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 08/19/2024
历时四年， 深入“死亡”渔船
非营利机构 “法外海洋项目”重磅推出
青绿色的海面上浪潮汹涌，一艘快艇追逐着前方巨大的中国渔船。调查记者 Ian Urbina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奋力朝大船尾部的甲板上扔去。瓶子里装着大米以及纸条，上面写着Ian对船上水手的提问。运气好的时候，船上的人会写下答案并扔回瓶子。
这是一组足以为全球新闻业增光添彩的报道。历时四年，跨越太平洋、南美、西非沿海以及日本海等辽阔海域，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对已称霸全球海域多年的中国远洋渔业做了深入调查。报道之一，以一位18岁的印尼青年被招募为中国渔船上的水手，经历非人生活的折磨，最终因营养不良染病死去的悲剧为线索，加上极为丰富的背景调查，及大量翔实的事实数据，将中国渔船多年来在全球海域“挂旗”捕捞，过度作业，破坏自然生态，以及奴役劳工的非法行为呈现在世人面前。
同时，调查团队以卫星技术追踪中国渔船回港，乃至加工渔获，并送往全球海鲜市场的过程，呈现了其违法使用朝鲜工人，并对维吾尔族人强迫劳动的事实。并揭露，这些使用了非法劳动的海产品，大部分都进入美国市场，众多著名的美国连锁企业巨头都榜上有名。
本组报道共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刊发，第四部分为近期首发。歪脑首次翻译并制作该报道文字与视频的全部中文版，以飨读者，亦是向“法外海洋项目”致敬。
第 一 章：渔 船 上 的 罪 行
茫茫大海上的奴役与掠夺：中国远洋鱿鱼捕捞船调查
本报道与“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合作完成，得到Joe Galvin, Maya Martin, Susan Ryan, Daniel Murphy 以及 Austin Brush的帮助。
2018年5月，高中毕业的Daniel Aritonang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Aritonang身材矮小敏捷，留着稀疏的小胡子，住在印度尼西亚的沿海小村庄Batu Lungun。空闲时，他在父亲的汽车店里改装引擎，偶尔溜出去在村里的小路上飙他的雅马哈摩托。他在学校很用功，有时会扮演班上的小丑，也爱捉弄女生。“他总是欢声笑语。”高中数学老师Leni Apriyunita这样描述他。Aritonang曾把自己做的面包送到老师家里，希望这样做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和稳定的工作——他父亲的商店快要倒闭了，家里需要钱。但当他毕业时，这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刚刚超过16%。
他考虑过加入警校，也申请过塑料厂、纺织厂和小超市的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在Instagram上，他写道：“我知道我失败了，但我一直努力让他们开心。”他童年的伙伴Hengki Anhar也在努力找工作。他告诉Aritonang说：“他们问我有什么技能。但是，老实说，我什么技能也没有。” 当时，许多村民在外国渔船上当甲板水手，回家的时候，他们带着足够的钱，可以买房子和新摩托车。Anhar建议Aritonang，他们可以一起出海，Aritongang同意了，说“至少我们还能一起。”他希望用挣来的钱帮他父母修房子，或者做一门别的生意。另一位朋友 Firmandes Nugraha 则担心Aritongang不适合做苦力。“我们比赛过跑步，他太容易累了。”他说。但他没有说服Aritonang。2019年7月，Aritonang和Anhar前往Tegal，找到一家叫作PT Bahtera Agung Samudra的劳务中介机构申请工作（根据政府记录，该中介机构并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回应本调查团队的置评请求）。
他们递交了护照、出生证明复印件和银行文件。Aritonang刚刚 18 岁，该机构要求他提供父母同意书。后来，他在社交媒体贴了一张自己和其他新人的照片，写道：“只是一群希望有成功和光明的未来的普通人”。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Aritonang和Anhar在Tegal一直在等待分配给他们的船只。 Aritonang向Nugraha借钱，说他们俩买吃的钱都快付不起了。Nugraha催他回家，“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游泳。”但被Aritonang拒绝了。“我没有其它选择。”他写道。2018年9月1日，Aritonang和Anhar终于飞到了韩国釜山，登上了他们认为的韩国船。但当他们到达港口时，却被告知他们所在的是一艘中国船——一艘锈迹斑斑、红白相间的鱿鱼钓船，名为振发七号。第二天，这艘船出发横渡太平洋。
