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宇文正从「联副」退休了。她其实叫郑瑜文，但是她把名字倒过来，当作做编辑的笔名，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叫我觉得好聪明又省事。我跟《联合报》和她的创办人王惕吾，其实有点渊源，就在于那本『民主中国』的出笼，最初只是王惕老对我个人的一个承诺，三十年前的1989年底，我应联合报之邀第一次访台，惕老即问我有何事他可帮忙？我便提出办杂志的请求。我的愿望，只希望办一份综合性的同人刊物，暂时避开「反对党」或「异见阵营」色彩，以利杂志进入大陆内部，惕老当即允诺，便于巴黎成立『民主中国』杂志社，每期稿子直送台北联合报排版印刷， 再将杂志寄送世界各地，成本极为昂贵。办这本杂志是我的流亡职业，后来又变成网络杂志，再后来我又将其转给刘晓波在中国编辑，直到他被胡锦涛杀死。扯远了。瑜文曾陪我去拜谒惕老墓冢，那是2013年夏季我应邀到台北做驻市作家之际，那天是她跟报社要了车，季季也陪我们一道去的，车往林口去，我想买一束鲜花而不得，只买到苹果，祭品必须单数，即五个苹果，我摆在幕前，鞠了三个躬。瑜文曾在她脸书上记载此事，2013/8/28，她的标题是『让青春嬉戏在墓门之外』。 】

他对我说，他把父母的骨灰撒在渤海里了。

流亡作家苏晓康来到台北，邀他参加文学沙龙朗诵会，他告诉我，很想到联合报创办人墓前致意。于是这个高温36度Ｃ的上午，由小说家季季陪同，我们搭乘报社公务车出发，来到林口墓园时，已近中午。我们在创办人墓前默祷后，烈阳下，苏先生并不急着离开，他对我说起，他的父母没有墓园，他把他们的骨灰撒在渤海里了。

他说的是《寂寞的德拉瓦湾》里提到的故事，我静静听着，没有提醒他，我其实已在书里读到过了。他的声音像他文字一样温暖，尤其是讲起家人的时候。眯眼看着阳光照在底下一座座灰色石碑上，我想起他书中引的一句普希金的诗句：「让青春嬉戏在我墓门之外」，那是他父亲给他的信中提到的诗句。我很少读一本他人的散文集，却那么不断地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交错混融感受过！

起点，也还是六四吧。发生天安门事件的前四天，五月三十一日，我的母亲离开人世，跟苏晓康的母亲一样，是走在家附近的路上，突然地倒下。路人把妈妈送到医院时已经不治。我们赶到医院，医生仍勉力抢救，其实母亲已经过世了。那天下着滂沱的大雨，妈妈什么都没来得及对我们说。紧急把大哥大嫂从德国召回来，那几日我们兄妹、嫂嫂、爸爸聚在客厅里，从早到晚，一边折着纸莲花，一边说着妈妈生前种种，有时哭，有时也忍不住笑，因为妈妈有时候真的很好笑。所有人都请了假，几天完全没开电视、没看报纸，与世隔绝般地反覆说着各自与妈妈的小事，好像这样说着，就能把妈妈的气味、音声挽留得久一点；而我们一家，很久不曾这样聚在一起谈天了。然后那个晚上，阿姨来上香，随口说起了天安门的事。什么事？我们面面相觑，二哥去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赫然发现，电视失去了色彩！连电视都为我们的妈妈默哀吗？ ──那几天，台湾所有的电视节目一律只有黑白画面。我们被电视上反覆出现的画面吸引了，那坦克车前一夫当关的男子……暂时忘掉妈妈过世的哀伤，我们专注看着那些新闻画面，议论纷纷了起来……

