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5 月 16 日来源：思想坦克
从政治的恩怨情仇透视自由时报
比起中时、联合，甚至苹果等报纸，自由时报的崛起与发展，过程既复杂又曲折。讲历史，它起源最早；讲投资，它下手最重，讲发行，目前它是第一，讲影响力，却得打个问号。
台东导报，自由时报最前身
谈起自由时报的历史，得追溯至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当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东分团在台东市办了一份机关刊物，叫做「台东导报」，想见是国民党的喉舌。不过，在台东这个全台最偏僻、人口最少的县份开办一份党报，究竟能有多少读者、发挥多少影响力，令人质疑。不知国民党相关党部是否还存有这份档案，至少在国家图书馆查不到任何踪迹。
这份刊物办了两年，因经营不善（怎么可能经营良好？）宣布关门。但奇迹发生了：台东县的老国代陈振宗先生居然有兴趣接收，并改为日报，取名「台东新报」，继续经营。当时尚未戒严，亦无报禁，「台东新报」成了台湾东海岸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内容如何？年代久远，查考不易，不知台东图书馆有无收藏？但这份「日报」只办了一年十个月，也因不堪亏损，宣告关门大吉（一九五○年十月）。此时台湾已进入戒严时期，停刊后的日报，申请改名复刊，非常不易。至一九五二年七月，经县党部主委吴若萍申请，竟然获准复刊。这次的复刊经营最久，维持了八年半。到了一九六一年元旦，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找人转让。台湾人爱办报，真是先天的DNA，居然就有人接手，改名「远东日报」，继续发行。那时取名「远东」，确也名副其实─「远在台东」是也。 「远日」办了十七年（一九七八年），还是因财务问题再度易手。这次换老板，不但改名为「自强日报」，报址也迁到了彰化。根据当时法令，不准许创刊新的报纸，但原有的报纸可以易地发行，但必须该地没有其他报社设立。彰化县确是一片「空地」，「自强日报」改设彰化，属合法搬迁，加上党部的关系，在台东办了三十多年的报纸，从此挥别台东的老家，搬到彰化发展了。
台东导报再变身自强日报
「自强日报」的负责人是吴阿明先生。吴先生能言善道，为人风趣，早年即加入国民党，从事党务工作，曾获国民党提名，出任第二届及第三届台北县议员。国民党执政时代，他虽然学历不高，却博得党的「关爱眼神」，不但荣任北县议员，也出任劳工党部代表。那时的劳工党部，不是争取劳工权益的机构，只是徒有其名，做些劳资沟通的工作，有时甚至站在资方的立场，讲些不着边际的话，表面上讨好劳工，实际上最重要的功能则是防止工运，因为国民党在大陆吃过工运的苦头，共产党利用工运，将国民党整得七荤八素。国民党在台湾，绝对不让工运有一丝一毫的空间。吴先生能言善道，又有本省籍的背景，用他作为劳资之间的调和人士，实乃得人。
吴阿明担任国民党干部，也负责辅选工作，我曾听吴亲口说过，竞选期间，以大麻袋装着现钞到处分送，事实上，国民党执政时期，哪一位民意代表可以不买票而当选？见者均不以为意。我在自由时报服务时，一位司机先生告诉我，他曾载着满满一袋一袋的现钞，先开至吴府，分装成小袋，再依选举人名单交由里长分送。那位司机笑着说：「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代志，拿钱不用收据，分钱只凭口说。」拿了多少，神鬼不知，分出去多少，永久的秘密。当事人只求当选，白花花的钞票买个立委、监委，中间有无流失，不是计较的要素，当选与否，才是真正的关键。
林荣三接手自强日报
吴阿明攀上林荣三先生的关系，应该是一九七五年、林参加首届增额补选立委的因缘。吴担任林的选举左右手，并建立林与国民党的关系（因为林尚未入党）。此时吴担任「自强日报」董事长，而「自强日报」当然没有能力「自强」，乃不断举债度日，而债主就是林荣三先生。一九八○年四月，传说林以四千万台币收购「自强日报」，次年元旦，改名为「自由日报」。此一传说，吴阿明从未承认，他曾告诉我，因为负债太多，无力偿还，只能将「自强日报」所有权转让予林荣三，林应允继续聘任他为董事长，但并未支薪，林则挂名「创办人」。报纸实权仍在林的手中，董事长只做一些事：一、编辑部每天例行的编采会议，吴一定到场，监督编辑方针、新闻取舍，以及专栏的立场。二、自由时报的特殊制度，社论写竣后，影印数份交社论小组审核订正，当时总主笔悬缺，审核者除创办人外，即董事长、社长（林荣三次子）、副社长（笔者），主稿者（共四人，轮流执笔，均为社内同仁，我不参与写作），有问题的稿件共同讨论。吴阿明的功能便是看老板的眼色发言，有时主稿者与创办人之间不免意见相左，此时吴必然一马当先，力护老板的意见，并且引经据典，让写作者无言以对。我们旁观者只能一笑。三、他维护日本的立场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某次一位知名作家（姑隐其名）为「自由」撰写社论，其中一段斥责日本某件对台不合理的政策。吴阿明坚持删去，只为不得罪日方。次日见报后，果然作者打电话来报社，二话不说，坚辞社论写作。他指出，「自由时报」亲日媚日到如此地步，他只有停笔一途。综合观察，吴在报社的功能便是揣摩上意，维护老板的观点。林荣三为人做事有时不免冲动激情，但仍顾虑大局，重视是非，尊重文人，但吴护主心切，求取表现，有时反而弄巧成拙，颠倒是非。吴阿明设有汽车零件厂，为丰田公司制造零件，加之日文流利，与日方交往密切。在日本朋友面前，他是台湾第一大报的「会长」（董事长），份量不轻，他甚至自夸二十三岁前是日本人，二十三岁后才成为台湾人，社内同仁、甚至老板父子也深知其心态与利益，均一笑置之。