Aritonang 在振发七号的船桥上。(Ferdi Arnando/The Outlaw Ocean Project)
Aritonang加入了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行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扩张海外影响力，中国大幅扩充了其远洋捕鱼船队。中国官方声称其拥有约 2700 艘远洋船舶。但这不包括那些活动在争议水域的。根据公开记录和卫星图像，中国船队可能拥有接近6500 艘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国家各拥有不到 300 艘）。
在一些有争议的水域，比如南海和台湾周围，一些船队看似在捕鱼，实际上是在施加领土主张。海事安全公司I.R. Consilium的负责人Ian Ralby告诉我：“某些船队看起来像是一支捕鱼船队，但在特定区域他们也负责军事任务。”中国在全球水域上的突出地位是有代价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国际法无动于衷，它拥有世界上非法捕鱼最严重的船队，也把很多物种推向濒临灭绝的边缘。这些船上也充斥着贩卖劳工、债务奴役、暴力、以及对犯罪的疏忽，和死亡。“这些船上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 Steve Trent这样说。
历时三个多月，振发七号漂洋过海，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抛锚。船上熙熙攘攘，明亮而凌乱。甲板上像一家在换机油时出现严重问题的汽车修理厂。几十条钓线伸向水中，每一条都带有由自动绕线轮操纵的特制鱼钩。鱿鱼被拉上船时，喷出温热、粘稠的墨汁，涂满了墙壁和地板。深海鱿鱼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它们利用氨来获得浮力，空气中因此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
晚上的工作最辛苦，从下午5点到早上7点，数百个保龄球大小的灯泡挂在船两侧的架子上，引诱鱿鱼从深海游到海面。灯泡发出的刺眼光芒在很多英里外都能看到，周围的黑暗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Anhar说：“我们一直在接受心理的考验。”
船长的宿舍在船的最上层；中国的管理人员睡在下面一层，中国水手睡在再下面一层。印尼工人睡在船舱底部。Aritonang、Anhar与另外两名水手共用一个房间。挂着袜子和毛巾的晾衣绳在房间里交错，地上到处都是酒瓶子，因为没地方扔。 印尼人的年薪约为三千美元，每捕到一吨鱿鱼再加20美元的奖金。每周，食堂会张贴一份每个人的捕获量清单，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有时，长官们拍着印尼水手的头，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生气时，他们会侮辱或殴打工人。工头也是印尼人，他会因为工人犯错而对他们拳打脚踢。Anhar说：“似乎我们没有任何尊严。”
中国船员偶尔会被允许在舰桥上使用卫星电话，但Aritonang和其他印尼人给家里打电话的请求被船长拒绝了。在船上呆了几个星期后，一个名叫Rahman Finando的水手鼓起勇气问他是否可以回家。船长说了“不”。几天后，另一名水手Mangihut Mejawati发现包括中国长官和水手在内的一群人在殴打Finando，这是对他请求离开这里而施加的惩罚。“他们殴打他的全身，还用脚踩他。”Mejawati说。其他的水手叫喊着让他们停手，几个印尼人也加入了打斗。最终，暴力结束了，但水手们仍然被困在船上。他们意识到自己已无法离开这艘船。Mejawati告诉我，“我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中国远洋船队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
在争议水域横冲直撞
早在哥伦布之前近百年，中国就已经主导了海洋。在15世纪，明朝皇帝朱棣派遣了郑和率领的舰队，环印度洋航行，包括战舰、骑兵马匹的运船、以及载有丝绸和瓷器的商船。这支舰队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拥有比欧洲早几个世纪的平衡舵和防撞舱壁等技术创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只舰队的规模才被欧洲海军超越。但在明朝，政治动荡导致中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十六世纪中期，乘坐多桅船出海被视作犯罪。在明朝舰队返港的同时，中国也失去了全球主导地位。正如《当中国称霸海洋》(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一书的作者Louise Levathes所说，“中国最辉煌的对外扩张时期之后，便是它最孤立的时期。”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远洋捕鱼——大多发生在某国的主权水域之外——被苏联、日本和西班牙垄断。随着苏联解体，加上范围不断扩大的劳工和环境法规，这些船队逐渐萎缩。然而，60年代以来，制冷、卫星技术、发动机效率和雷达都在不断进步。现在的船只可以在海上停留两年以上而无需着陆。因此，全球海鲜消费增长了5倍。
