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6 月, 2024 7:03 上午

《陆犯焉识》:在世事洪流中跌宕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自由与爱情 1

战火、后方、爱情、囚笼:日本侵华阴霾下的陆焉识 15

腐败与法治并存,自由与镇压夹杂:混沌的民国最后岁月 16

“新中国”的短暂恩情与长久地狱:陆焉识个人、中国知识分子、大陆全体国民命运在“解放后”不久的急坠 20

从激愤到麻木,生死间的绝望与周转:监狱内的焉识与狱外的婉喻 22

近现代中国女性受难的深重、话语权的丧失、思想的荒漠、声音的缺位、世间对她们的遗忘,记忆要传承 28

中国的“古拉格”:大西北劳改营的寒冷、饥饿、酷刑、谎言 30

闷罐火车上的饥渴与死亡 30

囚犯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动、生命在无声中的绝灭 31

 

 

战火、后方、爱情、囚笼:日本侵华阴霾下的陆焉识

   当文坛还在为抗战问题争执不休时,全面抗战爆发了。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陆焉识一家本来决定全家向西逃难。但恩娘却小女人气发作,不愿舍弃各种家物。最终,恩娘和婉喻留在了上海,只有焉识一人随学校撤往重庆。

   看到这里,我想,如果恩娘和婉喻是留在南京,那就会遭遇极大的劫难。她们想不到日本人那样的凶残变态。其实,抗战期间,在上海也发生了一些日军的屠杀和强奸,包括将普通女性市民抓进“慰安所”。只是相对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上海的暴行规模较小,但也有起码数万人被屠杀和强暴。中国作家任晓雯女士的小说里,就有上海女性被日军当街抓住、众目睽睽之下拖进日军兵营的描写。

   恩娘和婉喻(或者说她们的原型)可以活下来,也算一种幸运。在战乱年代,尤其女性,是死是活,是安全还是受辱,都不由自己决定,而是看运气、听凭他人的摆布,尤其统治者/征服者男性的摆布。可恩娘或许被陆焉识惯纵,被上海这样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城市呵护,并不能了解这世界尤其外敌对女性的险恶,反而为了那些生活家当拒绝离开。生活中温柔乡的人,总是丧失警惕性。

   陆焉识随着千千万万逃难的中国人,溯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武汉、宜昌,一路逃到重庆。在这个战时的首都,陆焉识与穿梭于权贵之间、倒卖稀缺货物的重庆女子韩念痕结成了地下夫妻。按说,陆焉识这样身份的人,和韩女士这样游走在灰色领域的人,不应该有多少交集。但战争的危机与苦难,让两个孤独者相依相偎。两人在日军轰炸重庆的防空洞里身体相接,性爱的欢愉才能平复对死亡的恐惧,慰藉那可怜的肉体和灵魂。

   陆焉识本可以和韩念痕更久的厮磨。但陆焉识,并不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那种“岁月静好”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相反,陆焉识与那个年代许多学者、教师、学生一样,追求民主自由,颇为关心时事,也对现实中的各种丑恶都颇为敢言。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而是国民党主导的专制倾向的政权。它虽然不像中共那样完全极权专制,但言论审查和迫害仍然是普遍的。他们允许一定的言论空间,但有并不明确的红线。陆焉识在课堂和课外,都积极宣扬自由民主,就犯了忌。

  国民政府选择“先礼后兵”。一开始是国民党政工人员(也可以说是特务)劝说陆焉识要服从国府的政治纲领,不要宣传影响抗战大局的话,委婉劝说他不要发表批评政府和宣传自由民主的言论。但陆焉识认为教授不受政治限制讲课是学术自由、天经地义。陆焉识还大胆的揭露了这几个特务的行为,抱怨知识分子遭遇的不公。

   然后,陆焉识就被夜间突入房间的特务们抓捕了。无论抓捕过程中陆焉识衣服都穿不好的窘态,还是在监牢里被审讯羞辱时的苦楚,都让陆焉识明白了直言和勇敢的代价。他在勇敢的顶撞特工文明劝告、投稿给进步媒体控诉国府干预学术自由时,想不到会因此在阴暗的半地下室坐牢两年。

   陆焉识对政治的嗅觉、对批评政府带来代价的直觉,还不如情人韩念痕。韩念痕这样常年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商人,比陆焉识这样读书万卷、讲起政治头头是道、却不谙现实潜规则的知识分子,更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而这才恰恰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混迹灰色领域的人,最能明白中国社会本原的逻辑,而非根据教科书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语;也最知道如何在中国的体制与环境中生存,而非“迂腐”的坚持理想和道德。 

   陆焉识在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后,还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现实。所以他惊恐、愤怒、不甘。宁可在潮湿阴暗的地牢被关押两年,也不愿认罪求饶。他还要坚持原则,拒绝“认罪”,要保持知识分子的骨气。

    这样的骨气,是在1950年代,“新中国”将陆焉识从大学逼迫辞职、逮捕、关在劳改营、经历大饥荒……之后,打消了的。民国知识分子陆焉识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变成了大西北某劳改农场里的“老几”。

    腐败与法治并存,自由与镇压夹杂:混沌的民国最后岁月

    抗战结束,陆焉识从重庆返回上海。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战后国民政府腐败与掠夺的风暴吹散。陆焉识回上海的路上,搭载着战后新贵们的货品的船把他们甩下,只是一个开始。

   这又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占区人员、财务、房屋土地等过程中的抢夺、霸占、贪污、迫害行为。国府大员们以胜利者之姿来接收“日产”,但并不仅仅接收日本人的财富。许多在日占区生活的中国人,无论是否有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都被接收大员及其手下趁火打劫。这些接收者的行径,被民众讥讽为“五子登科”,即“捞票子”、“抢车子”、“占房子”、“夺金子”、“玩婊子”,整个接收也被称为“劫收”。

   好不容易熬过八年抗战的国人,被这样“劫收”,可谓雪上加霜,大众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大失民心、共产党趁机做大,乃至最后国府丢掉在中国大陆河山的一大诱因。

    而陆焉识,不仅面临“劫收”家产的风险,还要解决丢失教职的问题。虽然国民政府释放了他,也没有定罪,但教职还是丢了。这是陆焉识一家吃饭的依仗。坚持理想原则的陆焉识,也明白了理想原则不能当饭吃。

    但这时的焉识,仍然还有些骨气和精神。他不愿意接受朋友劝告的“做测试(证明忠诚)”,哪怕以焉识的聪明,违心的答题,必然可以通过。但焉识不愿意撒谎,即便这不需要付出什么“实际”代价,不需要被辱骂、挨耳光、坐牢,还能换来足够养活一家子、在当时多数国人都羡慕的大学教授收入。

