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4 7 月, 2024 1:0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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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四敏感期,异议人士被旅游和上岗的天数因经费不足缩短。图为2024年6月4日上午所拍摄的天安门。美联社图片
女匿名者 Matters 20240604 转自新世纪
政治少数派顿悟系列No.24: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多久没看《新闻联播》了。我的孩子从来没看过《新闻联播》,以后也不必看。这也许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我的妈妈、二舅和爸爸也早就不看《新闻联播》了。无论人相信什么,选择什么,确实有些事情会改变。

作为80后,我是通过电视新闻经历六·四的。

我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二舅家看到了后来成为我童年阴影的那一切。在这里我必须先停下,插一句话:二舅并不是我的二舅,正如这篇文章中将会出现的任何个人信息都不是真的,但记忆本身是真的。至少经过35年后,我仍然如此认为。

我的二舅是我父母双方的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而我爸是第二个,尽管他们上大学的时间差了几十年,这仍然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亲近感。也许这就是那一年我的父母不惜带着年幼的我舟车劳顿几十个小时,也要去二舅家过暑假的原因吧。

那一年暑假在我记忆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了大人们的激烈争论和更激烈的电视新闻。我在二舅家的电视上看到了人群,看到了军车,看到了火光,还看到了一具吊颈焦尸【恐怖图片,慎点;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

焦黑的尸体毫无遮蔽地出现在习以为常的城市场景中,令整个画面的恐怖程度超出了一个小女孩所能承受的极限。我立刻尖叫着大哭起来,不知道我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我哄好。当时我已经被”哭三声必须停”的家训驯化得很好了,甚至会颇为自傲地跟父母一起鄙视那些比我还大几岁却还要在大人怀里号泣的小孩,尽管如此,字面意义上赤裸裸的尸体仍然足以吓得我失魂落魄。

我还记得向妈妈追问那个人为什么死,妈妈说那是个解放军,学生们烧死了他。我记得二舅大声反驳,说这是假的,是栽赃。二舅和爸爸在争论事情的真假和人的好坏,他们似乎意见一致,可还是像在吵架一样声音越来越高。妈妈尽管也在参与,但她最大的愤怒似乎是电视台不应该把那么吓人的画面放出来,因为小孩子会看到。

若干年后,我成长到了既有相关求知欲、又找得到满足求知欲的年纪时,直到看完《天安门》纪录片,我才想起再去搜索那个曾经把我吓得半死的画面是否真实存在。我找到了不止一张图片【恐怖图片,慎点;不建议未成年人观看】,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当初吓哭我的到底是哪一张,也许是每一张。但是画面背后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呢?事情发生时的我不可能理解:妈妈的说法来自当年的《新闻联播》,二舅的说法来自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认识,爸爸的说法我完全忘了。

我的妈妈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一种历史必然。她跟他们一样,会在共产党干出特别天怒人怨的事,尤其是伤及自家人的时候背地里骂几句共产党;但她也跟他们一样,曾经在共产党的单位里上班,下岗之后也要自掏腰包补齐养老保险,并时不时羡慕那些当官的。党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抽象存在,并不比老天爷更近或更坏。生活无论抛给她什么,她都会稳稳接住,而共产党跟她具体怎么接招似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的二舅和我妈同母异父,是地主家的小儿子,也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一辈子受了很多共产党的折腾,但他运气不是最糟的,因为那些折腾没有升级成折磨。到我有记忆的时候,他早已过上了在家骂共产党的街,出门上共产党的班的日子。他兢兢业业攒下的工资,小部分用来买香港出版的党史禁书,大部分用来买儿女的体制内岗位。他和妈妈一样,对自己的生活理直气壮。

跟妈妈和二舅相比,爸爸是另一种中国人。我直到30岁之后才渐渐看清,他的不一样之处在于他对党的态度不是矛盾而是暧昧。

我的爸爸在六·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差一点儿像《阿Q正传》里的阿Q一样,因为被人喊着同去,就一起去”革命”了,但他事到临头改了主意,没敢出门。直到他多年后有机会拆看自己档案,还在庆幸自己因为没有”同去”而在档案上留下了”政治上靠得住”的认可。六·四的发生令他损失了一个唾手可得的事业飞升机会,过了两年才得到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要是政治上靠不住呢?后一个也得落空。反过来想,要是没发生六·四呢?说不定老婆孩子都带出去了。六·四耽误我了呀,几十年后,他半开玩笑或者不开玩笑地说。

这些事和这些话我小时候是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中,爸爸的日常生活里仿佛没有党,只有他的工作和作为爱好的小发明。他的朋友不多,大多数是有点像二舅的人。他会跟他们一起高声谈论天下大事,再在他们背后嘲笑他们太较真。疯狂反美和疯狂崇美的阴谋论他都爱看,反驳以上阴谋论的科普文章他也爱看,热衷于跟以上每个阵容的朋友抬杠。我原本以为他总该真正相信什么,至少也真正反对什么,只是出于某种顾虑不愿暴露自己真正的立场。最后我发现,他只是喜欢观看不同势力缠斗,像斗兽场里的观众。撕得好,撕得再响些!他永远在一旁拍手大笑,对自己可以置身事外这一点毫无来由地信心十足。

不知为何,我没能像妈妈、二舅和爸爸那样过上一种混沌而自洽的生活。六·四和此前此后的所有并未发生在我身上的铁拳创伤,都成了我的精神创伤。

回想起来,一切都始于那具在电视上被公开向全国展示的烧焦的尸体。他也许是崔国政,也许是刘国庚,或者是其他我未能确认的人。我仍然理解有的人相信他们如同《新闻联播》所说,死于学生或市民”暴徒”之手。但恐怕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记得他们,甚至在知道之后仍然相信他们不应该被知道或记得,因为还有更高的利益需要维护。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年像我一样的孩子们,应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那种状态的遗体吗,无论是为了多高的利益?到底有什么高尚而宏大的道理,是不向孩子们展示那些死者就无法让他们理解的呢?有权力决定用那些死者向孩子们传达那些道理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肯定一点,那些天的”新闻”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一定是《美丽人生》的反义词。

12年后的2001年,我再次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人的身体在天安门广场上燃烧,这一次他们甚至还让严重烧伤者出镜接受采访。这一次我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我不知道所谓的邪教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我只知道一切又重来了,一切都没有改变。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多久没看《新闻联播》了。我的孩子从来没看过《新闻联播》,以后也不必看。这也许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我的妈妈、二舅和爸爸也早就不看《新闻联播》了。无论人相信什么,选择什么,确实有些事情会改变。

现在想来,每当提起《新闻联播》,妈妈总会以惋惜的口气提起杜宪薛飞,那么漂亮的两个年青人,做着全中国人都羡慕的好工作——杜宪还是陈道明的爱人呢!居然就不干了,从此再也看不见他们了。她一百次提起这件事,九十九次会说:何必那么想不开呢?但有一次她会说:他们真是勇敢,真是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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