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林敏

【八九六四卅五周年，无论是谁都被这生灵涂炭一幕所震惊，更何况在场或不在场的亲历者。「基督教救国论」之说，在历史洪流里载浮载沉逾一世纪。但这些真正经历过人生至痛至苦的人，是如何走上信仰之路无独有偶，正是因为那段过去，令他们成为别具一格的华人牧师。他们的生命，为华人教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洪予健：认清属灵争战的本质

温哥华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八九年时正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物理化学博士。八五年刚抵达美国时，他发现在中国留学生中传播民主自由理念仍很困难，「他们还是和党保持一致，我变成异类」。但八九民运延续的两个月，对海外留学生带来很大震动，大家都与天安门上的学生「同呼吸共命运」，那时他感到中国知识份子终于被唤醒，但六四枪声打破这一切。 「我后来发现大家热情很快消退，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

洪予健用「内忧外患」形容那时自己的境况，「所谓国难当头，也是非常地伤痛，另一方面我比较热衷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太太看我不务正业」，婚姻也几乎触礁。太太毕业之后远赴加拿大，而他还没有完成答辩，自感「这一分开，婚姻也走到头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也是转机的开始。太太在温哥华受邀参加关心中国大陆学生学者的查经班，并向神许愿，如果能让洪予健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愿意相信上帝。不久之后她便在卑诗大学为洪予健找到了一个博士后的职位。洪予健就此来到加拿大与太太团聚，婚姻得到挽救，也开始了他和基督的旅程。

一九九一年，洪予健受洗，他表示入读神学走上牧职并不是他最初的心志。 「既然我信了，我要好好了解我信的是什么」，带着这样的心愿，他结束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入读温哥华维真神学院。在修读过程中，他发现「自由民主寻求的理念，真正的源头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找到」，这让他萌生研究基督信仰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入读不到半年，洪予健的平静生活就被打破。 「香港来的基督徒非常希望在卑诗大学开一个给中国留学生的查经班⋯⋯但他们不太会说国语⋯⋯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正好我是讲国语的⋯⋯在万般推辞不得的情况下加入，就一发不可收拾」，借此也让他明确了向中国知识份子传福音的心志。

九六年洪予健出任信友堂教牧，并在〇〇年按立牧师。二十多年来，信友堂在他的带领下，从一个只有四十人不到、以长者为主的教会，发展成一个有将近五百人、三个分堂、近十位教牧的教会。

信友堂每年都会有纪念六四的活动，洪予健表示，这对他而言，是一项圣工。普遍华人教会强调圣俗二分，但他认为，世间一切事都不能简单划分为属世或者属灵，「基督是我们的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掌王权。」因此六四「政府认为这是政治，我认为是公义⋯⋯一切在不公义的事上不发声，代表我们认同它了。教会如果没有勇敢站出来，每个人都感到势单力薄，如果每个人站出来，就不会那么可怕」，对他而言，这是教会作为世上的盐和光的角色。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从学人转型为牧者，洪予健并不感到两种身份之间存在断裂，反倒是神的预备。 「像我这样背景呼召出来，经历的一切都是为神所用。」曾经，信奉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主义破灭，让他与中国留学生传福音时，能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圣经真理与信奉科学和唯物主义的知识份子对话，令他们更加信服。所以，如今在讲坛上宣扬基督，并不代表他已经放下往日的热血与志业，反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他认为，制度改变并不是真正的救赎，而要获得救赎，也不得不和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制度决裂。他相信所有的制度文化都是建立不同的信仰基础之上，因此，与奠基于错误的信仰体系之上的文化制度作斗争，「才是属灵争战的本质。」

王岛：寻找福音化与民主化的平衡点

与许多经历人生诸多浮沉之后寻到基督的民运牧者不同，王岛在六四发生后不久，就被基督信仰深深吸引。八九年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就读大二的他，带着一腔热血来到广场，更做好牺牲的准备。但如今他形容自己是「幸运的幸存者」，幸得一位中国社科院教师的劝导，着他们保存实力，回到本地动员工人罢工。虽然罢工失败，但他的行动被记录在册。六四之后，原本躲在家乡的他，受学校哄骗归校而被软禁。

就是在软禁的那段时间中，王岛甚感绝望，曾经想到自杀。那时他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海外节目，意外地找到了香港一间福音广播电台，渐渐被吸引。他开始寻找圣经阅读，就这样找到了三自教会，并开始参加主日崇拜，深深感受到基督徒爱主的诚挚以及爱心。但因为他参与六四一周年纪念活动，这段美好时光被打断，但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下。

王岛曾两次入狱，第一次便是因为六四一周年纪念，他曾在狱中作见证，上帝一定会来救他。奇迹的是，庭审竟然判定他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令他决定一生信靠神。离开监狱之后，他无路可去，乘火车来到海南这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他也曾无家可归露宿公园，但得同情学生的好心人相助，渐渐安定下来，并开始建立团契。廿九岁那一年，他蒙召服侍，虽有犹豫，最终在三十岁决定全职服侍。

二〇〇三年，王岛和妻子有了第二个孩子，却因一孩政策遭到逼迫，不得不逃离海南来到广州。在那里，他开始在广州大学城中做校园事工，他妻子还开了一家大学城中的咖啡店以推广福音，小小团契逐渐成长为广州良人家庭教会，更办理神学院，按立牧师和长老。但针对良人家庭教会的逼迫并没有停止，直至最终将王岛再次刑事拘留，他坐了廿七天的牢，才获得释放。此后，由于王岛妻子受到威胁，全家流亡美国，并加入美南浸信会的植堂项目，异象便是在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建立更多教会。