   陆焉识还是做了一些妥协。他希望邀请凌博士等朋友来家里做客,以私人途径促成教职的恢复。为了这场宴会,日常粗茶淡饭,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的陆焉识,精心准备了昂贵的菜肴,希望得到宾客的欢心。陆焉识还破天荒的因功利目的给朋友送礼。

    “焉识怀里抱着那个装礼物的布包。他想,只要李坤一出现,他立刻把手里的布包以最随便最不经意的姿态递上去。千万不能错过最初的几秒钟,越往后拖延越会显得送礼事关重大,因此越是像贿赂。

   焉识抱着那一段日本丝绸,一盒新西兰龙虾罐头,一听美国克力架,让三大洲在他膝盖上开贸易集会。他想等李坤话题转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他面前。但话题转换了好几次,从受降转到国共和谈,又转换到蒋经国的经济改革,焉识还是没动。焉识突然想到,这一生他是头一次为了如此世俗、现实的目的送礼。不,他想,应该叫它贿赂。尽管是无偿赠送这么难得的东西,可是他觉得这种赠送既侮辱自己也侮辱朋友。现在他不得不侮辱品格端方的人,来“曲线邀请”凌博士。   

    他们的谈话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焉识的两只手放在布包上隐隐发潮。……

   他霍地站起身,把那个花布包往刚才坐的椅子上一放,说那是一点从重庆带回来的东西。不等朋友反应他已经溃退出门。 

    贿赂别人也要英勇,胆敢去无耻才行。”

   陆焉识在给朋友李坤送礼时的窘境,很能反映焉识是颇有羞耻心的,不擅长于贿赂和取悦他人。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优秀的品质,说明是正直清白的、从内心厌恶和远离龌龊之人之事的人。在异常的社会里,本身仍然是优秀的品质,却反而成了弱点,几乎必然会成为失败者。他这种脸皮薄的腼腆和羞耻心,在后来进了劳改农场若干年后,基本消失殆尽了。  

   陆焉识、恩娘、婉喻精心准备的晚宴,花费了多少积蓄,舍不得让孩子尝一口,翘首期盼着凌博士等人的赴宴,最终却没有等来客人。

   他低估了文人的无耻,高估了凌博士的气度,也忘记了“人群的强大”。凌博士没有忘记陆焉识在抗战前对他的批评,哪怕是据理委婉的批评。大卫·韦在中间的挑拨,应该也起到了作用。凌博士不来,其他人宁可得罪陆焉识,也要和凌博士保持一致。文明社会里,谩骂殴打被视为野蛮,但排挤孤立他人,则是惯用的霸凌手段。对这点,我又颇有共鸣。

   “听完焉识的话,恩娘慢慢地说:“焉识,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恩娘说陆焉识是“没用场的人”,可谓透彻。在中国,做学术的学问再大,都不算“用场”。因为在中国,“用场”不在专业能力,而在于人情世故、打点权贵、左右逢源。可陆焉识连基本的人情处理都生涩,一厢情愿以为凌博士不计前嫌,更不知道一开始就不应陷入文坛争论,争论后又不明白结怨的后果,那请客求人被放鸽子、自己吐血昏厥,也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过,陆家精心准备的饭菜终究没有白费,只是给了试图劫收陆家房产的流氓们。当然,一顿饭是不够的,陆家还奉上了金条。这通殷勤招待总算换来陆家房产的保全。

  但就像陆焉识在重庆被训诫后忍不住将特务们嘴脸展示出来一样,焉识又忍不住笔头,不吐不快,将接受陆家贿赂的衣冠楚楚流氓们的嘴脸改编写成小说,发表在左翼报刊。而这引起许多人跟进,不仅有其他写作批判国民党腐败和“劫收”丑象的,陆焉识的小说还被改编为话剧。大众纷纷叫好。

  这也说明,在那个灰暗的“解放前”几年,国府治下仍然有有限的舆论自由,批判政府的左翼可以办报,揭露丑恶的话剧可以上演。这在那个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专权的国民党也默认这些自由,最多派一些流氓去骚扰。当时的国人想不到,过几年迎来“解放”后,这些人的基本自由,都居然被剥夺了。

     陆焉识有言论自由,不代表不受骚扰报复。流氓们认得自己嘴脸,恼羞成怒于焉识的揭露,派了更流氓的流氓上门抢夺房产。逞一时之快的陆焉识,很快又要失去房产。陆焉识的继母,对陆焉识有操控也有亲爱的恩娘,因此急病而死。

  陆焉识的人生里,有好几个重要的女性。除了婉喻,最重要的就是恩娘。恩娘对焉识,还是有恩的。没有恩娘的介绍,焉识就不会和婉喻认识、结婚,也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凄婉爱情故事。恩娘性格是刻薄自私一些,可也操持了陆家里里外外,和婉喻一起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若没有恩娘,当陆焉识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后,婉喻一个人是难以拉扯三个孩子的。恩娘受了焉识恩惠留在陆家,还给焉识带来很大麻烦。可后来许多年,恩娘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无论按照情感还是赤裸裸的功利,恩娘都不愧在陆家的所得。

  恩娘去世后,陆家房产的命运峰回路转。经陆焉识以前的学生建议,焉识请他任教中学的美国人教务长帮忙,暂时接收陆家房产,堵塞了流氓们劫收的借口。流氓们敢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耍流氓,却不敢和洋人耍流氓。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只有受洋人庇护,才能享有作为中国公民本来就应有的权利自由。这样讽刺的现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常态,至今也没有改变。

   洋人庇护了陆焉识,又抛弃了陆焉识。因为陆焉识允许了跑到他任教学校里的大卫·韦躲在自己房间。教务长礼貌的辞退了他。这某种程度,也象征着国民政府的命运。没有美国的扶植,国民政府就难以战胜日本;战后,美国也继续扶植国府,但并不积极。面对中共的势如破竹,美国选择放弃干预,让中华民国在大陆沦亡,只能偏安台湾一岛。

   大卫·韦不仅让焉识丢掉了教职,还忽悠了陆焉识的弟弟和丹麦妻子所生混血孩子皮埃尔,带着皮埃尔参与反国民党政权的示威游行。这位常年在西方生活的青年,言谈中无不透出过于坦诚和清白的“劣势”。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是天经地义,对于不好的事情就要敢于抗议,对“中国特色社会”可谓一无所知。这比当时虽然书斋气但毕竟略通世故的陆焉识,还要“差”太多。

    皮埃尔的幼稚,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大异其趣,根源是中外人文环境的迥然不同: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