自强日报易名自由时报
吴是林荣三的心腹，因为他深知林的背景与好恶，他们开始合作于林投资自强日报。一九八一年元旦，自强日报改名为自由日报，八七年九月再改为自由时报。其间六年余，自由日报默默无闻，新闻及评论跟随着国民党的步调而行，因为此时林荣三的官运正隆，从增额立委做到监委，九一年再当选监察院副院长，这些当然都是国民党的恩赐，此时办报，怎敢拂国民党之逆麟？
真正转弯的契机，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李登辉出任总统之后。
我在前文中曾谈过，李登辉虽为国民党员，并由国民党提拔为副总统，进而因蒋经国逝世，登上总统大位，但在他内心中，从未认同国民党的理念与路线，甚至将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如果我们公平评断史事，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开始，以迄一九八八年蒋经国过世，其间四十年，均由蒋氏父子执政，表面上虽然标榜民主自由，实际上却是独裁专制，并且以党治国，以党领军。不可讳言，当时的政权不仅是蒋氏当家，党政运作几乎是外省籍者一把抓。我于一九六七年应聘在台南一中新化分部任教，该分部校长为省籍人士，但当时风传，所有省立高中校长几乎都需透过党部的关系始获任命，台南一中新化分部校长为惟一的省籍校长。所以省籍人士为官者，在内心中，必然认为他们是被利用的二等官员，得不到中枢的信任。
同为台籍，与李登辉结盟
再举一例：一九七八年，我担任台中台湾日报总编辑，该年六月，林洋港出任省主席，在我眼中，他算是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谈话应有可读性，因此他上任不久，我即约他接受「台日」专访，他不但立即应允，并请我在他的官邸午餐，边吃边谈。我依约到访，并随带一名记者记录，当时座中，除了林的一名随身秘书外，竟然还有一名「特务」在侧，经过介绍，竟是中坜事件中镇压群众的警察局长，林洋港调任省主席，他也以秘书身分随侍左右，担任监视工作。林嗜酒出名，斟酒必定满杯，他戏称为「表面张力」。我们在访谈中，自不免有些敏感问题，林主席正待作答时，这位先生立刻拿起酒杯说：「喝酒！喝酒！」或是「干杯！干杯！」故意打断话题。林主席当然心知其中奥秘，也只能端起酒杯干杯为敬。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家用人，心中确有省籍的区隔，尽管官至省主席，还要派「特务」盯梢。试想李登辉何能例外？他的伪装能力极强，今日看来，以蒋经国之精明，也未能识透李氏之矫饰。
李登辉即大位后，以他过去的背景来看，既无班底，亦无死忠，因此只能从国民党中的菁英挑选李焕与郝柏村为行政院长，收服他们的政治野心，并且组「统一委员会」表明他绝不背离国民党原有的路线。然而，文宣方面，几个重要的报刊几乎都与国民党有相当渊源。此时，已迁至新庄的自由时报与他搭上了线，林荣三与李登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愿以他庞大的财力全面支持李登辉的执政。他们内心的痛点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利益与思考模式也是一致的。他们在蒋氏执政时，遭受极大的挫折。李登辉在蒋经国身旁必须侧坐以示恭敬，不敢有丝毫违抗；林荣三在党内也受尽那些高位者的闲气，他曾告诉我，宋楚瑜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曾要求他的建设公司任用十余名宋的人马，甚至党方直接要求他捐献巨款作为选举经费，而这些金钱最后落于何方则无从查考。这些闲气长期累积后，焉能不形成怨怼？某日，他率领妻、子及吴阿明共同拜见李登辉，李问及他今后的愿望如何？林答：希望做一任监察院长。李未正面作答，此后的发展，只给了他副院长的位子。此事令他大为不满，认为必是宋楚瑜从中作梗，因此，此后的自由时报对宋展开全面火攻，也使外界普遍认为「自由」是「反宋时报」。
促销奏效，报份大幅成长
