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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匿名者 Matters 20231110   转自:
政治少数派顿悟系列No. 18:我是如何从恨国哀恸中幸存下来的呢?我想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为了证明幸存者存在,也为了还没有抵达接受阶段的后来者。我曾经以为我爱国,我曾经以为我不爱国,现在我认为我在文明史意义上爱国。我既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荣。我只是怀有一个文明人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应有的情感,如此而已。

“悲伤的五个阶段”(five stages of grief)是一种对人类面临重大悲痛事件之后的心理变化阶段所做的概括,目前算是一种公认的心理学常识。我个人更愿意称之为”哀恸的五个阶段”,因为这个理论最早的研究对象就是至亲离世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被应用到所有失去重要的人或重要的关系(父母离婚、初次失恋、宠物离世等等)的人们身上。将这种突然而剧烈的情感打击仅仅称之为”悲伤”,恐怕是太轻了。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体会到曾经有过的”爱国”情绪瞬间消失,”恨党”甚至”恨国””恨国人”情绪瞬间降临,也是遭受了一种突然而剧烈的情感打击,也是体验到了一种哀恸。哪怕当年并不知道”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这五个阶段,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大致沿着这个规律走过来了。

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处于接受阶段。我现在并不恨国人,更不恨国,因为爱的反面并不是恨,而是冷漠。然而我并不能做到对国人冷漠,甚至不能彻底做到对国冷漠。不仅因为国还是国人的国,也因为我还在读杨小凯高尔泰的回忆录,我的视线还是离不开只在微博和X(推特)上留下痕迹的、最新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悲剧,甚至我偶遇”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这样的句子还要在舌尖上含上好几天,对以上所有焦苦味有异食癖一般的瘾头。

我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这种”尝苦癖”——跟真正在吃苦的人比,我只是尝苦——没有影响我做事,没有影响我感知快乐,甚至让我更加确信它构成了我人生意义的一部分。为免误会,我必须重申一遍从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到菲尔·施图茨(Phil Stutz)之间的无数心理学者说过的话:人活在世上难免要受苦,受苦本身是无意义的,正视苦、带着苦、跨越苦活下去是有意义的。如果真有什么值得感激,那不是你受过的苦和让你受苦的人,而是幸存下来的你自己。

我是如何从恨国哀恸中幸存下来的呢?首先要承认,我足够幸运,客观上受的苦不多,天性对这类苦也不是特别敏感。但我还是想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为了证明幸存者存在,也为了还没有抵达接受阶段的后来者。

 

恨国哀恸的第一阶段:否认

 

在儿童阶段,我和所有出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孩子一样,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爱国。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出厂设置,不是一个备选选项。但是,也和所有孩子对于抽象事物的情感一样,这种情感在我心里十分古怪和模糊。在我有意识地否认自己爱国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瞬间,我能清晰感受到这种感觉。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升旗仪式上唱过几千遍小和尚念经式的国歌,不过在和他们一起去看足球世界杯中国对哥斯达黎加那场比赛之前,我真心听到、真心唱了这辈子最投入的一遍国歌。我意识到,原来只要有具体的情境,那万众一心的情感是真的。

然而,在人们万众一心地谴责抢夺奥运火炬的”藏独”分子,骂得所有试图介绍相关历史宗教纷争、谈论西藏人处境的知识分子闭口不言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与万众不一心是痛苦的。我以为爱国意味着这个国要是有人试图呼救,爱国者不会在意ta是拦轿击鼓还是上访抢火炬,至少会去听一听ta要说的话;而我看到的爱国意味着这个国不能在国际上丢脸,在外头让中国丢脸的人都是敌人,最好直接消灭。

从此以后,同样的痛苦在类似的场合一次次重复,只是越来越习惯:刘翔退赛、雨伞革命、佩洛西访台……我的同胞们愤怒的对象不是我愤怒的对象,他们的愤怒震耳欲聋,我的愤怒秘而不宣。

恨国哀恸的第二阶段:愤怒


我愤怒的对象首先是政府,这是最容易的——哪怕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会在安全的场合承认自己不爱政府,但他们很有可能补充一句,”没有共产党会天下大乱!”他们好像很愿意接受自己是被牧场主圈养的羊,尽管他们并没有见过狼,但见到狼不就等于死吗,反正狼一定比牧场主坏得多了。而我则终于理解了小时候背诵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是什么意思:至少对我来说,作为狗的”自由”生活完全无法跟作为人的监禁生活相提并论。意识到自己是人,哪怕是一个囚犯,也跟当一条”自由”的狗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愤怒的对象很自然地发展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我不会对真正的历史感到愤怒,那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或者说是对发生过的事的现存记录;我不会对真正的传统感到愤怒,那只是人们继承下来的一种共同选择,去芜存菁是它的自然发展规律。但是,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我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将历史打扮成雏妓模样的言论;如果说传统只是无害或有望改良的古老习惯,那么我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传统在朝反智反人权的方向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去故纸堆里寻摸少得可怜的好东西,恐怕只有专业研究者可以为之,对其他任何人都等于浪费生命。我终于懂了,读过很多中国书的鲁迅劝年轻人应该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既不是夸张,也不是赌气。

我尽一切可能不对人群感到愤怒。人群是抽象的,面目模糊的,统一的叫嚣甚至统一的行动并不意味着背后存在统一的意志,更不意味着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人群毕竟不是蜂群和蚁群,人群幸好不是蜂群和蚁群。把愤怒投射到人群身上等于描绘刻板印象,甚至等于歧视,我不屑于在理性上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