    对此,我又一次的有强烈感触和共鸣。我经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深知中国青少年的阴毒,有时不亚于成年人。而且其阴毒更加粗粝、尖刻。当然,阴险和狡猾也是不缺的。在中国,只有从小就在灰暗社会里摸索和自适应,逐渐变成对各种不公不义和潜规则习以为常,乃至纯熟的使用这些潜规则,放下廉耻心、不忍心,耐受各种羞辱与邪恶,不吝于撒谎,做不仁不义之人,才能生存的如鱼得水。如果事事讲道理和法律,反而寸步难行。

   但并非中国人天性如此。几千年的专制,满清的残暴压迫,屈辱的经历与扭曲的价值,人们为生存的不得已,塑造了中国人各种不良的品性。民国虽有改善,知识分子带起新文化之风,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但无法迅速改变国民的习性。日本侵华又打断了这些改良。于是,中国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大多仍然带着“淡淡的无耻”。  

   直到皮埃尔被关进国民党监狱,挨了揍、坐了几个月的牢,才悟出来中国不是比利时,这里是残酷的,不讲文明和法治的:

   “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

   但皮埃尔仍然没有真的改变。在谈到大卫·韦的时候,皮埃尔幼稚的说:“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并不了解大卫·韦的无耻和阴险。大卫·韦在皮埃尔面前,展示的大抵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敢的革命者形象。而陆焉识在初次结识大卫·韦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形象。可后来的交往,让陆焉识明白大卫·韦多么的无耻。陆焉识多次“敞开”与大卫·韦来谈,却反而被大卫·韦利用,扭曲焉识的话,狠狠的坑害了焉识。

   这些,是皮埃尔不知道的。即便陆焉识告诉皮埃尔,皮埃尔也不会信。因为他不能明白那些复杂的心机,不明白谎言在中国人中那样的普遍,不相信对革命、对他都热情洋溢的大卫·韦,竟然会是那样无耻的人。

   我不知道严歌苓女士在《陆犯焉识》的写作中,用了多少暗喻。如果在这里有暗喻,对于大卫·韦,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陆焉识,是大知识分子;而皮埃尔,是涉世未深的进步青年。

   中共本身有革命性的一面,尤其早年是充满理想的进步政党。但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蜕变的阴险和功利,理想变成了招牌,夺取政权和谋私,才是真正目的。

   中共用颇具革命性的言辞,诱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抗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并勾画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好未来。但当中共利用完了他们,夺取了政权,就“关门打狗”,完全变了脸色,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都陷入更大的牢笼。当他们发现上当,已经来不及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迎来了“解放”。旧中国变成“新中国”。

   “新中国”的短暂恩情与长久地狱:陆焉识个人、中国知识分子、大陆全体国民命运在“解放后”不久的急坠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半个月内即占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亚洲第一大城市,成为红色政权的囊中物。国军兵无战心,即便有以逸待劳、武器精良、工事完备的优势,也很快被解放军击败。

   在攻打上海过程中,中共高层特意指示,不要使用重武器,以免伤害到上海市民、避免破坏上海的建筑。当解放军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上海后,军纪严明,几乎秋毫无犯。许多解放军为避免扰民,穿着军装睡在马路上,也不去叨扰住户或者学校。解放军到来后,迫害人民的特务基本绝迹。这些都让上海市民对解放军颇有好感。而新政府也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让上海市民更为欢欣。

   那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能想到,仅仅不到两年,包括上海在内,全中国都刮起了“镇压反革命”、“没收资本家财产”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家产、生计,以及几乎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自由。

   陆焉识的命运,同样是如此转折的。年轻的中共干部、苏北人张同志主动拜访他,新政权把国民党剥夺的教职还给了陆焉识。陆焉识发现张同志不像自己以前那些有着“淡淡的无耻”的朋友,而是淳朴又充满活力。学校也焕然一新,女同事们穿着列宁装代替了旗袍,陆焉识又成为大家簇拥的对象。

   但这欣喜是短暂的,转折是始料未及的。大卫·韦以胜利的革命者面目出现在陆焉识面前,炫耀革命给陆焉识夺回了教职。陆焉识仅仅争辩了人信仰的自由,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的微词的陈年旧语也被翻出。

   那位苏北口音的张同志也翻了脸。苏北张同志确实比上海那些油腻的旧官僚少些油滑阴险,但翻脸后更不讲情面。无论善待还是恶待焉识,都是他站在中共党的立场、根据党的需要、作为党的工具,所决定的行为。未来,张同志大抵也会蜕变成更加残酷的党干部,成为党在高校忠诚的“钳子”,扼杀师生们的自由与灵魂。

    “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陆焉识这时还没有明白,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本身就是犯罪,就是中共政权眼中的“反革命”。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句名言:“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共产党的“新中国”,远比国民政府更明白思想控制的重要性,也更加无情的将媒体、高校、知识分子等领域和人群完全控制起来。“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制民愚民之术,已全面启动。即便陆焉识没有和大卫·韦有这场争执,此后也必然在涉及意识形态、权利自由的争论中成为政权的靶子,或者屈服,或者失去教职和入狱。

   我想到历经政治浩劫的幸存者巫宁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所述的,当1950年代初的北京各大学刮起“思想改造运动”风暴时,知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说“‘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而同时的上海、全国,各地高校、新闻媒体、民主党派,都刮起了以“思想改造”为名、实则批斗知识分子、粉碎异见、统一思想的旋风。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撤并风潮,更是摧毁了中国人文教育的根基,让中国大学丧失了德性、价值、魂魄,变成了纯粹培养工具的技能学校。

   北京、上海、中国大陆全境,都逐渐走进《一九八四》里“大洋国”那样的牢笼。这里也有“战争即和平”,即打着保卫和平为名支持金日成侵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里也有“老大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里当然更有无处不在的洗脑和监视。曾经国民政府时代有限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都萎缩到了几乎是零。这又应了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的话“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自由是‘多’和‘少’的差别。共产党统治后,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而资本家家产被没收、许多资本家自杀,地主被批斗致死,全民都接受政府配给维生,也与《一九八四》中党以配给制控制经济,让国民仰其鼻息而活,是相同的手段;

   ……

   党支配一切的极权统治,在短短几年里,在上海、在中国大陆,成功且迅猛的实现了。

   陆焉识在国民党统治下,拒绝为批评政府认罪,不写认罪书,也不愿意参加忠诚测试。他当然也不愿意在共产党这里检讨认罪,辞职成了自然的选择。陆焉识想的是,我放弃教职、自谋生路,虽然失去了优厚的薪水,总是保留了人身和思想的自由。

