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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语林 2024-05-13 09:01 

文/马传德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
 
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不由想起在运动中,我也曾亲身体会到抄家的经历。
 
当时我父母居住在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是属于资本家和小业主阶层的,都被抄过家。
 
我父亲(马定祥)开过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对象名单。当时我父亲被抄去的物资主要是研究钱币的图书,以及有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
 
我父亲喜爱的珍贵钱币实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处,仅藏在屋顶上的吉林戊申库平一两等11枚金银币遗失之外,其他损失不多。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
 
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
 
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
 
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
 
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林风眠 仕女图

据说当时国画大师林风眠在家中,他亲手把自己历年所画的作品一一撕毁,也是用抽水马桶冲走。
 
还有书法家沈尹默,他儿子沈令昕与我父亲是上海博物馆的同事。我父亲曾跟我说过,沈令昕说他父亲的作品和藏品,在文革的某天深夜,由他偷偷拿到上海远郊,按他父亲的交代,都扔进了黄浦江……
 
徐家汇 藏书楼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开始落实发还抄家物资,当时我曾跟着父亲,一起去了三四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仓库大楼、大场镇临时仓库、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徐家汇教堂、玉佛寺等宗教场所之外,还存一些弃用的厂房和民舍等,领取我家的被抄物品。
我对宝山区大场镇文物仓库的印象很深,因为这处临时文物仓库,看上去比较简陋。仓库由几个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是半露天的,只有屋顶跟两边的墙,前后则没有任何遮挡,里面的地上,都堆满了各类文物,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像仓库,更像是个垃圾站,而且充满了一股东西变质,发霉了的味道。
 
我父亲到了那里跟我说:“霖儿,我去寻找自己的中外钱币书刊,你去寻祖上传下来的五幅字画……”
父亲之前曾交代我,这些字画分别是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中堂,两幅我曾祖父马芷芗夫妇的肖像画,以及李鸿章写的两幅对联。
 
这些字画原本挂在杭州祖宅里,1938年,我父亲为了逃避战乱,就把这些字画都带到了上海。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字画,因为我家在上海的住宅面积一直很小,根本没有地方挂,所以父亲将字画卷好,并用牛皮纸包好,然后都藏在阁楼上。
 
父亲叫我去找祖上这批字画时,他当时还特意跟我说:“我们家的这些字画都是有落款的,不是我们的,你一件也不要去拿!”
我进仓库一看,书画有些随意散放在地上,大部分都堆积在一起,由于长时间没人清理,已经落满了灰尘。
 
我翻找了很长时间都一无所获,所以很快我就失去了寻找下去的耐心。而且当时社会上对待这些字画,也不是很看重,很多名人的字画都不值钱,后来我父亲也没有让我继续寻找。
 

《历代古钱图说》

 
我父亲的书籍上,因为都盖有他自己的收藏印章,所以他能比较快的找到一些自己编撰的《泉币大观》和《太平天国钱币》散页,另外找到了《历代古钱图说》原稿(丁福保赠给我父亲的),以及日本的《东亚钱志》《昭和泉谱》《古钱大全》等多种中外钱币书刊。
 
当天我们找到的书籍很多,最后在朋友的帮忙之下,装了满满一辆的黄鱼车才运回来的。
 
这次找到的书籍,仅是我父亲被抄走的部分。除书籍外,我家的其他抄家物资就没这么幸运,大多都遗失了。
我们家还算是找回了点抄家物资,其他人家的抄家物资有的是原主已经去世,有的是已经移居海外,因无人认领,变成无主之物,最后大多被充公,有些则被某些人私吞了。
 
比如我家邻居,住在34号的葛镛声先生,他原是上海淮海制药厂的股东,绍兴人,爱好收藏,他收藏的中国机制银币比较齐全,另外还藏有各类西洋古董,平时为人比较低调,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他有收藏的爱好,他宁可舍近求远,常去广东路的上海古玩市场王守义、延安路铁义兴古玩店等处购买钱币,而家门口我们的祥和泉币社却来的比较少。
 
扫四旧期间,葛镛声家被抄了多次。
 
运动结束后,他跟我们说,当时红卫兵为了寻找金银财宝,甚至将他家的墙壁都凿开了……
 
但到了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与其夫人都已经过世多年,而其子女也早已移民海外,国内已经没有亲属了,据我所知,他当年被抄的物资,最后也无人认领……
 
