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4 年 8 月 23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第六章 口罩的意义
表面上来看，口罩的意义似乎再简单也不过。
要是世界上突然出现了新型致命病毒，而当下还没有相应的疫苗或治疗方式，那么想避免在社交空间里受病毒感染，有一种十分简单的方式：戴口罩。但形塑人类社交生活的各种动态张力绝对不仅止于表面可见之事，也一如疫情第一年种种现象所示，戴不戴口罩绝不是简单的决定。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很快受到人民的遵守与普遍尊重，并未引起太多公开的争议。然而在其他地方，政府或企业究竟是否有权、该在何时于何地强制规定人民戴口罩，这些事却引发争端及意见分歧，同时激起民间的反弹声浪与激烈抗争，甚至还发生夺人性命的暴行。这样看来，口罩与社会结构其实息息相关，更是隐含了许多意义。对某些人来说，口罩是促进个人与集体健康的基本条件；然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口罩却代表噤声、控制、迫害个人自由、要人民服从国家统治的手段。这种差异是怎么来的？
文化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是一个群体的信念、价值、规范与惯例，因此也决定了个人在面对危机或规定时，会有怎样的行动。社会科学家发现，文化对人类的健康行为长久以来就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例如许多心理学家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文化认同属于更关心群体的需求、目标、利益，程度甚于关心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人，较诸那些更关心个人需求、目标、利益，而非群体利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族群，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行为上的差异。这些研究只是用取得的资料来加以分析，用意不是为了建立绝对的标准。因此，这些研究没有特定立场—并非如保守派一般认为的那样，归纳出自由市场与个人主义的组合，一定比经济体系受高度监管、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与集体主义的搭配来得好；也不为进步派帮腔，认定后者势必比前者理想。然而透过研究结果，我们也可以清楚发现，在倾向集体主义的群体中，大众更愿意在传染病爆发时佩戴口罩。如今种种事实也证明了的确如此。
二○二一年，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陆冠南（Jackson Lu）率领一群美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四个大型研究，探讨疫情期间文化与佩戴口罩行为之间的关联，控制变因从人口统计资料、人口密度，再到政府应对措施的严格度与时间都包含在内。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南韩、德国、巴西之间这类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也想知道在美国这种政治极化发展的国家中，各州、各郡的表现会有哪些不同。这些心理学家取得了四组独立的资料集：一组是来自美国五十州、三千一百四十一郡的二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人的资料；一组是全美五十州的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七人的资料；一组是来自二十九个不同国家三十六万七千一百零九人的资料；最后一组是来自六十七个不同国家二十七万七千两百一十九位Facebook 用户。有关佩戴口罩与否的资料是根据受访者的回报，不一定完全可靠（一般人通常会选择回报符合自己所属群体规范的行为，却并不一定总是遵守这些规范，有时根据回忆回报的行为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然而，每一项研究的发现都能确立并证实同一件事（结果也不太令人意外）：倾向集体主义的郡、州、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较愿意戴口罩；相形之下，倾向个人主义的地区的人民则更可能反抗佩戴口罩的规定。
然而，我们常将一些文化贴上概括性的标签，这就容易导致刻板印象，粗暴地将整个群体的人归类为：「听话」或「难以控制」，也因此会忽略各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每个个体间的重要差异。为何某些群体愿意接受佩戴口罩的规定，另外某些群体却产生反弹？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日本历史学家乔丹．桑德（Jordan Sand）认为：「我们在报纸上见到有关文化的解释，其实都只是关于东西方面对权威，以及面对群体规范的陈腔滥调。」桑德难以苟同这些西方自命权威者粗暴地把所有环太平洋地区国家混为一谈的论述；他也特别提到：「疫情其实反而揭露出亚洲各国社会的差异。」例如日本人其实在疫情前就多有佩戴医用口罩的习惯，更遑论是在疫情期间，不过「他们戴口罩并不是因为服从权威，也非集体主义所致。」反之，日本独特的历史经验为当地佩戴口罩习惯的最大推手—从口罩与生物医学进步之间的关联，再到遮蔽脸部能简易而有效地保持身体健康的概念，这些才是日本人广泛戴口罩的真正原因。