尤其是鱿鱼捕捞，随着美国人的胃口变大而增多。直到1970年代初，美国人还只是食用少量鱿鱼，主要是在沿海小餐馆里。然而，随着过度捕捞耗尽了其它鱼类资源，联邦政府鼓励渔民将注意力转移到数量还很庞大的鱿鱼上。1974年，一位名为Paul Kalikstein的商学院学生发表了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提出如果鱿鱼被裹上面包屑油炸，以掩盖它光滑的表面，美国人会更喜欢它。推广者建议称之为“calamari”。鱿鱼的意大利语，则让它听起来像一道高级美食(“Squid”被认为是水手们发明的“squirt”的变体，意思是鱿鱼墨汁)。到了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连锁餐厅开始供应鱿鱼。到今天，美国人每年会吃掉超过十几万吨鱿鱼。
1985 年，中国国企中国水产有限公司（C.N.F.C.）向几内亚比绍海岸派出了1949年以来第一支由13艘拖网渔船组成的远洋航队。当时，因为中国在沿海水域的大肆捕捞，自60年代以来，其海产品生物量已经下降了90%。曾任该公司总经理的张延喜认为，加入“世界远洋渔业强国行列”将为中国赚取利益，创造就业机会，供应国内人口，并维护其海洋权益。中国政府为首批船只举行了盛大的下水仪式，包括共产党高层在内的1000多人出席了仪式。一个宣传视频里，船员们被描述为“223名劈波斩浪的勇敢先锋。”
此后，中国开始大量投资船队建设。如今，中国每年远洋捕捞的海产品超过 50 亿磅，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鱿鱼。中国的海产品产业价值超过3500亿美元，目前占全球贸易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拥有远洋渔业的大部分产业——包括约20%的鱿钓船——并通过其远洋渔业协会监管其余部分。这些产业帮助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中国如今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海鲜。
中国船队也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建设了数十个港口——这个计划使中国成为南美、非洲和南亚基础设施发展的最大投资方。这些港口让中国得以逃避税收，并躲开检查人员的干涉。这些投资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2007 年，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付其港口建设费用（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负责建造工程）。斯里兰卡得到承诺说，这个项目可以挣回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贷款，但2017 年，濒临债务违约的斯里兰卡被迫达成一项协议，授予中国对其港口及周边地区长达99年的控制权。
军事分析家还认为，中国利用其船队进行军事监视。2017年，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公民个人和公司支持中国的情报工作。中国的港口采用国家物流平台（英文标识“LOGINK”），该平台可以追踪周边地区船只和货物的动向，包括美国海军舰船。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Michael Wessel对我说：“对美国来说，交出这些信息真的很危险。”(但中国政府驳斥了这些担忧，称 “美国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偏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还将其船队驶进争议水域。联合国在近期签署了一项公海条约，以保护国际水域资源。但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有意对其船只作业区域的资源提出主权要求。Ralby告诉我，“中国很可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远洋航队的存在，将转化为对这些水域某种程度的主权控制。”中国的一些船只伪装成渔船，但实际上形成了专家们所说的“海上民兵”。非营利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收集的研究数据表示，中国政府每天向其中一些船只所有者支付4500美元，以让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争议水域活动。
