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海（Barend J. ter Haar）转自新世纪

《联经思想空间》编按：本文摘自《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像》一书。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获知个体对神灵最直接的体验是怎样的，因为这些体验都来自口头描述，部分甚至无法描述，但那些传闻确实有助于我们从某些方面，在不同的层次上重构或者理解这些经验。第一个层次是这些事件的主角和目击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这些事件经过的最终版本，在此之前，那些主角和目击者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已经对最初的事件内容进行改编，这些因素包括他们此前（或此后）的经历、其他人对他们经历的反应，以及那些流传更广和神祇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到了十六世纪晚期，我们会有相当多由当事人自己记录内容的翔实描述。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那些作者在呈现自身形象时肯定会考虑到其他人的观感，那么这些记载便可以视为极其有用而有趣的史料。我认为此类资料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田野访谈报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有些史料是由那些与最初发生的事件或经历完全无关的人所编写的，他们和事件的主角身处不同的时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和教育背景。在这里，和其他任何层面的重构一样，人们在观察与讲述类似事件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出于规范性的考虑决定哪些部分适合讲、哪些部分不适合讲，再比如经过改编的神迹故事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被讲述的等等。

但正因为我所感兴趣的是人们的信仰，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者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以及他们表述人神互动的方式，所以即使是那些来自不同时空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们觉得可信而有意义的。无论我们的史料是来自事件的发生地附近还是遥远的他乡，它们总会被重新改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几乎无法追溯这一重构发生的过程。很多看似非常个人化的事件都有着类似的文化表达，这本身就是它们经历改造过程的证据。

在这些被改编的故事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同时也是地方社会群体的想法，这些社会群体透过血缘、业缘、地缘等不同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在任何时代，现存的故事最终都是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呈现，它们经过相关文献作者的编辑，恰巧流传到我们手中。因此，在这些被改编的故事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同时也是地方社会群体的想法，这些社会群体透过血缘、业缘、地缘等不同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史料肯定会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进行选择性的记忆，又是希望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故事告诉后人。最后流传下来的，是现实中人们选择并接受与之共存的故事版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人们是如何解释突发事件，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又是怎样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赋予意义。

在关于历史和记忆的大量文献中，「记忆」这个词汇通常被用于指称最近的历史以及人们关于这段历史的印象，或者也涉及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积极建造纪念物以记住和纪念这段历史的不同方式。对更久远的过去来说，它并没有太多用处，也许是因为如果太久的话，记忆就丧失自身的口头属性，转变成书面文字，之后就感觉不再像是记忆了。在我看来，奇闻逸事类的文献就是基于类似的久远记忆而形成，它们从口耳相传的阶段开始就被不断地重构，但这样的重构并没有削弱其价值。在本研究中，我并非仅仅将笔记小说中记载的个人关于神助的记忆看作史料，同时也将这些记载本身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我们将个人的主观体验看作有效的研究对象。

除了在这些史料中反映出的所谓记忆外，人们还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建构起关于地方庙宇的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甚至在国家层面上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国家授予关公很多头衔，以纪念一些特定的事件，有趣的是，关公所拥有的一些最重要的头衔却是透过非官方管道获得。尤其重要的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的事件而立碑的传统，比如一座寺庙的创建、修复或扩建。通常，面向参观者的碑阳包括叙述性的碑文，以及相关的日期和落款，碑阴则列出修建所涉及的各类捐助者资讯。石碑可能会放置在一个底座上，碑上的文字会用线条框起来，也可能会在整篇文字的顶部加上龙纹或者其他纹饰。只要我们认识到一方石碑上的内容既包括对神祇的描述，同时也反映制作团体的情形，那么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都是重要的资讯来源。碑文提供庙宇修建和复建的精确日期，对于我们追溯神祇崇拜的历史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也许会给出对获得神灵帮助从而修建寺庙的简要性说明，或者之前庙宇破败情况的资讯，但它们很少会提供关于当地信仰和地方传说的可靠资讯，反而几乎总是在重复关公和他的两个结义兄弟的官方历史叙事。尽管如此，当罕见的例外确实突破上述类型的限制时，它们可以提供关于神灵显应助力寺庙建设的绝对有用的资讯。有时候，这些资讯甚至透过回忆的形式出现在碑文中，例如在一○八○年的一方碑记中显示，当地士兵总结了他们前往遥远的南方抵御外来侵略者的痛苦经历，以及在他们战斗和撤退过程中神祇显灵护佑的事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只有当地方上有人能够记起那些正在被纪念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时，才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碑记内容，而绝大部分的当地人刚开始或许根本不知道碑记中说的是什么。所以，碑记是可以证明庙宇重要性的第一手实物。