整体而言，在形塑口罩的文化意义上，历史扮演了关键角色。自COVID-19 疫情爆发之始，医疗人类学家就曾强调，面临过传染病爆发的直接经验有其重要性，能让口罩对个人与大众健康的价值一览无遗。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指出，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间发生了东北大鼠疫（Manchurian plague），当时发明出能够减少传染病传播的口罩，而且在当年，那也不仅是「个人防护装备」，更是象征意义上强而有力的物品—只要戴了口罩「就能让佩戴者变成确实『具备理性』、重视卫生的现代社会成员。」他也解释，使用口罩这件事在疫情控制的工作中成了一种「仪式」，是大家眼中「阻挡经空气传播的感染源最简单明了的方法」，同时也是看得到、摸得着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科学的成就，以及人民齐心力抗疾病的团结精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Great Influenza）期间，口罩凸显出其他文化所欠缺之中国社会的美德，而那也标记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疾病大流行下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韧性也是如此。尽管当时中国也受到流感的冲击，一篇刊载于《传染病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历史研究仍指出：「哪怕那个年代卫生条件普遍糟糕，但中国的疫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相对轻微、不致命。」
至于在其他国家，戴口罩对抗传染病的风气在动荡的二十世纪期间起起落落。大流感肆虐时，戴口罩的习惯有普及一些，在世界大战及其他新的危机出现时，又不那么风行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的大流感约夺走了五千万人的性命，然而就算是这样，仍难以让所有人都支持戴口罩这项防护措施。例如美国有多达六十七万五千人殒命，强制戴口罩的规定还是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怒与反弹。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共有七个城市—旧金山、西雅图、奥克兰、沙加缅度（Sacramento）、丹佛（Denver）、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加州帕沙第纳（Pasadena）—通过了强制戴口罩的法律规定，」医学史学者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向︽纽约时报︾表示，「就在酒吧、酒馆、餐厅、剧院、学校都关闭的时候，口罩成了最好的代罪羔羊，相当于政府管过头的象征，也激起了抗议、请愿，以及故意不戴口罩来挑衅当局的聚会。」尽管当时的抗议行动不如二○二○年到遍地开花的程度，却一样有媒体相当大版面的报导，也破坏了政府欲联合全国一起推动公共卫生计画的努力。此外，也正如历史学家布莱恩．多兰（Brian Dolan）所述，那些集结起来对抗戴口罩规定的群体开了先例—将口罩定调为「压抑」美国人、从他们身上夺去「自由解放」的工具。这种论调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碰上政府再度尝试实施戴口罩规定时，自然而然会被人拿来发挥。
二○○三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1型（SARS-CoV-1）造成了SARS疫情爆发，但当时美国全国仅有八起确诊案例，因此没有推行强制戴口罩规定的必要。然而，其他受SARS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却因此次疫情的经验而有了彻底的转变。这些国家的政府自此开始制定新的控制传染病的政策措施，同时也教育民众口罩有屏障。保护身体的功能。 SARS之所以令人担忧，原因有许多层面。一般而言，冠状病毒只会造成轻度至中度的上呼吸道疾病，然而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1型却有吓人的致死率，其造成的整体病例死亡率达百分之十，老年人染病的死亡率还会比这高上许多。除此之外，这种病毒传染力也高得让人忧心。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卫生官员发现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1型具有高度传染力。当时来自中国广东（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1型即发源自广东）的六十四岁医师刘剑伦在香港的饭店住了一晚，他在当晚开始发病。接下来几天，陆续出现了共八起SARS病例，这些患者与当日刘剑伦下榻饭店同楼层的住客皆有关联，其中甚至还有患者将病毒带到了新加坡、多伦多、河内等地。不久后，香港的病例数量往上攀升，严重程度在全球则仅次于病毒发源地—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SARS的流行比至今所见任何疾病的传播都更广、更快，而且更致命。」连爱滋病「都用二十年才达到遍及全球的感染范围」；伊波拉病毒及「立百病毒（Nipah）与亨德拉病毒（Hendra）所引起的新型亚洲疾病则未引起广泛传染」；反观SARS，感染范围横跨三十国、至少八千四百五十六人，并在二○○三年二至六月间造成八百零九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里负责更新世界卫生新闻的执笔者表示：「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SARS是第一个展现出对全世界可能造成何种破坏的新型疾病。一张张戴着口罩的脸孔代表了SARS在全球社会掀起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大动作举措：武装警卫守在医院病房外，强制隔离染疫的大批病患；受感染的旅客被拖下飞机；企业及学校遭到关闭。」
值得庆幸的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1型的传染力未如科学家起先所担忧的那么强—更不像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2型那么易于传播。尽管无症状或仍处于症状前期的患者也可能具有传染力，但真正出现明确症状的SARS患者感染他人的机率还是比前者大得多。因此医院便与政府卫生单位密切合作，他们有办法辨识受感染的患者，之后再加以隔离即可。到了二○○三年七月，疫情已获得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SARS改变了世界。」不过，某些地方的改变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
