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D.H. LEE 当代政治观念 20240722 转自新世纪
没有未来的国家：给「历史垃圾时间」正名
重新发明「历史垃圾时间」
近段时间，「历史垃圾时间」这种说法，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中国大陆社群网路上突然流行起来，受到许多网民引用。近日，中国官媒《北京日报》和《新华日报》接二连三发文抨击这个概念。
由于「历史垃圾时间」这种说法假托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最著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名下，声称「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当某段历史正背离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就被定义为历史垃圾时间」，再加上米塞斯本人又以反社会主义著称，就使得这个附会的「历史垃圾时间」有明显否定中国当前经济现状的意思。 ¹
毫不奇怪，这个词忽然流行起来，触到了当局的逆鳞。喉舌媒体既不便堂而皇之引用和解释米塞斯——唯恐米塞斯的反社会主义思想趁喉舌灭火又传播起来——又用搅混水的办法宣布「历史垃圾时间」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因为当局察觉到，在这个流行词背后是对当前经济状况感到普遍不满的社会心理，是唱衰中国经济、是否定和看衰中国。 ²
一个伪造的学术概念忽然大行其道，这是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至少表明公众对某种社会问题形成了共识。中国官媒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驳斥到「历史垃圾时间」所指的社会问题。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官媒更多是用权威来压过社会议论。这样单方面驳斥并没有人公开挑战或回应，这就使得驳斥变成了镇压。
本文将尝试严肃对待「历史垃圾时间」问题。假如此前「历史垃圾时间」仅仅作为一个伪学术概念存在，经过本文「重新发明」后，这个词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有争议性的学术概念出现，因为我们其实不能否认、反而还需要解释中国当前陷入的社会困境。这样做反而是回答中国民众的重要关切。
「历史垃圾时间」难题
「垃圾时间」（garbage time）这个词起初用于体育赛事中，其发明者是美国传奇体育解说员祁克·贺恩（Chick Hearn）。贺恩为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赛事解说长达41年，发明过许多生动有趣的术语。比如「斗牛士防守」（matador defense），指防守不力，让对手毫无阻拦地从内线突破上篮。又如「热狗上芥末抹太多」（too much mustard on the hot dog），指球员毫无必要地炫技，等等。贺恩用「垃圾时间」指赛事进入到最后阶段，在比分悬殊的情况下，胜负已分，让替补球员上场消磨余下时间。 ³
尽管如此，NBA历史上仍多次出现在「垃圾时间」大比分落后的形势下球队逆风翻盘的情况，比如2004年火箭队（Houston Rockets）对阵马刺队（San Antonio Spurs）时，最后一分钟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火箭队突然大比分逆转，反败为胜。 ⁴ 从这种罕见情况来看，「垃圾时间」并不是绝对的，但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希望的。但就其使用语境来看，「垃圾时间」指的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消耗状态，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奇迹的。
「历史垃圾时间」看起来像是对一系列近似概念的重新演绎，比如失败国家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中国历史停滞论等等。但与这些概念略有不同的是，「历史垃圾时间」不仅是个贬义词，还容易产生歧义——也许跟失败国家理论相似，容易引起一些歧视性联想——就此而言，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用语。作为体育术语，「垃圾时间」戏谑意味更大一些，不存在贬义或歧视暗示。
「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说法，据说是中国知名媒体人胡文辉在2013年于其微信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上提出的。单就其结合苏联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的阐述来看，胡文辉旨在用「历史的垃圾时间」来指代国家进入江河日下的消耗状态，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发展停滞、乃至倒退，但很难发生奇迹扭转这种趋势。
胡文辉猜想：「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⁵ 这并不是规范的学术表述形式。
比如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这段时间是不是历史垃圾时间？乱哄哄曲折前进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到底是终结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修成正果？传播反封建主义和民主精神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是不是从结果上又否定了第一帝国的存在意义，这样第一帝国难道也成了历史垃圾时间？
显然，简单用国家是否显出不可挽回的颓势或是否败局已定来定性「历史垃圾时间」，还不够严谨。如果要厘清「历史垃圾时间」这个概念，一定要小心规避这样的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误区。