卫星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有几十艘船在台湾水域非法捕鱼，两百艘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捕鱼。这些船只帮助执行一种“使用非战争手段进行胁迫的‘灰色地带’行动”（美国国会研究处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称）。它们为中国油气勘测船护航，运送补给品，并阻拦外国船只。
有时这些船只被调用于集体行动。2018年12月，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和中国有争议的中业岛跑道并建造海滩坡道。九十多艘中国船只聚集在海岸边，推迟了整个工程。2019年，一艘中国渔船撞沉了一艘停泊在南海争议区域礼乐滩的菲律宾船只。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前大校周波最近警告说，此类冲突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中国政府拒绝就这些问题发表评论，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曾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秩序 ”的权力辩护）。C.S.I.S. 的高级研究员Greg Poling指出，争取争议水域的所有权与控制台湾的设想属于相同的计划。他说：“这些渔船的目标是夺回失去的领土，恢复中国昔日的荣光。”
“活人，死人，海上的人”远洋钓船上的气氛犹如地狱
中国远洋船队的信息并不透明。中国几乎不公开船只信息，有些船在海上一待就是一年多，使其很难接受检查。过去的四年里，我在一个调查小组的支持下，走访了中国最大的渔场：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福克兰群岛附近、冈比亚沿海以及靠近韩国的日本海。在被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登船与船员交谈，或停靠在船边，通过无线电采访官员。很多时候，船队会受到惊吓，拉起装备逃离现场。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用一艘更小、更快的快艇尾随其后，等离得足够近时，把装有大米、笔、香烟、硬糖和采访问题的塑料瓶扔上船。有几次，甲板上的人很快就写好了答案，把瓶子扔回水里，他们往往还写下家里人的电话号码。本报道就包括对他们的家人，以及至少20多名海陆船员的采访。
中国每年为其船队提供70多亿美元的补贴，以及后勤、安全和情报支持。例如，政府向船只发送全球主要鱿鱼群的规模大小，以及分布位置的最新信息，使这些船队能够协调工作。2022 年，我曾目睹一支约由260艘船组成的舰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的一片海域航行。当时船队突然拔锚，几乎同时向东南方向移动了一百英里。Skylight的负责人Ted Schmitt告诉我这很不寻常：“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国家的渔船不会如此大规模地合作。”2022 年 7 月，我的船停靠在浙普远98号的旁边。这是一艘鱿钓船，兼作海上医院，用于治疗生病的工人，而无需上岸。船长通过无线电告诉我：“工人生病了，就会到我们船上来。船上通常配有一名医生，并设有一间手术室、一台用于验血的专用机器，以及用于和中国医生进行视频会诊的远程会议系统。它的前身在过去五年里治疗了300多人。”
2022年2月，我与一个名为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的保护组织，以及一位名为Ed Ou的摄像师兼翻译一起，前往福克兰群岛附近的公海，在那里，我们登上了一艘中国鱿钓船。船长允许我和几名队员自由行动，只要我不对外提到他的船名。他一直待在舰桥里，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尾随。船上的气氛就像水上炼狱。船员由 31 人组成，他们的牙齿因为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而发黄，皮肤又灰又黄，双手因为锋利的齿轮和长期的潮湿，而变得浮肿和伤痕累累。他们大多面无表情地站在自动卷轴旁。这个场景让人想起斯基泰的哲学家阿纳卡尔西，他曾把人分为三类：活人、死人和海上的人。