   他还没有明白,新政府并不仅仅管理学校教师的思想,还要管束和决定全中国所有人的生死存亡。这并不是他辞职可以逃避的。而且,不仅要抓现在的反叛者乃至仅仅反共嫌疑犯(现行反革命),还要抓过去曾经或曾经疑似有反共行为者(哪怕没有实际行动、只是表达过与中共主张不合的发言者)(历史反革命)。即便匿名的告发,证据不足,也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这样的形势下,陆焉识渐渐醒悟了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很多人也都有所醒悟(虽然仍然是半梦半醒,不很清楚未来会如何)。但这时,国民政府和国军早已被赶到东南那个小岛上,各地反共游击队也被剿灭。而上海市民们,当年是积极欢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入城的,对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是鼓掌支持的,对肃清国民党军警宪特是乐见其成的。还有一些上海人,在“解放前”就是地下党,为中共占领上海、统治全中国,起到重大作用。放大到全国范围内,也是一样。中共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支前民工小车推出来的。反抗的死硬分子,已在战争中和第一批镇压中被肉体消灭了。当暴力机器、宣传机器、组织力量,全都在中共政权、“新中国”掌控下,要想抓谁,还有任何人能拦得住吗?

   有些幸运儿,在国家闭锁的前夜,逃亡出境。最知名的,就是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女士。她敏锐感受到新政府的不宽容,当她因穿了旗袍就被批判、被迫写歌颂颇有血腥的土地改革的“命题作文”时,她知道和穿着列宁装的女同事们是格格不入的,新政府也难以容忍她的自由浪荡的。于是她在政权尚未稳定,所以也还没完全变脸、还需要维持一定的自由开放以笼络中外人心的1950年代初,申请留学,从上海逃往香港。后来,张爱玲又辗转去了美国,终老于异乡。(说到张爱玲逃离中国,如今的中国人,面对近年来中共的倒行逆施,再一次选择逃离。张爱玲算是如今“润人”们的前辈了)

   可绝大多数国人没有这样的幸运,没有对时局有清楚的认知、没有对危险有足够的觉察,或者明知危难将至却没有条件逃离。如前述已明白“‘1984’来了”的陈梦家,作为知名学者,又涉及政治较多,不像张爱玲那样有些自由,早被中共监视,想逃也来不及。最终陈梦家历经批斗死于文革,其妻子赵萝蕤精神失常。

   不仅许多人无法逃离,还有许多人如巫宁坤,“自投罗网”,在1949年和1950年代初,冲破美国和民国方面的各种阻挠,不远万里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来“报效祖国”。他们回国后,发现“上当”却无法离开了。在后来的几十年各种运动里,他们饱受迫害,姚桐斌、周华章、陈天池等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科学家更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李政道、杨振宁(二人当时是中华民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则获得了诺贝尔奖。一念之差,命运的天翻地覆。

   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西北大草原上的马、牛、羊、各种生物一样,以为自由的天然而不可剥夺的。它确实是自然就有的,但并不是不会被剥夺的。19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那些被突如其来的人类移民射杀的马儿那样,被中共利维坦的暴力机器陆续捕杀了。

   1954年,陆焉识被捕了。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胜利”结束,陆焉识是在“肃清反革命”中被捕的。“镇压”还有“漏网之鱼”,所以要再“肃清”。这时未被波及的人都暗自庆幸,因为他们不能穿越,没有长前后眼,不知道未来还有“反右”和“文革”。而在内陆的国人,还要经历“人民公社化”和“大饥荒”。连番的政治运动及衍生的悲剧,无人能够幸免。那些自己一时幸免,而对他人受难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既是迫害他人的共犯,也是自己后来落难的共同责任人。

    在拿着网球拍的丹珏注视下,陆焉识被送上警车。这一次的陆焉识,比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时要从容一些,但离开的却要长久的多。除了中间从青海劳改农场越狱的那次、远远的看了一下家和家人,陆焉识真正回到这个家,和婉喻、丹珏、子烨的重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

   从激愤到麻木,生死间的绝望与周转:监狱内的焉识与狱外的婉喻

   “新中国”的法庭、监狱、公检法暴力系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情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虚伪人道主义”的。于是,陆焉识在并没有什么明确罪行和罪名的情况下,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时的陆焉识,也正式的成为“陆犯焉识”,一个囚犯,失去了自由,也同时失去权利与尊严的、在专政体制和社会评价中另一类的人。相对于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的狱友们,陆焉识反而算是最“幸运”的。哪怕这种“幸运”,要让一个人在15年光阴里丧失自由,在狱中受尽肉体与精神折磨,不能家庭团圆,出狱将到晚年。

   但在苦难的中国,当人们遭难之后,往往没有“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却有“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大的灾祸,将覆盖原来那个同样是极大的灾祸。这却让旧的灾祸看起来不那么的残酷。而且,当不断有更大灾难来临,反而起到和起死回生、获得特赦一样的心理慰藉。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后续,都能让人变得平静下来,不再那么痛苦。只不过,一种是拨云见日后重获幸福的安恬快意,一种是连番打击下麻木沉沦的认命死心。

  陆焉识遭遇的就是这样的连续打击、从绝望到绝望。因为抓捕他的区公安局长被人举发是特务,凡是其经手的政治案件,犯人全部加刑。这听起来荒唐。可在那个一切都异常的、狂暴的时代,这并不稀奇和特殊。连镇反中杀人数量,都是伟大领袖一句“千分之五”就定下来了。“伟大领袖”还指示,“南京是一个50万人的大城市,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一个600万人的大城市,1951年应杀3000人左右”。

   在这样非理性的杀戮狂潮中,随意加刑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陆焉识的刑期从十五年加到二十五年。

    “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  

    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

   陆焉识在被毫无正当理由和程序肆意加刑的迫害下,仅仅出于人性自然的不解和愤慨,提出疑问和表达愤怒,就又被加判为死刑。这是人受伤害和冤屈后的本能反应。但后来的陆焉识,却为自己“大闹法庭”的行为害臊。这反映的,是陆焉识已被现实驯服,认为愤怒是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风向和法庭气氛的,认罪认罚、忍受不公、即便被枪毙也不表达愤怒,才符合新社会新法庭新中国的新价值、新气场、新道德。

   这是比愤慨下在法庭的“失礼”更大的悲哀。其实,真正失礼的、疯癫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不是咆哮和辩解的陆焉识,而是堂上既残暴又荒谬的法官检察官,是“新中国”完全背弃法治与理性的司法体系,是这个刚掌权几年就忘了初心、背叛人民的党和政权。

    对于痛苦至极、无力抗争下变得逐渐麻木认命,和由遇到不平哭喊吵闹到淡然冷漠应对伤害,我个人都曾经历过。我在因校园暴力屡遭伤害后,又在维权抗争的奔波路途上遇到种种挫折与冷漠。如今的我,仍然在各种政治活动与个人生活中,尝到类似的精神伤害,以及身体器质上的痛苦反应。