还有一位是我父亲店里的老顾客何雨霖先生,他是一位古钱大藏家。何雨霖与我父亲私交很好,他是个非常儒雅随和的人。
 
我在父亲店里见过他许多次,那时他总会向我父亲请教古钱的知识,我父亲告诉他可以集中精力多收藏清代钱。
 
因为当时的老藏家,他们都不太重视较近代的钱。
 
我父亲认为,宋代以前的稀有古钱,将来可能会有新的发掘出土,而清代钱币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何雨霖思考之后,听从了我父亲的建议,就热衷于收藏清代各种京局、外局雕母钱及母钱。后来,我父亲从北方得来的清钱,大多都归于他。
 
当年何雨霖曾让我父亲代他取个斋名,我父亲想了一想,就跟他说:“就叫留芳园吧!”我父亲跟他解释,“留芳园”是“留方圆”的谐音,圈内人都知道“方圆”有古钱的意思,何雨霖听后十分高兴!还特意让我父亲帮忙,请吴朴堂来刻了几枚“留芳园”斋名的印章。
 
运动中,何雨霖不仅被抄家,而且人也不知所踪了。直到运动结束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他。
 
我父亲1978年调入上海博物馆,当时专司钱币研究,曾回来对我说:“霖儿,我在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葛镛声与何雨霖这些人的被抄钱币!”
 
我父亲一向很崇拜的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先生,1940年,他在王荫嘉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泉币学社,他喜欢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币和中外机制币,曾来过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以及公私合营后的新龙古玩店,据我父亲告诉我,吴湖帆曾在他处多次购买过钱币。
 
在扫四旧时,吴湖帆正因中风住在华东医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卫兵把他家里所有的物品,包括字画和家具,以及中国历代古钱币、中外机制币等统统抄走了,据说有8卡车之多。没过几天,吴湖帆便被医院的造反派以他是“地主”的名义,将他从医院赶了出去,他那时身体还未康复,脖子上插了一根导流管。
 
吴湖帆回到嵩山路家里,看着被抄家后一片狼藉的房间,被抄走的是他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的藏品,这让他不仅气愤伤心,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于是趁人不注意,拔去了导流管企图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未遂。
 
但是吴湖帆之后一蹶不振,仅仅2年后,于1968年7月7日逝世,享年74岁。
我与吴湖帆的儿子和孙子都很熟悉,他们告诉我,他家发还的抄家物资其中钱币,几乎都是最普通的安阳、平阳等战国布币。当时发还都是用铁锹,像抄煤球一样抄到给他们的,所以这些布币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断头就是断脚,而其他历代珍贵钱币都不翼而飞……
 
我有个多年的故交,叫王元媛。她是我父亲好友王亢元先生的外孙女。而王亢元先生的父亲王禹卿,则是沪上有名的巨商。
 
他们父子都爱好收藏,是无锡蠡园的原主人。据王元媛跟我说,他们家当年在扫四旧时,除了各类钱币、瓷器、古董之外,还被抄走了2,200余幅历代名家画作,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人的画作。
 
待到落实政策,王元媛去领取抄家物资时,发现这2,200余幅画作都已找不到了,最后只赔偿给他们一万元人民币做了结。即使是这点赔偿费,还被经手人“敲竹杠”。当时王元媛和王亢元去领钱时,经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在上海,像吴湖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以及葛镛声与何雨霖这样的收藏家有不少,文革结束后,他们遗失的抄家物资去了哪里呢?
 
全国抄家物资总共有多少,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
 
到了八十年代,发还的抄家物资,仅是全部被抄物资中的沧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资,都因为无人认领,被拿去处理了。
 
我父亲的挚友张璜先生,他49年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后还常常与我父亲有书信往来,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要熔炼成银锭,因为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到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
 

大清银币

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可以在当时的银价上,加一点钱将张璜选出的银币卖给他。

张璜告诉我父亲,他在宝生银行里,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清代及民国的各类银币,而他所挑选出来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终还是被拿去炼成银锭了。

1850年代-1980年代

香港宝生银行银条十两庄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学,当时在香港的书店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都被随意堆积在店铺地上,有到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
 
这些绝大部分是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
 
抄家物资除了大量被销毁、出口外,还有不少被某些个人“拿”去,中饱私囊了。
 
比如我父亲被抄走的印章,就被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窃取了。父亲有天回家告诉我,他在单位打扫卫生时,看到那位造反派正在磨一枚扁形的鸡血石材质印章,我父亲旁边一看,就认出这是他被抄走的印章之一,是由吴朴堂篆刻,上面刻了“曾藏马定祥家”六个铭文,这枚印章是我父亲的心爱之物。
 