《寂寞的德拉瓦湾》里写到作者母亲过世后，父亲长期与在海外流亡的他通信，直到病故。这亦让我想起爸爸。我大学离家到东海念书，第一天，是妈妈陪着我搭火车去的。 「要吃饱，什么钱都能省，就是吃饭钱不能省！」这是妈妈的名言。但妈妈不曾给我写信，一封都没有，其实她能读小说，而且妙语如珠，只是没信心动笔吧！爸爸则经常给我写信，我在东海时、我在美国时。爸爸不像苏晓康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引普希金的诗，爸爸只是一个深爱女儿的人，十封信里，有十封要我注意身体，「妳从小弱不禁风……」我在ＬＡ时读到爸爸第一封信就哭了。其实我没有弱不禁风，但在爸爸心中一直如此。

十年前，我得了乳癌，亲友都知道了，只不让爸爸知道，虽然不严重，但他若知道了，会得忧郁症吧！他太疼我，一定无法忍受，而母亲是乳癌过世的。

发现病征纯属偶然，我在报社诊疗所办的健康检查，临时起意加检一项自费抽血检验，验血报告，有两项指数微幅超标，糖质抗原CA19-9、肿瘤抗原CA15- 3，医生告诉我，得去大医院进一步做腹部超音波和乳房检查。而后，我的生活便整个进入震荡期。

腹部没问题，乳房须看一般外科。台安医院的蔡医师为我做超音波检查，发现了肿瘤，接着做细针穿刺。穿刺时他立刻便觉察不对劲了，因为肿瘤的质感较坚硬，如果是良性脂肪瘤或水泡，会很有弹性。他说：我给妳送最急件化验，妳坐一下，四十分钟结果就会出来。这一位我素昧平生的医师，仿佛对自己亲人般焦急。四十分钟后，他把我叫进去，告诉我，发现不规则细胞，要马上排手术，先做切片检查。我掏出记事本查询，他的表情明显在说：愈快愈好啊，妳还管其他的事吗？可我真的一大堆事啊！ 「明天真的没办法。」「那就后天早上。」好吧，后天早上九点半，我在记事本上写下来，才赫然发现，后天正是我的生日。

切片手术只有局部麻醉，我是完全清醒的。医生问我：「紧张吗？」我点头。他要助理放音乐给我听。音乐出来，是我不太熟悉的流行音乐，那几年我很少听流行歌，医师遗憾忘了叮嘱我带一片自己喜欢的ＣＤ来，他自下断语：「这个音乐妳一定不喜欢！」我愣了一下，如果早早告诉我，那么我会选择什么音乐呢？也许是巴哈Ｇ大调奏鸣曲BWV1027吧。那是大提琴与钢琴的对唱，不需要ＣＤ，我的脑海可以自行演奏，那大提琴的低音，像蝴蝶噗噗拍翅，在水上回旋，钢琴的琤琮是那流水……

「瑜雯小姐……」我沉默下来，医师大概以为我非常忧虑吧，和他的助手两人开始东拉西扯如说相声，问我的工作、丈夫的工作、小孩的个性……问我哪个大学毕业？东海啊？他俩齐声大赞东海校园之美。听到我在联合报工作，说起报业的冲击，两人急忙撇清，「我们都看联合报！我们从来不看苹果！」我终于噗哧笑出来。他们无非是要让我忘却手术这件事，可我却老打断他们，「脚上为什么要贴一片金属？」「那是导电用，等一下用电烧法，可以让妳少流一点血。」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这是我不断提出的问题。 「现在我闻到的味道，是自己的肉燃烧的气味吗？」助理医师回答我：「是啊，妳闻到了。」

医师顺利取出那颗嫌疑犯──是相连的两颗小肉瘤，上头还沾着前两天穿刺造成的淤血，医师拿给我看，我瞄一眼，他便拿开了。我看着他拿走，知道这一小颗肉瘤即将送去化验，并对我做出审判。

隔天一早，又坐在外科门外等候。护士喊我的名字，交代说：「请妳先生一起进来。」听到这句话，我立即知道绝非好消息。先生陪我来聆听审判，但我们事先没有讨论、没做任何预测，他也没表现恐慌，听到后只是表情凝重。