  不过,我从对不公不义极为愤怒,到习以为常,逐渐不再那么痛苦。乃至遇到一些以前感到难以接受的创伤,也像没有事一样很快摆脱痛苦。但代价就是逐渐承认现实不合理的合理性,面对不公不义,各种不讲道理、或赤裸裸或阴险的伤害,不像最初遇到时那样愤怒,还学会了更多忍耐、忍受。

   最典型的经历,就是我在香港因流血抗争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一开始我非常恐惧焦虑,极度希望自由。关了几天后,慢慢就认了命,不那么强烈要求自由,顺从管理、接受护士侮辱性的言行,一直呆到医生允许我出院。我在遭遇网络暴力时,一开始非常愤怒、颇为应激,经过几年网络上冲突的“锤炼”,逐渐习惯了遭遇攻击,不再那么强烈的有被冒犯被侮辱感。

   我的性格,也从曾经遇到不平就委屈甚至痛哭,变得经历更大不幸也不再哭泣,甚至情绪波动都很小。这样就让我不再容易被攻击和意外所伤害。

   但这是对的吗?人在遭受屈辱时没有反应、内心没有波澜,心灵被伤害却没有强烈痛感。这是自我防御,但也是降低自尊、自动放下权力。人有七情六欲,遭逢不公感到委屈,遇到伤害痛苦愤怒,都是人之常情。所谓“脱敏”,对丑恶和伤害不再在乎,才是麻木不仁,是扭曲了人性,是耻辱的可怖的。而且,这对身心、性格的摧残,都是巨大的。即便当时忍耐,也会在其他时间地点发作,长期的阵痛,远超一时逃避带来的麻木与解脱感。

    委屈时哭,快乐时笑,伤害时痛,受辱时怒,才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我永远也无法再回到那样纯真自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

    陆焉识侥幸的没有被迅速执行死刑。这并不是政权仁慈、讲程序,只是政权为调配弹药、更加安全行刑、安排好观看行刑的各单位代表,才暂缓执行。囚犯自身的人道,并不在政权考虑之内。相反,暂缓一段时间再执行,又不通知具体行刑时间,对于必死的死刑犯,是更大的折磨。

   而陆焉识和许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在监狱里煎熬着,绝望的等待死亡。这个过程令人窒息。他们每天听着看守的命令开关窗户,其余时间被完全封闭在狭窄黑暗的囚室;他们每天等待“叫号”,叫出来的人就被押赴刑场;他们可以隔着墙和窗子听到远处机枪枪毙犯人的声音;犯人们痛苦下既想昏睡又必须喊“报告”,于是犯人们已经分辨不清自己在昏睡还是苏醒;高压之下,出现了类似“炸营”似的集体梦游……

  这些陆焉识的狱友们,相继都被枪决了。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划上了句号。那么,他们真的犯罪了吗?罪至于死吗?结合前面对于中共历次镇压和运动的论述分析,就明白除极少数的确罪大恶极,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乃至还是清末民国至“新中国”的历次革命骨干和浴血抗日的有功之人。可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倒在枪下,鲜活的生命都没有了。那是一条条人命啊。而视人命如草芥的政权,随意杀害人民,连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恶、甚至拥护政权的知识分子都屠杀的统治者,又是怎样的蛇蝎心肠呢?

   当几经延宕、终要被执行死刑的前夜,陆焉识想写遗书、给婉喻写信,却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挑选哪部分、说哪一桩。

   这样的紧张和无所适,我也颇有类似感觉和经历。我日常写作中一些时候、当需要给人写信时、几次处在绝境要给他人留言时,都时常“不知所言”。因为要讲的话太多了,还有一些思想、诉求、情感,往往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无法言传的。而且越是重要的内容,越是迟迟不愿下笔,总是担心表达的不足、不完美。反而拖延了很多重要的事。而在苦难中的焦虑,也会破坏思考和写作,辗转下更难下笔。

  陆焉识就是这样,没有写下一句遗言,就被送往刑场。

  “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这本来可能是陆焉识人生的最后一幕。他看到许多人像他一样将被处决。“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简单的词汇背后,是血淋淋的杀戮。这些中国人,被同胞不留情的杀害了。有些死前惊恐、瘫软,但也有如老者这样风骨傲然、临死无惧的英雄。 

   “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若干年前,许多共产党人,也是这样不畏死亡、前赴刑场,被国民党政权处决。如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就唱着《国际歌》昂扬着往刑场而去。而如今,共产党人又在屠杀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异见者。有些确实是沾了共产党人血的前军警特宪,但还有更多人,如陆焉识,手无缚鸡之力,也无寸铁武器,只是表达了对新政权或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些不满,就被判处死刑。

   曾经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压迫的、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可中共政权建立后,和平和民主的面具很快褪去,逐渐露出了比旧政权更加残暴的青面獠牙。仅仅在1955年之前,中共就已处决超过百万手无寸铁的同胞(不包括那些武装抵抗中共而被以“剿匪”为理由杀死的),远超国民党统治时期。思想和舆论的禁制、一党垄断的极权,都让威权主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望尘莫及”。

    那些死去的共产党人,是感谢“新中国”为他们报仇雪恨了呢?还是认为他们当年的牺牲白白浪费、乃至成为新的红色极权建立的帮凶,而深深后悔呢?如果再看到后来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浩劫,他们立志拯救的人民、他们的同事和同志,也死于饥荒、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又作何感想呢?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陆焉识没有被处决,在临刑前得救了,虽然只是改判了无期徒刑,将面临长久的劳改生涯。这真正是“劫后余生”。但包括那位风度翩翩的老者在内,与陆焉识同一批赴刑场的人,都被处决。

   老者临死前诡异的笑,含着他对陆焉识免于被处死深深的嫉妒,反映老者本质也是眷恋生命的。他前面的洒脱,并不是真的愿意死亡,而是无力改变命运下被迫的镇定从容。这包含着更大的悲哀。而当人在生死关头,看到他人获救自己却即将死亡,再有精神风骨,也会生出不平之心、怨愤之念。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满清统治下的明朝遗民、汉族士大夫们,在满清铁蹄下,在殉国还是苟活的纠结下的哀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充满勇气和良知的人,挣扎在生死之间。先贤所说的“舍生取义”,道理皆在,可人对死亡的畏惧与对生命的眷恋,是人性本能中的本能。克服人最基本的本能,是多么艰难。