当鱿鱼咬住钓线时，船上的卷轴会将其自动翻转到金属架上。然后水手们把它们扔进塑料筐进行分类。筐子经常溢出来，地板上堆满了没膝深的鱿鱼。鱿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半透明，皮肤中的淡红色逐渐褪去，有时会发出嘶嘶声或咳嗽声。鱿鱼的臭味和污渍几乎不可能从衣服上洗掉。有时，船员们把他们的脏衣服绑成一条通常有20英尺长的绳子，然后拖在船后的水里几个小时（来清洗）。甲板下，船员们对鱿鱼进行称重、分类和包装工作，以便之后冷冻。他们切开鱿鱼，把鱿鱼的舌头从嘴里割出来，成为鱼饵。厨房里的厨师说他的船上没有新鲜水果或蔬菜，问我们的船是否可以赠送一些给他们。
我们采访了两名身穿亮橙色救生衣的中国船员。因为害怕受到报复，他们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们一个28岁，另一个18岁，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海。他们签了两年的合同，一年挣大约一万美元，但如果因病或受伤缺勤一天，就会被扣3天的工资。年龄较大的船员讲述了他目睹一位船员被渔船上的重物砸伤手臂的情景。“有一次，跟着我们的长官被叫走了。”其中一名船员说，他们是被强行关押在那里。“快乐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们不想再待在这里，但我们没法离开。”他猜，如果允许的话，80%的人会离开这里。“这里就像与世隔绝，远离现代生活。”他说。
那位更年轻的船员看起来很紧张，他向我招手示意，让我走进一条昏暗的走廊。“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他说，“他们不会还给我们的。你能帮帮我们吗？”他开始在手机上打字，写道：“我现在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我还需要在船上工作，如果我透露太多信息，可能会带来麻烦。”他给了我他家人的电话号码，让我联系他们。他问道：“你能带我们去阿根廷大使馆吗？”就在这时，我的助手转过拐角走来，船员突然走开了。几分钟后，我和我的团队被送下了船。
上岸后我联系了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心痛，”他的姐姐，在福建教书的一名数学老师，在得知她弟弟的情况后说。她的家人不同意他出海，但他坚持要去。她不知道弟弟被囚禁，也无力阻止。“他还是太年轻了，”她说，“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离我们太远了。”
“慢性谋杀依然是谋杀” ： 因营养匮乏引发脚气病， 水手面临死亡威胁
2020 年 6月，“振发七号 ”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厄瓜多尔大陆之间的一片海域。这艘船属于荣成王岛海洋水产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山东的中型企业。在船上，Aritonang慢慢习惯了他的新生活。船长发现他有机械操作经验，就把他调到了机舱，那里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厨师准备了几盆米饭拌鱼作为他们的饭菜。印尼人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两包方便面。如果他们想要其它食物，比如咖啡、酒或香烟，价格会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船员们在这几周拍摄的照片里，他们拿着捕获的鱼摆着姿势，聚在一起喝啤酒庆祝。
Heri Kusmanto是Aritonang在船上的朋友之一。“在船上的最初几周里，Kusmantoi非常活泼。”Mejawati说，“他和我们大家聊天、唱歌、开玩笑。”Kusmanto的工作是把上百磅重的鱿鱼筐搬到冷藏舱。他有时会因为犯错而挨打。“他不敢还手，”一个名叫Firkran的水手告诉我，“他只会一动不动安静地站着。”船上的厨师经常打Kusmanto，为了躲开厨师，他只能趁厨师不在的时候，在厨房吃白米饭。Aritonang叫Kusmanto跟他一起吃饭，但被拒绝了。二月份开始，Kusmanto开始生病，他食欲不振，不再说话，主要通过手势交流。“他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Mejawati说。再后来，他的腿和脚开始肿胀疼痛，无法起身走路。
Kusmanto有患上脚气病的症状—— 一种因缺乏维生素B1(也称为硫胺素)而引起的疾病。它的英文名(Beriberi)来源于僧伽罗语单词beri，意为“虚弱”或“无力”。这种疾病通常是由主要由白米饭、方便面或小麦粉组成的饮食引起的。症状包括刺痛、烧灼感、麻木、呼吸困难，以及嗜睡、胸痛、头晕、意识模糊和严重肿胀。像坏血病一样，这种疾病在19世纪的水手中很常见。监狱、精神病院和难民营里也曾常出现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