许多地理位置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受到这波流行病的影响很深，距离较远的国家如加拿大也在劫难逃，出乎意料有大量病例。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吉尔．埃亚尔（Gil Eyal）针对东亚的情况写道，有一批「比起其他人更具声望与信誉的专家」成功走出这场危机，成了「抗SARS英雄」；这些科学家与公共卫生官员因而「累积了信誉」—他们不仅成功对抗病毒的威胁，也勇于挑战中国在疫情初期宣称病毒并不特别危险的错误陈述。这些抗SARS英雄的付出十分重要，因为有他们，走过这场流行病的经验才能转化为社会大众铭记在心的历史教训及共同记忆，未来领导者才得以在就政策进行辩论或面对类似事件时，援引这些历史经验。二○二○年初，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2型刚刚出现，一些东亚的卫生官员便提出警告：「SARS又回来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确实受到重视。
二○二○年初开始有新闻报导传出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COVID-19疫情消息，东亚各国领导者便建议人民戴上口罩保护个人安全。其中某些国家曾有过SARS疫情的惨痛经验，国内对口罩的需求随之攀升，导致口罩严重短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N95口罩生产国，但因为中国国内对口罩的需求激增，许多进口商都担心北京会禁止出口口罩。最初曾基于人道精神捐赠口罩给中国的一些国家纷纷威胁，他们也将禁止口罩出口。二月、三月期间，东亚各国政府开始敦促口罩制造商提高生产速度，同时也实施分发大量口罩的计画。日本免费发送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给国内五千万家户；南韩及台湾则将口罩运送到地方上的药局，由药局负责将口罩分配给当地家户，并宣导与他人保持身体距离与追踪接触史的重要性。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取得避免感染的基本防疫用品。在疫情侵袭下，口罩并非政府提供的唯一资源，但至少在这些地区，官员与人民都相信那是不可或缺的自我防护装备。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在一九四八年为应对全球公卫危机而设立的专责机构。在COVID 疫情危机出现时，该组织本来可以出一份力推广口罩对防疫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那些普遍缺乏「戴口罩避免感染病毒」观念的地区）。但令人错愕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做出恰恰相反的事。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出于以下考量：担忧全球口罩供应短缺导致医疗从业人员无口罩可用，同时尚不确定这种新疾病是透过气溶胶或飞沫传染，另也缺乏掩盖口鼻可减少该疾病传染的实证—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一直对戴口罩能否在一般社交互动中保护佩戴者不受病毒感染持怀疑态度。其中有些人甚至表示，口罩若佩戴不当甚至可能有害。
世界卫生组织运用本身的影响力强调疫情并不严重，也表示局势仍在掌控之中。二○二○年一月五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公布了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消息，同时却也表示「肺炎在冬季是常见的疾病」。即便当时已出现未直接暴露在武汉华南市场的环境中依然感染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却无力独立评估「会经人传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引致此种肺炎」的说法。他们提出说明：「根据中国调查团队提供的初步资讯，未有证据表明病毒有明显的人传人现象，也尚未接获医疗工作者受到感染的通报。就目前关于此事件掌握到的讯息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不需要对中国实施旅游或贸易限制。」
一周后的一月十二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已完成一种可能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体定序。即便如此，世界卫生组织仍进一步强调北京提出的防疫建议，并表示旅客及当地居民都只要采取一般性预防措施即可。世界卫生组织解释：「中国政府表示，目前无明显证据显示该病毒容易人传人。病例……在武汉以外地区尚未接获通报。」几天后，中国一些城市及世界多国皆出现了COVID- 19 病例，接下来几周患者人数不断上升。一月二十二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事故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召开了远距视讯会议，商讨是否要宣布近期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其中的风险很大。世界卫生组织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定义为「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寻常事件」，该事件状态要在「情况严重、突发、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之时才启动。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有关于现况是否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紧急事故委员会成员意见未能达成共识。」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的衣索比亚医师谭德赛（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决定先不敲响警报。