  这样的挣扎,并不只在满清时期。每个朝代时代,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面对暴政肆虐、外敌入侵、秩序崩坏时,都要在苟且偷生、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与坚持原则、反抗强权、为民请命间选择,前者能够活着甚至荣华富贵,后者则是粉身碎骨家破人亡。最终,大多数人都选择苟活,只有少数主动赴死。而那些活着的人,有的彻底堕落,但也有的良心总是不安。

   对于在屠刀和枪口下屈服的知识分子,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人只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恐惧死亡、贪恋生命,是人之常情。被迫的屈服,只要没有去做大恶,只是不得已随波逐流,那就应该谅解。真正应该谴责的,是那些武力强大而人性丧失的压迫者、入侵者、刽子手,尤其是让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被迫放弃尊严与权利、不得不在苟活于世与死亡间做二选一的那些始作俑者。

   可如今的舆论,总是在嘲笑受害者。从被秦始皇坑杀的儒士,到被入侵金军杀害和禁锢的北宋皇室和士大夫,再到“诛十族”的方孝孺、赴死的文天祥史可法和跪地迎接入侵者的钱谦益,以及在中共统治下被连番迫害的知识分子,人们或者赞誉牺牲者而嘲笑苟活者,或者凡是受害者无论苟活还是牺牲都要嘲笑(嘲笑前者懦弱,又嘲笑后者不识时务、有骨气却无能),以及总是从被入侵者、被压迫者一方“反思”为何不能抵挡侵略、阻止暴政……

   这些说法看似有各种“道理”,本质却是“责备受害者”、为加害者开脱的经典话术、丑恶行为。这也能反映了当今中国犬儒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猖獗泛滥。人们没有了正常的是非观,同情心丧失,以输赢定黑白,以胜负定是非。于是刽子手被称颂,不择手段者被追捧,受难者被鄙夷,勇敢牺牲者被嘲笑,不得已苟活者被讥讽。这是普遍的现实,但从道理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

   无论秦始皇、金人、朱棣、满清、蒙古、日本、中共,迫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民大众、推行暴政的集团,才应该被唾弃,而不是指责受害者的种种“不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唾弃暴力、强权、压迫,同情弱势、捍卫正义,让以强凌弱、崇尚强权、暴戾恣睢的历史被终结,人们友爱和平的生存。

    上海刑场上的老者,即便临死前有那点阴暗的心思,也不能遮盖他不畏死亡的凛然。这样从容就义的,在“新中国”镇压于处决中,应该还有许许多多。只是在信息的高度封锁、对记录的毁灭下,绝大多数受难者被害前的表现,都不为人知了。

    国民党时期处决政治犯,还往往允许共产党员等在被处决前喊口号,并由家人和报刊将被处决者的英勇公之于众。而中共政权,则是连对党内反对派张志新那样的女英雄,都在处决前刺破喉管、割断声带,让她不能喊“反动口号”。她死后被关注和平反,悲剧才为人知。还有千千万万被害者,即便极为英勇,其反映人性伟大的勇敢言行,也永远尘封在历史中了。或许未来有一天,能够通过影像方式,部分还原他/她们的英勇,让世人明白人性的伟大、曾经的国人面对暴君暴政时的惊人勇气,激励后人。 

    回到陆焉识的人生。陆焉识从死刑减至无期,并非真的是政府回心转意、公检法仁慈。陆焉识永远都不知道,婉喻为焉识的减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为了救下陆焉识的命,婉喻去了无数或是陆焉识朋友或根本不算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家里,堆起笑脸、低声下气,恳求他们救陆焉识一命。她找到陆焉识的“朋友”凌博士,凌博士却根本不见她,只让秘书敷衍她。而婉喻去了陆焉识教过的学生们的家,学生的男性家长们普遍无意帮焉识获释,却都对婉喻的美貌感兴趣。即便这些男人不说,婉喻也能从眼神和表情中,看到这些垂涎她的、内心肮脏的男人们在想什么。

  “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但她对戴同志的体恤是懂得的。戴同志从没见过冯婉喻这样的中年林黛玉,一招一式都把他看迷了。他询问陆焉识的案情时,不断地插入旁白:“可苦了你了!”“苦了你和娃了!”“几个娃?……三个?不像,不像,还像个大闺女!”

  “戴同志”就是这些男人的典型。只是其他男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垂涎婉喻的美貌但不可得。而主管司法的上海市委常委戴同志得到了。这位陕北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见到美丽的上海女人婉喻而不能自持。

   这些内地农村出身的、曾经淳朴的中共干部、“老革命”,掌握大权后迅速的腐化堕落了。因为权力的垄断,比“劫收”时“五子登科”的国民党更加腐败,没有监督也更是无忌。虽然中共也时常整饬纪律,但更多是放纵腐败乃至主动赋予特权,保障干部们对政权的忠诚。曾经为了打倒特权、消灭吃人的旧社会、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社会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完全变了。和中共掌权前公开信奉和宣称的相比,是意料之外;但又符合人性与权力垄断后的政治必然,是情理之中。

   中共在1950年代发起过“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确实是在查办腐败干部,还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官。但运动逐渐就将打击重点对准有政治问题(而非腐败问题)的中共党外人士、前国民党、社会中下层,而对党内腐败和特权选择宽容。这让中共党基于利益而更加团结,从革命政党蜕化为满清“八旗”那样的特权集团。而中共放纵腐败、重点打击政治异见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而一些人说毛时代“清廉”,只是普遍贫穷下没有太多可贪的钱财而已。但从江青灯顶级干部享用外国进口的电影、食品、淋浴,到下层干部在饥荒饿死人背景下吃的饱腹,以及略有一点权力和配给物就能强迫或诱骗女性献身的性剥削,毛时代腐败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腐败,当然在腐败涉及的物质量上更多,但毛时代绝不是“清廉”。

  “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

  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在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三十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

   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喻。不久她得到监狱方面的消息,陆焉识的徒刑降级了,降成了死缓。”

  戴同志向冯婉喻索取性贿赂,冯婉喻被迫同意了。其实,这不仅是性贿赂,更多是戴同志借助权力对冯婉喻的强奸、性侵犯。权势下的“自愿”,就是胁迫,就是强奸。而且是比一般强奸更加长久和难以反抗的侵犯,是更加恶劣的性暴力。

    近现代中国女性受难的深重、话语权的丧失、思想的荒漠、声音的缺位、世间对她们的遗忘,记忆要传承

   而这样的强奸、性暴力、权势性侵,不是孤立的案件,而是普遍的现实。如今研究镇反、反右、文革、各种运动迫害行为,基本都只关注杀人、抢夺、破坏、饥荒这些罪恶,并着重讲述男性受害者的经历。而对于女性所普遍遭受的伤害,广泛的性暴行,却总是遮掩的、淡化的、回避的。这根本上即是男性主导学术界、媒体界,男权视角和男性本位立场下的必然结果。