脚气病在中国船上很普遍，部分原因是船员在海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而“转运”则为这一趋势提供了便利—— 船员捕获的鱼可以被卸载转运到冷藏运输船上，而无需返回岸边。中国船上通常会储存大米和方便面，以便长途航海，因为它们价格便宜，且不容易变质。但当人体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和剧烈运动时，需要补充更多的B1。船上的厨师还经常将米饭或面条与生的或醃的鱼混在一起，并把咖啡和茶作为饮食补充—— 所有这些都富含一种叫做硫胺素的酶，这种酶会破坏B1，加剧这一问题。
脚气病通常暗示了船员被监禁的生活和物资匮乏，因为这种病可以被避免的，也很容易逆转。一些国家(虽然不是中国)规定要在大米和面粉中添加B1。这种病也可以用维生素片治疗，如果静脉注射 B1，病人通常会在24小时内康复。但中国的船上很少备有B1补充剂。船长经常拒绝将生病的船员送回岸上，因为这样会损失时间和人力。由于浪太大，大型船只无法靠近其他船只以转移船员。有时，船员会被装进渔网或塑料篮里，沿着几百英尺长的滑索被送送往数百英尺远的地方，以便登上驶向陆地的船只。我和我的团队2013年至2021年间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二十多位工人患有脚气病相关的症状，其中至少有 15 人死亡。华盛顿特区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法医Victor Weedn说，让工人死于脚气病构成了过失犯罪。他说：“慢性谋杀依旧是谋杀。”
劳务中介跟Kusmanto签订的合同中包括：如果工人提前离职，他们和家人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并允许公司在招聘过程中没收工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他们的护照。如果工人未能支付罚款，公司可以保留这些证件——这些规定违反了美国和印尼的反人口贩运法。尽管如此，随着Kusmanto的病情恶化，当印尼船员问他是否可以回家时，船长拒绝了(荣成王岛公司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劳务中介的一名发言人将Kusmanto的病归咎于当事人自己，他写道：“在船上时，他又不洗澡，又不吃饭，只吃方便面。”
这艘船当时可能还在非法捕鱼，这可能使得Kusmanto的处境更加复杂。根据美国政府编写的一份未公开的情报报告，在此期间，振发七号违反中国法律，关闭船上的水下应答器长达15天。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靠近厄瓜多尔和秘鲁水域的时候；船长们经常暗中到其它国家禁止中国船只进入的水域捕鱼，比如厄瓜多尔的海域。 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Michael J. Fitzpatrick）告诉我：“除非当场抓获他们，否则这已经是能找到最确凿的证据了。” 荣成王岛公司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据了解，这家公司的船以前就被发现在未经许可的水域捕鱼；2020 年，振发七号的一艘姊妹船因非法进入秘鲁水域而被罚款，另一艘则被发现在朝鲜沿海非法捕鱼。将 Kusmanto 转移到另一艘船上。需要披露振发号的位置，而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指控。
到八月初的时候，Kusmanto变得神志不清，无法下床。其他船员要求对他进行治疗。最终，船长心软了，把他转到另一艘船上，这艘船把他带到了利马的港口。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迅速将他送往医院。“幸运的是，他接受治疗还不算太晚。”大使馆官员Rangga Yudha Nagara告诉我。康复后他被飞机送回了家(我们无法联系到Kusmanto对此发表评论)。与此同时，当时已经在海上呆了一年的其他船员越来越感到孤独。“他们最初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海上待8个月，然后船会靠岸。”Anhar告诉我，“事实是我们至今从未在任何地方着陆。”
中国非法捕捞破坏全球环境 也掠夺了贫穷国家的资源
“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动（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称，中国是世界上非法捕鱼最严重的国家。公海作业的成本高昂，以及执法力量的缺席，助长了在禁区捕鱼和使用非法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没有节制的捕鱼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全球三分之一的鱼类被过度捕捞，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曾经数量庞大的鱿鱼，如今在急剧减少。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割取鲨鱼鳍，但这种做法依然存在。中国船队经常捕捉双髻鲨、大洋白鳍鲨和大青鲨，售卖鱼鳍用于制作鱼翅汤。
