于它,或者干脆与之统一,确实可以「永久和平」,然而这种和平状态并没有比较好。在国际层次上,康德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看似必然的过渡,又设下了一个疑难,那就是这样一种「普遍和平」的状态,将会「导致最可怕的专制」,对于人的自由来说,将会更加危险。

正是永久和平的永久不可能

很少人注意,康德〈论永久和平〉的前言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意象,「那位荷兰旅店主人的招牌上绘着一个教堂墓地」,然后上头写着「永久和平」。或许这个意象并没有那么多隐喻,康德想借此传达的意象非常简单:流行的永久和平主张,与对永久和平的流行构思,最终的结果是宁静的和平,因为,死了。

如果存在一个从战争到建立新体系然后「建立一个类似公民联合体」这个他称之为「像一部自动机器维持下去」,看似奇异翻转的永久和平,康德的质问是:「假定自然在各部分的部署是合目的的,然而整体上却全无目的,这究竟是否合乎理性?」答案很清楚,田园牧歌式的和平带来人类自然禀赋之死,大国扩张的「和平」带来的是所有立宪共和政体的亡国危机,而这种「永久和平」与自然要让人类的禀赋完全发挥的隐秘计画完全相悖。

康德真正绝妙的理性奇想,事实上是在一个从战争到和平,机械论式的奇异翻转中,加入了一个反向的翻转,一种完全的过渡并不可能,完全的过渡所召唤的只是致死的和平。康德的洞见是,永久和平的永久不可能,而正是这个不可能的「经验」,才能永久和平得为可能,因此,康德才会表明,「永久的和平,整个国际法权的最终目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念」,只能「持续不断的切近」永久和平,而这才是天意,才是自然的隐秘意图。

康德还是用他酷爱的行星意象补充说明了他的理性妙想,尽管我们还没能掌握各星体的路径,但「从宇宙有条不紊状态的普遍根据出发,以及人们所观察的少许东西」,还是足以推断出天文物理,这是为什么康德一点不担心关于真正的永久和平,「仅仅就只揭露了一点点」,在这里可以回忆他对于地圆论的描述。

距离这位不喜出门却酷爱天文,相信外星人绝对存在的哲人诞生已经三百年了,热烈想用各种体感经验证明地平论的人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幼稚的反战主张也没有变得更少,不乏高举「永久和平」口号者。如果长寿的康德依然健在,他可能会重复〈论永久和平〉前言中的一句话:

「我不受任何恶意的诠释」。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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