一个叫「智本社」的微信公众号在2023年发表《如何渡过历史的垃圾时间》一文。该文对当下以讹传讹的「历史垃圾时间」有决定性影响。作者「清和社长」意识到胡文辉的结果主义推论存在误区：「若以结果论历史必然性，容易陷入循环论证。」⁶
「我们说『比赛进入垃圾时间』，他最起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如果身处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段历史何时结束、下一段历史从哪里开启？更重要的是，『垃圾时间』是相对大概率的失败者来说的，对于潜在的胜出者而言，那是『一元复始』。」
显然，「清和社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身处在历史中的人其实不知道那段历史在什么时候结束、下一段历史又在哪里开启，即使世人有强烈的末世感，他们也意识不到历史进入了必然走向衰亡的垃圾时间，而且预期的衰亡也可能迟迟不来。但这段表述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如果「历史垃圾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就很难说是垃圾时间。因为体育比赛和历史不同，体育比赛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性逆转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我们永远可以这样理解：即使大比分落后，但「理论上」仍有反超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其渺茫。同样的逻辑放在历史上就有自相矛盾的危险。比如「靖康之变」以后南宋先后遭完颜兀术和完颜亮多次大举南侵，甚至连临时偏安的首都也被攻陷，宋高宗还乘船躲到海上。单从历史结果来看，「采石矶之役」以后金国暂不再对南宋发起重大攻势，南宋暂时免除了灭国之虞。从「靖康之变」到「采石矶之役」这段时间南宋多次经历灭国危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段时间是南宋的「历史垃圾时间」吗？显然不是，因为南宋国祚在「采石矶之役」后又延续百余年。这可不是在体育赛事进入垃圾时间后进行加时赛。
为了克服这里的相对主义缺陷，「清和社长」倾向于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来看国家如何客观进入「历史垃圾时间」，于是他提出了一段后来被错误追记到米塞斯头上的定义：「当某段历史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个人又无力改变、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我们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清和社长」提出，米塞斯在1920年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已从经济计算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这里可能是导致「历史垃圾时间」在以讹传讹过程中被追记到米塞斯头上的源头。依据「清和社长」的看法，米塞斯揭示的经济规律恰恰遭到苏联经济体制践踏，而苏联的失败结局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苏联历史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 ，或者说，整个苏联史都是「历史垃圾时间」。但这种说法显然又遭遇了一个新的问题：决定论。
另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米塞斯与『历史的垃圾时间』，面对这样的历史阶段，个人该如何自处？ 》同样援引米塞斯，但是作者认为米塞斯反对历史决定论，其理由是人可以根据自由思想和行动来摆脱低效和停滞状态。 ⁷
这种解读恐怕对米塞斯来说是个误读。米塞斯对历史和决定论的态度要更加复杂一些。在其英文著作《理论和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中，米塞斯反对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相提并论。自然科学和（米塞斯说的）人类行动科学不可避免关系到因果关系和决定论。米塞斯强调，决定论是人类求知的认识论根基，完全悬而未决的宇宙是不可想象的，而人就有这样的心智力量来透过规律认识因果关系。米塞斯说，人类行动科学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决定论，而是对决定论的实证主义和泛物理主义扭曲，比如将社会观念形成和转变还原到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正是因为不可能发生这样的还原约减，才构成了人类行动科学的自主性。与此同时，米塞斯并不认为接受决定论就约等于否定自由意志。在他看来，人类有心智力量来对物理环境和观念环境做出反应，恰恰是自由意志之体现。 ⁸
米塞斯并不是没有想象过与「历史垃圾时间」相近的概念。米塞斯既反对「黄金时代」假说（也就是说假定历史是从人类的某个「黄金时代」开始的），也反对「完美形态」假说（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十分典型：他们预设了一个乌托邦国家）。米塞斯批评依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美形态」呈现「均等旋转的经济」前景，这是一种静态经济。但是经济之为经济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经济总是存在一些失衡的地方，而想象中的平衡从没实现过，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含有某些恶性因素。而「完美形态」的静态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假想的平衡状态。在这种静态平衡状态中，市场竞争是不可能的，因为竞争只发生在动态经济中。历史之为历史就在于记录动态变化，在人类社会的「完美形态」中，因为是静态社会，历史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历史朝着实现人类社会的「完美形态」前进，就等于是在说历史终有一天会终结。 ⁹