  男性有着相同的龌龊心思和言行,都认可男权文化与秩序,总是相互庇护,即便身份对立、政治立场相反的男性,也会遮掩和环护对立一方的性暴行。即便偶有激烈谴责,往往也只是当成攻击对方的工具,而非真的对女性受害者抱有同情同理心。

   于是,在男权社会的巨大阴影下,“新中国”历史残酷政治压迫中女性的受难,尤其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被主流的史学有意淡化,在各方心照不宣下将之悄然消声了。如今的中国,研究毛时代政治镇压的作品本就很少,关于女性受难的则更少之又少。

   当然,有一些缺乏严肃性的乃至色情色彩浓厚的野史作品,倒浓墨重彩的描绘了毛时代女性所受的暴力。但这些内容更多是为了满足人们尤其男性不健康的癖好、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其本身丑恶基础上进一步丑化等目的,而非出于真诚的同情女性。不过,这些作品也确实揭露了许多看似夸张但实际上确实广泛发生的性暴行。

  而真正既严肃又充满同情的描绘女性受难史的,主要来自于一些作家的文学(而非史学)作品、历史小说。严歌苓女士的作品,最为典型、广泛、深刻的描绘了近现代中国女性在外部入侵和内部压迫下,经历的艰难屈辱、苦难又坚强的生存与死亡。《天浴》、《芳华》、《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都是经典之作。

   严女士将那些男性难以体会、女性羞于启齿的女性受难经历,以严肃又诙谐、沉重又感人的文字,呈现于世人的面前。一个个鲜活的女性的画像,自然映在读者的脑海里。那些被历史尘封的人和事,才得以被人们所知。哪怕这些读者仍然只是中国人的很小一部分。这不怪严女士,而是中国人普遍缺乏阅读的兴趣,尤其缺乏阅读严肃的反映苦难历史的文学作品的兴趣。

   还有一些男女作家,其作品中也有对女性苦难的忆述和描写。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中,就提到他在下放农村时,所耳闻目睹的女知青被村干部强占、怀孕、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巫宁坤被批斗之时,巫宁坤年仅9岁的女儿巫一毛,被巫宁坤的同事强奸。这件事巫宁坤没有写在他的《一滴泪》,是巫一毛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勇敢的写了出来。但有她这样勇气的人凤毛麟角,99%以上的女性,都在沉默中饮恨,直到死去。

   获得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阎连科先生,在《最后一个女知青》等作品中,较多的描绘了女性遭遇的不公不义。阎连科早年的小说《飞天》,控诉了中共军队内部高级军官玩弄女军人的性暴力。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则在《丰乳肥臀》等作品中,着重描绘了母亲角色的女性的苦难与伟大。在莫言的视角中,母亲承受和抚育了一切。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先生,在《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中,将河南中州女性在历史浪潮与灾难中的命运,以白描手法叙述,在平实中以真实打动人心。

   但这些仍然远远不够。相对于欧美日韩、拉美、非洲、港台,世界各地各族群作家对女性故事的讲述,尤其苦难史的探寻,中国大陆远远不足。尤为严重的问题,是具强烈人文关怀和历史底蕴的女性作家的稀缺。如卫慧、棉棉、六六等女作家,要么纯粹谈爱欲,要么充满世侩,从不能担任讲述女性历史的重任。而铁凝、张洁等人,虽有女性视角,但更多只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讲一些看似接地气、本质缺乏正义感、客观上粉饰太平的女性故事。只有新锐女作家任晓雯,似乎有一些犀利,既有女性视角,又有人文底蕴。但她未来是否能写出更多更好作品,还不得而知。

  不夸张的说,“新中国”以来深刻描绘女性命运的女作家,除严歌苓女士外,其他几乎无人。其他所有女作家相加,还不如民国时的丁玲一人一部作品。丁玲女士虽在政治上逐利,卷入各种政治黑暗斗争,但她的思想和文字,都是深刻的、值得阅读的。仅仅一部《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于被日军侵害、被乡人歧视、被利用和抛弃的女性“贞贞”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其中的人文关怀、人性反思,就胜过今日一切女作家。除了丁玲,民国还有许多女作家,闪耀着新女性的光辉。

  可日本侵华和“新中国”对女性的轮番摧残,无论日军在金陵女大和金陵女中的强奸与虐杀,还是文革中羞辱、殴打、逼迫许多女性自杀,都让中国精英女性被从肉体到精神而毁灭。毁灭后生长起来的,又一次被毁灭。于是,历经磨难的中国女性群体,没有了能够有力发声者。残暴的内外恶徒,不仅极大伤害了她们,还摧毁了她们发声的能力和勇气。许多人即便逃脱了杀戮,也在受辱后选择自杀。许多幸存者也饮恨终生,如今基本全部死去。

   这就是如今中国女性缺乏强大、正派、温和、正义声音的关键原因。曾经的悲剧,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真正过去,而是深深影响着现在,未来也难以摆脱历史悲剧造成的次生悲剧。

    回到《陆犯焉识》。婉喻在被迫“献身”后,也选择了遗忘。她绝不肯向任何人提及和“戴同志”的事,深深的埋藏在心底。而她晚年得了失忆症,更是要将各种丑恶都忘却,这样和焉识又有了“纯洁”的新生活。可这种忘却,本身就是伤害的后遗症。当受难者选择遗忘,就说明抵不过现实的苦难、无法战胜丑恶的加害者,才不得不以忘却来弱化心灵的疼痛。这是伤害之后又一次伤害,悲哀之上又一层悲哀。婉喻的经历和选择,受难与遗忘,不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吗?