王岛目前服侍的教会，可以算是北美的另类教会，他们不避讳谈政治，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教会讲坛本来应该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任何话题都可以谈，我们讲道不能不接地气。」而这对于王岛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看的书影响⋯⋯是世俗二分法。基督徒就是要分别为圣，要不吃人间烟火，要不关心政治。」也正是因此，刚开始信主的王岛也不再关心政治和社会公共议题，并淡出民运。然而，他逐渐在公共神学领域，看到教会在民主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他更明白中国的福音化与民主化，如同两条腿一样，必须找到平衡。
「海外华人教会，百份之八、九十都被渗透了，要么安排传道人牧师或者长老，在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习近平来访，华盛顿很多教会派巴士接人去欢迎，举国旗⋯⋯欢迎习近平唱红歌是不是政治？这是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深明自己的教会走的是一条窄路。

张前进：在逼迫里事奉的喜乐

纽约首府华人教会的张前进牧师在六四之前，就是一个反骨青年。一九八一年考上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的他，因不满校方压抑独裁的环境而愤然退学，八六年隐瞒待业青年身份，重新参加高考。仿效鲁迅，他也选择弃医从文，考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文学系对外汉语专业。八九民运期间，张前进一开始只是旁观者，但随着事态逐渐严峻，他渐渐成为了参与者，直至成为语言学院的学生运动领袖。也正是这个罪名，他在六月十五日晚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

「从八九到九九年的十年时间很迷茫。」九一年张前进获释，先是滞留北京，「想看看事态发展」，有同情学生民营企业家提供他们基本的生存所需，「那时很绝望，信主之后才知道，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委屈伤害和痛苦，昨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暴徒。女朋友跑掉，被开除学籍，一切都破灭了⋯ ⋯你变成了一个另类，像麻疯病人一样，没人敢接近你。」此后，张前进因为参与一位患癌过世的民运学生的追悼会，引起官方注意，被赶出了北京。走投无路之下，他听说海南刚刚经济开放，机遇不少，更没有文凭和背景审查，于是毅然南下，成为一名地盘上的包工头。

张前进从一名大学生，成了一位整天买钉子板子、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工。虽经济生活得到大幅改善，「第一年给我发了五万人民币奖金」，但他形容自己精神生活一片荒芜，只感到迷茫空虚。最重要的是，他无法忍受海南这片思想上的荒漠，只想回到北京。九五年，他自主创业，回到北京继续做装修生意。

也正是在北京时，张前进的太太透过一间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的慈善工作，接触到一群北京基督徒，他也跟着一起参加他们的查经班。最初吸引他的，还不是圣经或者基督教，而是那班基督徒，「八九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大家不信任⋯⋯到查经班发现这些北京市民完全不一样，虽然是普通驾巴士，在邮局、钢厂工作的，但见到我们都要为我们祷告，带着怜悯的眼光看我们，我觉得不可思议。」

曾学过医的张前进，理性上对圣经中不符科学的内容难以接受，但被这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吸引感动，他们爱我们、关心我们」，就这样他在查经班坚持了两年，最终带着试一试的心态，在〇一年受洗。他还把同为民运份子的「难兄难弟」带到教会，直到查经班引起官方注意。为了保护那些普通市民，张前进决定为民运份子单独开办一个查经班，由他带领，就这样顺势走上事奉的道路。

加入北京方舟教会，可能是张前进服侍生涯中，最独特的一段时间。教会聚集的都是异议份子和公共知识份子，「原本的传道人是温州弟兄，招架不住，不知道怎么牧养⋯⋯就叫我去。」当时教会聚集过北村、刘晓波、滕彪，还有不少维权律师和作家，「都是在追求路上，第一批异议思想的。」那时他在台上讲完道，高智晟觉得公平起见，也要讲半小时；教会举办户外洗礼，邀请刘晓波参加，「他穿个裤衩在一边游泳，好奇我们怎么会信基督教」。虽然充满思想的碰撞与激情，但官方的逼迫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加之张前进认为自己装备不够，而周间做装修公司老板又给回扣，又要陪客户karaoke，周日却要站在讲坛上，觉得「自己很分裂」，于是〇六年远赴美国湾区，在基督工人神学院中修读神学。

原本可以顺理成章在美国逗留下来，但一六年，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民日牧师向他伸出橄榄枝，张前进决定「还福音的债」，回到北京牧养锡安教会。没想到，一八年《宗教事务条例》出台，锡安教会被关闭，不久之后成都秋雨之福和王怡牧师也遇上麻烦，他不甘心就此回到美国，转道泰国清迈宣教，等待回中国大陆的机会。到新冠疫情接踵而来，他只能回到美国，从线上牧会到线下，辗转几间教会，直至目前服侍的教会。

虽然在锡安教会只有短短两年，张前进却形容那是「充满喜乐的两年，生命找到了意义和价值」。 「北美生活太安逸，信仰是生活方式，可有可无」，但在中国「每天都面临被逼迫和生命的破碎，大家被很激动，痛哭流涕，耶稣是我生命唯一的答案，而不是一个选项⋯⋯那两年真的是在使用我有限的生命⋯⋯把经文活在生命中。」

从异议愤青到牧者，张前进转眼已经六十岁，尽管他深深感到中国才是最适合他牧会的地方，但无奈于现实，他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利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和时间影响年轻人⋯⋯我们可以在神学上好好反省梳理，用我们的信仰面对时代的挑战⋯⋯盼望有一天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回去把我们的经历、看见和人生总结，给大陆年轻人装备，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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