就此而言，米塞斯想象的跟「历史垃圾时间」相近的观念接近于一种历史终结论，虽然在米塞斯看来历史终结论完全就是一种乌托邦假说，因而「历史垃圾时间」理论上讲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米塞斯并没有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嫁接在乌托邦假说基础上的国家，不仅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即使在现实中这些乌托邦国家反而表现出反乌托邦特点，这些虚假的「完美国家」是不是趋于停滞的静态社会？
另一方面，米塞斯也并不是没有想象过停滞社会是怎么样的。在谈到东方历史的时候，米塞斯说，从13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宗教正统强化驯服，最终扼杀了智识活力和独立思想——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从13世纪起，智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就大量出现在西方国家，这是西方反超东方的一个契机。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敲开东方各国的大门，在西方思想渗透进来以前，这些死守保守主义的社会还处在停滞状态，对寡妇殉夫、裹小脚、酷刑、迷信、奴役等各种野蛮陋习习以为常。 ¹⁰
但是米塞斯似乎忽视了一个地方：当西方思想涌入东方国家，带来社会观念变化之时，以前习以为常的社会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以忍受。这是受殖民主义冲击之后，东方国家的普遍感受：社会痛苦增加，不止是（甚至也可能不是）因为殖民主义，也可能是认识到寻求摆脱趋于停滞的旧社会形态与看不到出路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心态。社会痛苦是推动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新现代国家成立浪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几乎从所有东方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斗争历程都能看出来。比如清末中国社会激进化浪潮致暗杀成风，而革命党人宣传文案就频繁出现对于现状和旧社会的愤怒跟不满。也就是说，甚至原本习以为常的风俗和惯例（比如金钱鼠尾辫、溺婴、娶妾、裹小脚等），而今也变得无法忍受，而被斥为野蛮习俗。看上去像是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实则是社会痛苦增加使得现状越来越不可忍受。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自省。
在《人类行动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1949）中，米塞斯还比照过中国这类「受阻碍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和新几内亚这类「原始野蛮」（ primitive barbarism）：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在西方入侵前）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停滞状态。 ¹¹ 另一方面，在被西方列强敲开大门以后的东方各民族，几乎一致把西方列强的优势理解为物质的和技术上的文明，就好像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跟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米塞斯强调，这些民族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缺的并不是西方技术，这是取得这些技术性知识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经济和社会制度不但是使东西方分野的地方，资本主义文明既不会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实现，也不会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留存下来。 ¹²
如果「历史垃圾时间」含有长期停滞不前的意思，米塞斯可能会认为那些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处在停滞状态的文明是处在「历史垃圾时间」中。假如米塞斯真的这样说，恐怕还会被指责有「西方中心论」偏见。就长期停滞不前而言，米塞斯如果有跟「历史垃圾时间」相近的观念，那也含有盲目而不自觉的意思。这是一种缺乏自省的社会形态。
再回到决定论问题上。米塞斯不仅承认社会停滞是可能的，而且还认为社会停滞与产生相应观念和思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有直接关系——这些观念和思想发生变化，也跟经济和社会制度变化有关系，而这些变化是走出社会停滞的前提。
假如我们想象的「历史垃圾时间」是指长期停滞不前又缺乏自省，依照米塞斯有关社会停滞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无疑跟社会观念和思想直接相关。因为依照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原理，既然人类行动受到观念性因素驱使和制约，错误的观念和有缺陷的观念自然也可能是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又缺乏自省的原因。