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政府提出建议：「所有国家都应做好控制疫情的准备，包括主动监测、早期检出、隔离和病例管理、接触者足迹追踪，以及防止Covid 进一步扩散 。」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不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一事引起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已卷入了与传染病有关的外交角力，也因此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中国的公关手法—背后原因或许是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验室与医疗资讯，也可能是想避免恐慌或仇外情节—但却忽略了领导全球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这个目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部落格便指控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不加掩饰地拥护中国政府对于COVID-19疫情的回应方式」，因为他「称颂中国『为疫情控制立下了全新标准』，也赞美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世界卫生组织与其他国家皆『以开放的态度分享资讯』。」
当时北京方面显然这两件事都没做到。世界卫生组织于一月三十日再次召集紧急事故委员会，到这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万两千例以上的COVID-19疑似病例，且全球除中国外也有十八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这一次，秘书长谭德赛终于表示：「疫情爆发的状况已符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这次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应本着支持和赞赏的精神看待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疫情最前线所采取的各项透明公开的行动，并希望中国防疫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发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确实启动了全球等待已久的全面应对措施，但在这次声明中，世界卫生组织依然没有建议佩戴口罩。
COVID-19的新增病例与死亡人数在二月与三月以惊人速度增加，美国与欧洲的情形尤为骇人。这些地区的公共卫生单位不愿实施严格的封锁、筛检、追踪足迹措施，民众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美国的川普政府成员对于非药物防疫措施大肆嘲弄。美国卫生局长杰洛姆．亚当斯（Jerome Adams）在推特发文表示：「说真的各位—拜托别再买口罩了！口罩无法有效避免一般大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这个疫情发展的关键期，东亚国家市面上随处可见口罩等用来覆盖脸部的产品，但在西方国家却不多见，只有当地中国、韩国、越南裔民众聚居的社区会有这些物资。这些地方的商家会定期从亚洲订购食物与商品，现在采购的品项则加上了口罩。东亚各国卫生官员对西方国家面对口罩表现出的抗拒感到疑惑、忧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接受︽科学︾期刊的访问时表示：「我认为美国与欧洲放任人民不戴口罩是他们在防疫上的重大疏失。这种病毒会透过飞沫及近距离接触传染。飞沫是这种疾病非常重要的传染途径，所以一定要戴口罩。我们每个人讲话的时候都会喷出口沫，再加上目前存在许多无症状或处于症状前期的感染者，倘若他们都能好好戴上口罩，就能防止带有病毒的飞沫四处喷溅感染他人。」
直到三月三十日，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者依然对戴口罩的防疫能力抱持怀疑。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医疗计画（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me）执行主任麦可．瑞恩（Mike Ryan）博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广大民众佩戴口罩可能利于防疫。事实上反而有证据显示，若未以正确方式佩戴或没有确实戴牢可能有害。」不过这段发言引来了各方批评，因为该言论背后的意思是说，口罩虽在其他病毒之疫情爆发事件（包括SARS）中证实有其防疫价值，但那不应被视为制定COVID公共卫生指引的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拒绝采纳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且他们坚称，面对全新的陌生疾病，还是要经过充足的科学研究，才能证实鼓励佩戴口罩的政策有合理性。
作者为社会学者；纽约大学海伦．古尔德．薛珀德（Helen Gould Shepard）教授及公共知识中心主任。前作有《纽约时报》畅销书《救救我的罗曼史》（Modern Romance）（合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Palaces for the People）、《独居时代》（Going Solo）、《热浪》（Heat Wave）（暂译）和《为空气而战》（Fighting for Air）（暂译）。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杂志》、《滚石》、《连线》等刊物。现居纽约市。
书名：《疫情教会我们什么？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重返2020，从全球大疫下教育现场、弱势社区、基层民代、实体小商家⋯⋯探索人类社群的凝聚契机，以及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
出版社：脸谱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