2017 年，厄瓜多尔当局在一艘冷藏船上发现至少6000条非法捕获的鲨鱼。其他海洋物种也在遭受灭顶之灾。捕捞石首鱼（一种大型鱼类，其鱼鳔被用作珍贵的中药原料）的渔网，有时会缠住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海的鼠海豚最后使其溺死。据研究人员估计，目前世界上仅存大约10头鼠海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底拖网渔船队，这些渔船在海底拖网，将珊瑚礁夷为平地。海洋沉积物吸收了大量的碳，根据《自然》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底拖网的使用，每年会增加16亿吨碳排放，相当于整个航空业的排放量。
中国的非法捕鱼行为也掠夺了贫穷国家的资源。在西非沿海，中国拥有一支由数百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据估计，非法捕鱼给该地区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90亿美元。2017年，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的明确支持下对朝鲜实施了制裁，部分通过阻止其出售捕鱼权这一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但据联合国称，平壤继续通过授予非法捕捞权（主要针对中国渔民）赚取外汇——仅2018年就获利2.29 亿美元。知乎上的一则广告，显示了朝鲜军方签发的“无风险高收益 ”的无限制捕鱼许可证，写着“期待合作共赢”。中国似乎无法或不愿对其历史盟友实施制裁。
中国渔船的大量捕捞导致该地区鱿鱼数量锐减：自2003年以来，当地捕鱼量下降了约 70%。韩国渔民协会的领导人 Haesoo Kim 说：“我们被毁了。”朝鲜渔船被迫驶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遭遇风暴，或因发动机故障而被困，然后挨饿、受冻或淹死。每年大约有 100 艘朝鲜小型渔船被冲上日本海岸，其中许多载有渔民的尸体。这些水域中的中国船只经常被发现冲撞巡逻船。后来，韩国海岸警卫队向20多艘企图冲撞巡逻船的中国船只开火。
2019 年，我与一艘韩国鱿钓船同行，以便去到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海域交界处。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支中国鱿钓船队驶入朝鲜海域。我们与他们并肩而行，并出动无人机识别他们船的编号。其中一名中国船长鸣笛闪灯——用海事术语来说就是发射警告信号。由于我们是在韩国水域，而且距离合法，我们的船长保持了航向。这时，这名中国船长突然向我们驶来，进入将发生碰撞的轨道。我们的船长眨了眨眼睛，在距离这艘船30英尺时转向，避免了相撞。
当我联系中国外交部时，一名发言人告诉我，“中国一贯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并补充说，中国“一贯严惩”非法捕鱼。但他对中国是否派遣船只进入朝鲜水域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2020年，非营利组织“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利用卫星数据揭露，数百艘中国鱿钓船经常在朝鲜水域捕鱼。从那时起，中国已将这支非法船队的数量减少了70%。然而，这些渔船的工作时间和捕鱼量却有增无减。
振发七号上的悲剧：生病后被拒送上岸 印尼水手因耽误治疗而死
2021年元旦过后不久，振发七号绕过南美洲一角，在智利海域短暂停留。停靠的地方离海岸很近，手机可以接收信号。Aritonang走到舰桥，用手势和蹩脚的英语，问一名管理者能否借用他的手机。对方搓了搓食指和拇指，表示要花钱。Aritonang跑到甲板下，把他的一些香烟和零食卖给了其他船员，又借了一些钱，最后带着大概13美元回来，这为他买到了5分钟的时间。他拨通了父母的电话，母亲接了电话，听到他的声音非常激动。他告诉她，他会在七月前回家，并叫父亲来听电话。母亲告诉Aritonang，“他正在休息。”事实上，他的父亲几天前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但母亲不想在他出海时让他难过。她后来告诉牧师，她盼望着儿子回来。她说：“他想为我们盖房子。”
不久之后，这艘船在福克兰群岛附近的蓝洞(Blue Hole)抛瞄，英国和阿根廷在这里持续的领土争端，为船只提供了利用海上执法的漏洞。Aritonang越来越想家，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部分时候只吃方便面。Fikran说：“他似乎变得悲伤和疲惫。”那一年的一月，他患上了脚气病，眼白变黄，双腿肿胀，失去了行走能力。“Daniel的情况非常糟糕。”Anhar告诉我，船长拒绝让他接受治疗。“仍然有很多鱿鱼需要处理。”Anhar说，“我们当时正在执行任务。” 那年2月，船员们把捕获的鱿鱼卸到了运往毛里求斯的冷藏箱里。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船长拒绝将Aritonang也送上岸。