这些材料不保存记忆，也不是在纪念神祇的过程中直接形成的，但是它们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神祇的感知，以及神祇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潜在重要性。

逸闻笔记和碑刻文献是我使用的两个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前者在帮助我梳理人们的记忆方面更为重要，而后者在重构神祇如何为地方社区甚至特定的个人提供支持方面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地方志通常会使用到这两类资讯，有时会引用碑刻正文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会添加一些口头故事或逸闻。我们会用到与关公崇拜相关的一些早期诗歌，以确认这一崇拜的某些发展动向，但这些诗歌所包含的意义经常是隐晦不明的，对历史分析而言用处并不是很大。其他类型的材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崇拜行为的产物，比如把关羽当作驱邪将军以对抗恶魔军队的仪式，以及讲述在成为刘备部下之前关羽经历的民间传说等。这些材料不保存记忆，也不是在纪念神祇的过程中直接形成的，但是它们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神祇的感知，以及神祇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潜在重要性。还有一类印刷出版的书籍，其中有神祇透过道德教化类的文字向世人发出忠告的内容。这些书籍再版时，可能会在开头提到神祇透过梦境或者扶鸾显应时所给予的建议。这类书籍既可以视为记忆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视为对神祇及其所给予帮助的纪念。

早在十六世纪后期，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把关公视为一个识字之人，他可以透过鸾书和文字形式的预言与人沟通。关公现在演变成受过教育的男性精英所崇拜的神灵，该形象也得以在其他受教育群体中传播开来。这一变化看似和当时人们识字能力的提高有关，但同样也和识字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关。在第七章中，我将探讨这个问题。关公现在把自己变得足够像一个文人，这样文人群体才会承认祂，并且继续崇祀祂。结果，人们就越来越关注到据说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所具有的阅读《春秋左氏传》的能力，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他拥有一个新的头衔—关夫子（Master Guan），从而得以与孔子齐名—孔子是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精通《春秋》的专家。在这一章中，关于神灵的祭祀谈得很少，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明文人是如何重新塑造关公形象，同时还有很多叙事性文献，其中记载神灵如何透过不同的形式向文人提供帮助，以及后者关于这些灵异事件的记忆。

在关公发展为文士之神的过程中，祂还逐渐具有道德监督者的角色。人们往往认定是因为崇祀者实践正确的道德行为，关公才会给他带来奇迹般的保护和支持。到了人们通常把关公称为关圣帝君（Imperial Lord Saint Guan）的十七世纪晚期，开始出现托名为关帝所著的各式各样的宗教小册子，这时我们看到关公崇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这一发展的趋势和人们可以越来越轻易地提高自己的识字能力有关，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这种联系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重要的是，作为道德监督者的关公仍然非常崇尚武力，大量的资料都提到那些恶人是如何受到关公的武力惩戒。长期以来，祂都被视为一位为了帮助地方民众，勇于站出来挑战玉帝的神祇，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进一步发展出一种信仰—人们认为他取代玉帝的位置，成了万神殿中的最高神。第八章的主题就是讨论作为道德之神的关公和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宗教训谕的起源。在该章中，我们主要用到两类文献。其中逸闻笔记告诉我们，人们往往认为是因为道德良善，才获得神祇关公的帮助，并呈现了人们建构的过程；而各种宗教道德类的小册子则向我们表明，在人们的想像中，关公对于社会道德的提升做出贡献，而为了获得他的帮助，人们又必须做些什么。

因为宗教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建构地方的、区域的乃至整个帝国的身分认同。透过使用关公或者其他神祇作为象征性的资源，不同的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ies）形成不同的身分认同。他们之间可以透过集体崇拜（collective worship）和互相分享有关神祇的故事来交流。在华北地区，崇拜关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地方认同的表达，因为祂首先是一位北方的神祇；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在城市中，祭祀关公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承担一种全国性的责任。地方社会中的农民、小店主、商人、仪式专家、军人及文人在如何看待关公方面稍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重构这些差异，但通常对于这些信仰和故事的内容，我们只能作整体上的理解，而无法把它们和特定的社会与教育群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整体而言，本研究一方面可以被视为对一种特定宗教崇拜的考察；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看作从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恐惧与希望、焦虑与不安，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方的著作。

田海（Barend J. ter Haar）
莱顿大学博士，现为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曾相继任教于莱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2013-2018年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统中国的宗教文化、萨满文化、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代表性著作有《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像》、《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