   当事人难以忍受屈辱感的折磨而选择沉默、忘却,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旁观者、侥幸免于受难者、后来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应为丧失勇气、没有能力、缺乏条件去发声的女性发声,为她们代言、诉说、控告。不能让丑恶被掩盖,绝望中的呐喊不应被灭杀,相反,应当在最为显眼处彰显。

   婉喻离世了,将被侵害的秘密带出世界,带到了地下。数以亿计中国女性的苦难,也都这样的将屈辱深埋于心底,并随着死亡而彻底沉寂于地下。而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记述的婉喻,并不是这个“婉喻”,而是在世间留下一些控诉的其他女性。

    而勇敢控诉者,其控诉的受难,不是一人,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例如前往东京控诉日本性暴行的万爱花女士,代表着沉默和死去的数百万遭受日军性暴力(包括强奸、虐待、长期囚禁)的中国妇女。

   但这些控诉还是太少,女性仍然是沉默着。对于中国国内各历史阶段的性别暴力,仍然是沉寂的。即便到了2022年,还有“丰县八孩铁链女”这样的人间惨剧。不过,最近数年的metoo运动,看到了许多女性的诉说、勇气、抗争的光彩。虽然在中国,相对于广泛的受难者,这样的抗争仍然少之又少。但蕴含着未来无限的希望。

 中国妇女的苦难、声音、命运,许多更多中外的女性和男性,每个人,都应为她们记录、转述、抗争。

   中国的“古拉格”:大西北劳改营的寒冷、饥饿、酷刑、谎言

   陆焉识逃脱了死刑,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服刑和劳动改造。在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里,囚犯是不允许被强迫劳动的。但中国显然不是有法治和人权的国家,1950年代的中国更加不是。相反,囚犯是暴力极权社会中最廉价的耗材,可以在其死亡之前任意和尽情的使用,直到其生命终止(当然有的死后也会成为解剖和试验品,为“新中国”粉骨碎身)。陆焉识与数百万计的囚犯,被军警与铁路部门,像运送罐头、木材、煤炭一样,被塞进火车,向大西北轰鸣的运动过去。

    闷罐火车上的饥渴与死亡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前事:‘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陆焉识)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刘国栋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镇反运动后期被逮捕、送到劳改营后吞药自杀、留下“祖国万岁”的那位前国民政府高级警官、起义后的“人民政府”公安、被判二十年徒刑后顶一句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的“刘胡子”)

     劳改营的残酷,劳改犯的死亡,从火车上就开始了。对待这些劳改犯、阶级敌人,人权、人情、人命,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是不会顾忌的。喝水吃饭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没有水喝而感到渴,是最本能的生理反应。但即便犯人们只是为喝一口水,再正当不过的理由,也是不许的。英勇的解放军,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将枪托重重的砸下,几十只拳脚朝着几百个“人肉沙包”猛砸。这时再也没有了民国那样的媒体报道、名流谴责、反对党抗议,暴力机器可以随意开动了。痛打政治犯,不仅不被谴责,还有功劳,还有奖赏呢。

    说到劳改犯在火车上的灾难,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有了对应。在索的《古拉格》中,铁路,是联结覆盖全苏各地克格勃监狱、劳改营的纽带。犯人们经过刑讯、判决,用火车发配到全国各地、送到距离这些犯人家乡千里万里之外的荒凉冻土地带。

   在火车上,押送犯人的军警,将犯人们如“灰色牲口”一样虐待。这里没有人权与法治,军警们的脾气、车厢里的气氛,和寒冷的气候高度一致,带给人们的是肃杀,逼迫人放弃尊严,只能死亡线上的挣扎求活。除了军警,还有更加不顾忌纪律、肆意妄为的刑事犯、盗窃犯。军警默许乃至有意利用他们,监视和迫害政治犯、良心犯。从火车上,刑事犯们就开始抢劫、殴打政治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里,善恶是倒错的,好人恶人的地位(和正常社会相比)是完全翻转的。

   满载着囚犯、臭气熏天的火车,奔驰在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高原的苏联大地上,将这些“灰牲口”送进各个“古拉格”,让他们充当建设伟大苏维埃的工具、耗材、牺牲品。这些犯人们,曾经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绅士贵族、教师和学者、保皇党人、白卫军人、苏共干部、男女老幼(有些儿童也随家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火车上死掉一批后,活下来的人们,开始了古拉格的劳改人生。

   这一切,与它南面的“红色中国”是颇为相似的。两个都有着广袤国土、以亿计数人口的庞大国家,它们的铁路线本是用来便利民生的钢铁动脉,却被红色政权统治者当作囚禁国民的输送线,成为了将国家牢牢困在利维坦囚笼的狰狞锁链。载着劳改犯的列车隆隆声,是镇压的声音,也是控诉的声音。当年的劳改犯们几乎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与当年同样声音的普速列车声,还在变相诉说着两个国家民族相似的苦难。

    大西北到了。陆焉识被发配到了青海,这是青藏高原的北部,高原的寒冷与干涩,空气中氧气的稀薄,让这里不宜于人居,人烟稀少。“新中国”要开发大西北,作为战略后方、军事和农牧基地。而毫无权利自由的犯人们,就要在这里,经历严寒、饥荒、酷刑,以及大多数人的死亡。

    囚犯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动、生命在无声中的绝灭

     “陆犯焉识”来到大西北劳改营后,囚服上的2868号,在5个月后,就变成了1564号。这意味着,仅仅在这一个劳改营,号数排在陆焉识前面的人,已经死了1304人。这仅仅是一个劳改营,仅仅包括排在陆焉识之前的犯人。2868号之后同样有大批人死去,递补1564号到2868号的空缺。

   三年后,陆焉识的囚犯编号变成了278号。这意味着三年里,排在他之前的1563人,死去了1286人,即82%、五分之四死亡。而这278个幸存者,只占刚来到劳改营时的2868人的9.7%。这是真的“十不存一”,或者说勉强的“十有存一”。这不是发生在古代的战乱年代,而是全球大多数地区已实现温饱的20世纪后半叶、基本没有战乱的“新中国”。

   这并不是编造,而是事实的再现。1957-1961年,在甘肃的夹边沟,3000多名“右派”有85%在饥饿与疾病中死亡,仅500多人幸存。夹边沟的悲剧,就是当年中国被劳改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一部分。

    与陆焉识相同珍贵的2868个生命,在1961年已有2590个消失在世界上。而2868人之外被劳改的政治犯,在1950-1970年代,死去了至少上百万人。而整个国家,则有数千万人死去。

   这2868人、上百万知识分子、几千万中国人,本来都是鲜活的生命,和陆焉识有着相同的生命价值、权利自由、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又动人的故事。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9%以上,其人生故事、被捕后的经历,死亡前最后的挣扎与思考,都随着他/她们的死,永远沉埋在地下,不为人所知了。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尸骨和姓名。这就是“人命如草芥”最深刻的注解。

   而如此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公开社会的历史记忆中,长期是缺位乃至不存在的。有时提及,则是如鸿毛般轻描淡写的、充满矫饰的。这些和你我她一样珍贵和鲜活的生命,在官方的宣传,和后来人的记忆中,却像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是第二次的饥荒,是心灵的荒芜与丧耻;是第二次杀戮,是精神上对于良知与记忆的灭杀。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正是在历史记忆的死灭中生活的。虽然,少数人有所醒觉。可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沉睡,或者在装睡。我们这个曾经辉煌、后来沉沦的民族,何时正视历史、珍视生命和重建尊严,何时才能真正苏醒、实现真实的复兴。(未完)

 

作者: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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