那个造反派毁了我父亲的印章练习篆刻,我父亲在旁边看到这情景,他只能叹气,也不敢出声,因为怕得罪造反派,他当时的心情是既悲愤,又难过。
 
那个时代,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的。
 
当年我父亲被抄走了近百枚印章,都是他自己的私章。
 
我父亲一直喜欢浙派篆刻,所以请的名家,都是浙派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如王福庵、吴朴堂、韩登安和茅大容等,而且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杭州同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朴堂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与我父亲既是同乡又是挚友,经常受我父亲邀请,帮忙篆刻印章,我曾经知道吴朴堂解放后,为我父亲篆刻一枚印章,他每个字只收一到二元人民币,如今他的作品已经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境的文物清单。
 

吴朴堂

就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师,却在1966年6月23日,不堪迫害,自缢而亡,去世时年仅45岁。
 
另外,当时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的韩登安先生,他也曾为我父亲篆刻了十几方印章。
 
我父亲的干儿子茅大容,自小喜欢篆刻,我父亲便将他引荐给韩登安收为弟子,等他学成之后,也为我父亲刻了不少的印章,现在他是香港当代最知名的篆刻名家。
 
我父亲去世后,大容来信告诉我,他在日本意外发现了我父亲的三枚印章,他表示愿意无条件把这三枚印章还给我,但当时被我婉言拒绝了,我对他说:“大容,你是搞篆刻的,这三枚印章,你留着比给我更有意义……”
 
这三枚印章,大容后来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九十年代中,一次去到日本,在东京藏砚家佐藤文夫家中,他出示一堆小印石,要求分辨不同石材。
 
我赫然见到一枚小印似曾相识,定睛而示,正是那方义父钤用最多,吴朴堂所刻的‘定祥审定’。
 
此印章材质为黄青田石,印面仅0.7厘米见方,高2.7厘米。刻满白文,芥子须弥,小中见大,静穆浑厚,非功力深邃者不能逮也。
 
侧款三面,小于芝麻的款字,字字工整无一败笔。款曰︰定祥先生夙有古癖,尤富藏泉,为海内有数人物。凡古今泉币一经先生审定,无不真赝立辨。刻奉此印以志钦挹。庚寅七月上澣朴堂并记。
 
当时真有说不出的惊喜,便在石堆中更加仔细寻觅。再次出现的是‘定祥欢喜’白文印章,材质为青田石瓦纽,印面1 . 4厘米乘0 . 7厘米长方形,高1 . 8厘米 ,侧款︰‘福厂篆朴堂刻’。
 
此作线条流畅气韵生动,虽福老篆稿朴堂镌刻,见之犹出一手,真佳制也。韩登安刻了枚‘吉斋泉镕拓本’印章,材质为昌化石,阔边朱文,印面0 . 7厘米见方,高2 . 8厘米,侧款︰登安刻。是印精能典雅,且合古泉笵之韵味,登师精心之作也。
 
三印相继而出令我瞠目,在经历十年浩劫遭掳后,竟飘洋过海一千七百多公里之遥,且逾时近卅载之久,在异国与我相遇,真乃奇迹也!
 
难道真是上苍对我有眷顾之心耶﹖抑义父在天之灵作如此安排耶﹖茫然中,文夫先生问明了原委,慨然相赠,我也遂以三枚秦小鈢回报之。”
 
我从大容处得知,印章是佐藤文夫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来的,当时买墨砚时一起打包买的,这些都是被当做工艺品出售,价格十分低廉。
 
据我所知,运动后期上海文物商店被划分到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旗下,所以我父亲的很多印章,都成为了一般的工艺品,流失到海外了。
 

茅大容

 
茅大容后来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买卖,认识了不少文革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他们主要做进出口贸易,曾经告诉大容一些运动时期,抄家物资被个人盗卖的事情。
 
他告诉我,当时在香港古玩店里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它们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我父亲的印章也是这样被卖到了日本等地,这些还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则已经被损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
 
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运动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
 
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
 
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
 
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
 

抄家登记表

 
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
 
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开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
 
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
 
这些人在运动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
 

上海,

抄各类“牛鬼蛇神”的家共8万户。

苏州抄家6万多户,

抄家出图书、字画、文物17万件。

 
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
 
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备注:图片和文字来源网络,内容仅为公益分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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