参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不妨对「历史垃圾时间」做一个初步规定：「历史垃圾时间」指的是历史处于毫无意义的消耗阶段，这时候社会趋于停滞、社会痛苦增加并且由于观念性制约因素缺陷导致难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走出停滞状态。
在这个定性中，「毫无意义的消耗」固然是从体育赛事中借鉴而来的概念，但是用在「历史垃圾时间」中是指对社会停滞的性状描述。我们在「历史垃圾时间」语境中描述「社会停滞」的时候，一般指经济社会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观念上普遍存在僵化、倒退或衰颓迹象。与可能持续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同，「历史垃圾时间」则不长不短，刚好维持在社会痛苦增加、短期内又无法克服的范畴。这种定性很模糊，有主观性，但这是基于感受特征而言的。如果持续数百年，反而一般社会心态趋于麻木；如果持续几个月，那最好叫做短期衰退。 「历史垃圾时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人其实不知道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耗状态要持续多久，这是社会痛苦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之所以要重视社会痛苦这个因素，是因为历史学家可能陷入结果主义误区或后见之明偏误，也即无视看不到希望的社会痛苦之延长使现实变成「毫无意义的消耗」。
与此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社会痛苦增加跟社会自省有关：缺乏自省的社会意识不到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比如嘉庆时代大清国跟鸦片战争以后的大清国，社会痛苦程度就显著不一样：前者仍自诩天朝上国，后者则被列强打到头破血流，割地、赔款、议和。从林则徐、魏源那一代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可以代表社会自省开始形成，但要等到甲午战败以后，社会痛苦才开始急剧增加：「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不足以满足中国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现在国民要求变法或者革命。但变法诉求一而再再而三拖延，直至最后耗尽了国民耐心，以至于到了1911年连立宪派也以革命相威胁。从这个演进过程，可明显看出社会痛苦增长的戏剧性程度。就此而言，1840年以后大清国并不必然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因为从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前，国家整体上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甚至一度出现了「同光中兴」。
甲午战争无疑是最关键的社会心理转折点：惨败给日本粉碎了大清国自强求富的幻想，暴露出来大清国社会最根本和最严重的问题——制度性缺陷。正是这种社会自省才促使当时人不再把现代技术和机械制造视为当前尤其紧迫之要务。从甲午战败至清帝逊位，这段时间的社会痛苦程度可以说是空前剧烈的。人们其实无法预见这段社会痛苦会持续多久，但是亡国灭种危机又在加重巨大的灾难感。
从这里可以看出，处在「历史垃圾时间」中的社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痛苦急剧增加。假如我们从结果主义角度去看，似乎1911年武昌起义引发全国各地新军起义是必然的。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走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当时人也并没有十足把握大清国国祚究竟会延续多久以及会不会出现新变数、乃至兵变或动乱。就此而言，终结「历史垃圾时间」的与其说是可预测的历史决定论因素，不如说是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即使两种情况均根源于「历史垃圾时间」之中，但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后世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拿到唯一的准确答案。
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偶然的必然性」：之所以是必然性，是因为持续恶化的大趋势几乎难以逆转，比起在体育赛事垃圾时间逆风翻盘难度更大；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为这些偶然因素虽然都是持续恶化的大趋势滋生出来的，但究竟哪一种因素会突然跃变到最关键位置，其实不但不可预测，还难以后见之明。比如武昌起义并没有引发其他新军响应怎么办？假如武昌起义只是作为孤例遭到血腥镇压怎么办？又或者根本武昌起义就没有发生，而是北京发生兵变逼宫会怎么？这些可能性其实是并列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尽管这些因素都是持续恶化的大趋势的产物，哪一种情况会发生却是偶然的。
以下，我们将结合探讨中国是否进入「历史垃圾时间」这个议题，进一步论证或者验证基于以上描述的「历史垃圾时间」是不是一个合法概念以及存在哪些缺陷。
Pierrot le Fou (1965)
中国是不是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
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趋于停滞的理论由来已久。较早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1824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还在一封书信里写道：「准确地说，中华帝国有一种木乃伊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象一成不变地保留了三四千年。」¹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