然而我面对具体的人,有我自己的愤怒表达。我有过一些爱国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按任何标准看都是好人,但也毫不介意对我承认自己根本不在乎非亲非故的人的死活。不再跟他们”聊政治”是容易的,跟他们渐行渐远要难一些,对此无喜无悲还要难得多,以至于我都不知道是我熬过了这段时间,还是这段时间磨平了我。

恨国哀恸的第三阶段:讨价还价

我一开始不相信我的国竟然是这样,后来不相信我的国永远是这样。现在看来倒也没错,我的国的确不会永远是这样,可惜的是大概不会变得更好。

但我当初是不死心的。我未能免俗,曾经寄希望于中共高层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平稳过渡。后来意识到指望天降伟人是一种前现代思维,且毫无现实可能。红色贵族的确是什么资源和选择都有,只要具备一般水平以上的理性,足以认识到推动政府转型在宏观上的好处。然而,他们中但凡有一点儿现代意识的人都会早早发现,对他们本人风险最小、难度最低、收益最快也最大的现代规则玩法当然在商业领域;想在政治领域玩现代规则的话,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前车之鉴。事实上中共也确实是一代比一代保守了,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的,一切都那么令人绝望,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我也关注过刘晓波他们。我当年钦佩刘晓波,恐怕更甚于现在人们钦佩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然而我没有一秒钟认为刘晓波能成功。他和其他想参政改良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合法,可是中共不受法律制约,更不容忍一丝失去权力的可能。中国宪法连刘少奇都救不了,何况刘晓波呢。甘地能成为甘地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刘晓波只能成为刘晓波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政府。

那么仅有的还价选项只剩下革命了。茉莉花革命发生之前,我意识到”革命已死”,共产党中国不会崩溃,只会慢慢凋敝。而在2018年修宪之后,我悲哀地发现原本难以接受的慢慢凋敝竟也成了不可企及的泡影:政府的对手已经不是人民了,而是长期违背客观规律引出的灭顶之灾,无论是经济上、环境上还是战争上——导火索有成千上万根,哪一根先点燃都会连锁大爆炸。奥特曼和哥斯拉一旦开战,谁赢都不重要了,它们脚下的城市一定是最大的输家。

恨国哀恸的第四阶段:抑郁

抑郁是我唯一没有经历的阶段。汶川地震让我养成了惨剧发生时连续几天一边刷消息一边哭的习惯,最近一次大概是白纸运动。但我还能按需保持情绪稳定,抑郁肯定不是这样。

假如非要问个为什么,除了运气和天性以外,大概我做对了一些事吧。

第一,那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没停下。我没花太多时间去想”这没有用”,我打仗也不是为了有什么用,只是除此之外好像干什么都不对,非如此不可。之前的仗我一次都没赢过,但我还有现在和将来的仗要打,所以没时间咀嚼赢不了的痛苦。

第二,我一直有战友,尤其是在身边的战友。我说的战友大概比现在流行的同温层更进一步,不仅在一起说真心话,还在一起做一些对得起良心的事。

我跟不同的战友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的事只是现代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既不伟大也不渺小;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做的事有今天没明天,有种末日求生的悲壮;有时候觉得我们只是在自救;有时候又觉得哪怕只救出了我们自己,也是”人间还值得”的最小证明。这些感受自己一个人反复拉锯大概也会有,但是跟别人一起拉锯,没那么容易精疲力尽。大概是因为哪怕是蹲监狱,关在多人间也比关在单人间更好受一些吧。

第三,我和我的伴侣很早就达成共识要出国,后来做到了。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觉得现在生活的地方跟之前认知中的完全一样,没什么不适应的,但也不排斥再去别处。对我们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拿身份和赚大钱,而是保持工作、志趣和亲密关系三者的健康。亲眼看到身边的普通人不需要呕心沥血或者投个好胎就能拥有这三者都健康的生活,也会让我们感到欣慰。

生活中有具体的快乐和希望,让我不至于被绝望的深渊吞没,或是只想远离,反而更敢于接近它、看清它。

恨国哀恸的第五阶段:接受

我可能再去任何地方,但不会再回中国。我很清楚这意味着我将失去什么。我会竭尽全力避免失去这个”什么”,但不一定能做到。吾尔开希尝试了四次都没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我曾经以为我爱国,我曾经以为我不爱国,现在我认为我在文明史意义上爱国。我既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荣。我只是怀有一个文明人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应有的情感,如此而已。

说得更细一点就是:我恨中国共产党,我铭记在中国度过的那段人生,我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我具体而正直地对待每一个我过去、现在和将来认识的中国人(包括作为个人的中共党员),我在文化上是一个中国人,但我的孩子则不一定。作为一个中国人过一种文明人的生活,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文明史爱国。

大概这种爱国远不能和人民群众或海外侨胞的爱相提并论,远不够伟大、光荣和正确。实在惭愧,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材料:作为女儿,我没有伟光正的中式孝心;作为劳动者,我没有伟光正的中式内卷;作为妻子,我没有伟光正的中式爱情;作为母亲,我没有伟光正的中式母性。但我也知道,我的父母、雇主、配偶和孩子都接受我对他们的感情,抽象的、比任何个人都宏大得多的文明史中国,当然更不介意笑纳我对它的感情。

现在我依然会愤怒和悲伤,我依然清楚不管新的坏消息有多坏,将来都还有更坏的。但是我敢于看着,等着。我也依然在做对得起我良心的事,我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这样做的意义和代价——希望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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