这些内心的不平，使李、林之间的合作更趋紧密，自由时报力捧李的政策与作法，毫不隐讳，而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则不时强烈批评李，李在四顾茫然之际，也只能对自由时报寄予厚望。李与林间的沟通管道是总统府机要秘书苏志诚。林与苏之间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甚至英文版「台北时报」（Taipei Times）的创刊，也是李的意见。他建议林创办一份英文报纸，俾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林在考量之后，认为既可利用「自由」的印刷设备，其他诸如广告、发行、财务、总务等事务，均可由「自由」现有人员兼职，减轻不少成本，于是招兵买马，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已成军。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正式发行，总编辑为司马文武（江春男）。林本人不谙英文，竟然办一份英文报纸，迄今仍在赔本发行，知情者才知道，这是李登辉赋予的使命，也是林与李之间建立更紧密关系的一份献礼。
一九九五年，纸价上涨，各报纷纷调整售价，自每份十元涨至十五元。只有自由时报坚持不涨，仍卖十元。此一坚持，使「自由」的发行量有突破性提升。其实在九二年时，「自由」借着庆祝创报十二周年的机会，举办回馈读者的抽奖活动。活动期间，订阅半年以上报纸便可抽奖，最大奖为别墅，还有汽车及黄金，手笔之大，为报界前所未见。活动一推出，立即造成业界大震撼，也即时提升发行量达二十万份，可惜事前准备不足，印刷设备不及供应，分销单位甚至以中时、联合分送订户，填补缺口，加之人才不足，报纸内容并未与发行量同步提升，此一窘境直到三年后方才全部解决。因此九五年因不调整价格所增加的报份，均因新印刷机启用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使各报为之侧目，始知林荣三的财力雄厚，在报业市场中，终于与中时、联合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互为奥援，林、李关系紧密
「自由」突飞猛进的气势对李登辉巩固领导中心的地位势必有所助益。一九九五年联合报大力批李，李忍不住怒气，曾发言说：「我可以让大报变成小报。」并由某些外围组织发动退报运动，同时公开赞扬自由时报的公正立场与优异品质。此时自由时报志得意满，一九九六年八月在凯悦饭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酒会，现场宾客满座，冠盖云集，李登辉亲临致贺，并发表谈话，认为自由时报的新闻方向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这场盛宴，不仅提升了自由时报的知名度，也促使林、李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李的内心思考，与国民党迥异的执政方向，拉拢民进党为其侧翼，以及将两岸关系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亦均由自由时报为其诠释，并加强论述。
这个过程是值得记录与思考的，李、林都是国民党老党员，一位荣任总统，一位官居副院长，都经由国民党的提携而膺此高位，但他们与国民党交往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国民党真正的重视，他们的内心是受到挫折与伤害的，他们最后反叛国民党，敌视中国，不喜欢外省人，良有以也。
气息相通，与扁每月共餐
其实林荣三与民进党之间，并无任何渊源，他的理念仅是「台湾优先」、「本土优先」。他希望李登辉的政治生命能一脉相承，由连战继任，未料因连宋对抗而使陈水扁渔翁得利，登上大位。开始时，林与阿扁之间并无可以沟通的管道，但由于理念一致，气味相投，阿扁也执礼甚恭，竟而结为好友，据林亲口告诉我，他与阿扁每月共餐一次，并提供若干政治及财经方面的建议，阿扁也谦受指教。凡不能行者，必派林全赴林的办公室解释原委。林因受到如此尊重，与国民党时代有天地之别，焉能不全力支持阿扁的执政？
阿扁卸任后，自由时报力捧苏贞昌，希望苏能继任大位，未料，二○○八年第十二任总统选举时，民进党竟形成「谢苏配」，主角是谢长廷，选举结果，再度政党轮替，马英九上台，自由时报此后毫不留情抨击马的种种施政。虽然仍继续捧苏，但大势已去，终究不了了之。
现在的「自由」几乎成了独派的喉舌，对蔡英文的某些温和政策也予以无情的批评。自由时报这一段从深蓝到浅蓝，再从浅绿到深绿的过程，既是「新闻史」，也是「政治史」。它所表现的新闻方向、新闻评论、专题报导、公共意见，对今后学者研究台湾自一九八八年后三十年来政治起伏的前因后果，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作者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之中国美术史研究所毕业。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员，从事艺术研究工作三年半，后转至新闻界，曾任：台湾时报总编辑，台湾日报总编辑。 1979年赴美，曾任：旧金山远东时报总编辑，纽约中报总编辑，纽约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总主笔，纽约北美日报社长。 1987年返台，历任中国时报总主笔、自由时报副社长等职。
书名：《意外的新闻人生──编辑台忆往》
作者：俞国基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