医师以八个字做为他面对我们的开场白：「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在纸上写下「原生癌」三个字，然后把「癌」这个字圈起来，说：「忧，是因为这个字；喜是因为，这是零期的癌症，在处理上比较单纯……」六天以后，我将再动一次刀，做局部的切除手术。

那个周末，家人给我过生日。许愿时，我最后一个愿望没有说出来。孩子说，我知道妈妈许什么愿！ 「我许什么愿？」「妳希望开刀的时候不会痛！」我笑了，我的宝贝才六岁，暑假过完即将成为小学生，我怎么能生病呢？我不怕痛，我的愿望只是：请给我时间，我一定要陪伴这个孩子长大！

《寂寞的德拉瓦湾》里，苏晓康写出对孩子深深的怜惜，「车祸里最吃亏的人是苏单。他失去了最疼他的妈妈，而且是在他不可复返的年龄段……」车祸重创的傅莉躺在医院，他则每天跑医院，临走前留张纸条给孩子，十四岁大的苏单几乎是自生自灭的活下来了……我读到这里，不觉颤栗起来，如果没有那次临时起意的抽血检验，这个肿瘤，几年下来，将在我身体里如何张牙舞爪，如当年对妈妈的身体呢？那么，这个纯真快乐的孩子，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傅莉也曾面临乳癌的威胁，书里写到她某次体检发现右乳「有什么在生长」，须作切片检验。那时她的复健情况刚刚学会走路，新的阴影到来，苏晓康心情黯然，整个人陷入恍惚。我想起自己在等待审判的过程里，除了恐惧不能好好陪伴儿子成长、怕他失去母爱；对丈夫，则隐隐有一份抱歉，怕不能白头到老、怕我的病痛让他不能专注工作，还有一种自己即将「不完美了」的抱歉。我想起那年，我到衡阳路寻觅一顶适合的假发，要给化疗后掉光头发的妈妈，如今，我不确定自己即将失去些什么？

手术前一晚，沐浴时凝视了自己的身体许久，我不应该太在意肉体的，到底是十四、五岁就读了《红楼梦》的早熟心灵啊。我也想到两个哥哥的毒舌，一定会合唱似地说：「反正也没差呀！」啦啦啦，我想着甚至微笑起来，笑出一串串眼泪。

我们从墓园瞭望，苏晓康讲起当年创办人对他的支持。我想，报业的黄金年代，创办人支助的各方杰出人士必定不在少数吧，而能至今念念于心者，仍令我十分感动。

爸妈的墓园也有旷远的视野。那年，雨后的早晨，我们全家扫了墓，二哥捉知了给孩子们，我看着远方，轻轻哼唱罗大佑谱写的徐志摩的〈歌〉：「当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别为我唱悲伤的歌……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淋着雨也沾着露珠……」还未蒸散的雨珠温柔地挂在树梢，啊，谢谢爸爸妈妈，让我今生能够拥有，并且付出爱。

今日阳光灿亮，回忆从墓门之外匆匆驰过…

附：宇文正：

〈再会啊，亲爱的联副！ 〉
虽然八月十五日退休，但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一到报社，便开始拆礼物，有同事还特地带了相机来帮我拍照留影。
下午两点开了最后一次副刊会议，然后我照样看一些版，签了一些公文，写了一些信，没写完的，慢慢再继续奋斗。晚上同事们订了餐厅「欢聚」（咦？），大家离开时，刻意让我去关冷气、关灯，还帮我录影。
快乐吃饭（真的是欢聚！），中间去上洗手间回来，啊，桌上多了蛋糕和一束美丽的花。一看到花束上的文字我就笑了：

「亲爱的耶律主编：
谢谢这些年共度的时光，
毕业快乐！
副刊组敬上」

我想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之人。再会啊，亲爱的联副！再会啊，我亲爱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