不到五天，Aritonang再也站不住了。他痛苦地呻吟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印尼船员们再次来到舰桥上，与船长Haijun对峙，威胁说如果不给Aritonang提供医疗救助，就发起罢工。“我们都反对船长。”Anhar说。最后，在3月2日，船长默许将Aritonang转移到一艘名为Marlin号的油轮上。Marlin号的船员用小艇把Aritonang带到港口后，把他扔在那里就离开了。一名为中国船队工作的船舶代理人给当地医院打了电话，救护人员赶到时，发现Aritonang孤零零地躺在码头上。
Jesica Reyes是蒙得维的亚为数不多的巴哈萨语翻译之一，振发渔业公司请她去急诊室帮助医生与Aritonang沟通。Reyes今年 36 岁，她在一家深受印尼船员欢迎的网吧工作时，自学了巴哈萨语。他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 “姆巴克”，意思是“小姐姐”或 “大姐姐”。从2013 年到2021年，大约每隔一个半月，就会有一艘渔船（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渔船）在蒙得维的亚卸下一具尸体。最近一次晚餐时，Reyes告诉我，她已经帮助了数百名需要帮助的水手。她描述说，有一名水手因牙齿感染而死亡，因为他的船长不愿带他上岸。她还告诉我，还有一名患病的水手，在下船后，当地机构并没有送他去医院，而是把他关在酒店房间里，直到他去世。她说：“我可能不应该发问，比如‘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真正的医生？’”
在接到有关Aritonang的电话时，Reyes被告知他“肚子疼”。然而，当他被送到医院时，她看到他的眼睛和脖子周围有瘀伤，身体一侧有烧伤的痕迹。到达医院后，她发现他无法动弹。他低声告诉她，他在船上时，脖子被绑着被人殴打（其他水手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也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受的伤）。Reyes打电话给渔业公司，说：“这个人浑身是伤！你怎么能说这是肚子疼呢？” Reyes偷偷拍下了他的情况，尽管这是被禁止的，因为她太震惊了。Reyes告诉我：“他的情况太糟糕了。”
在急诊室里，医生为他输液时，Aritonang颤抖着哭着问Reyes：“我的朋友们呢？” 他低声说：“我很害怕。” 三小时后，医生在急诊室外面告诉她Aritonang已经死了。Reyes告诉我：“我为此非常生气。”我接触到的船员们也很愤怒。Mejawati说：“我们真的希望，可能的话，船长和所有主管都能被抓捕、起诉，或监禁。”Anhar是Aritonang最好的朋友，那年5月，他在新加坡从振发七号下船后才得知Aritonang的死讯。他说：“我们都崩溃了。”我们说话时，他还提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Aritonang的衣服，他答应要为他带回家。
远洋捕捞船上，暴力与奴役频频发生 虐待船员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捕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据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有数量巨大的船上工人死亡——而中国的捕鱼船队是最残忍的。招聘者经常瞄准贫穷国家和中国内陆的绝望男人。“如果你负债累累，你的家人对你避之不及。如果你不想被人看不起，关掉手机，远离陆地。”一则在线广告写道。
根据法庭文件和中国新闻媒体的调查，一些被招募者受到了承诺利润丰厚的合同的诱惑，但发现自己必须提前支付一系列费用，这些费用相当于几个月的工资，用于支付旅行、工作培训、保险、床上用品，以及船员证书、食品和防护工作服等费用。 工人往往不得不从劳务中介那里贷款，这让他们负债累累而不得不接受奴役。一旦上船，工人往往会发现这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无薪加班、营养不良、缺乏安全规范，频繁的殴打。但是，合同中往往包括离职惩罚，许多公司还会没收工人的护照，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困境。即使是那些愿意冒着被处罚风险的工人，有时也会被囚禁在船上，无法返回陆地。
2021年，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采访了100多名印尼船员，发现大约97%的人的证件被没收或经历过债务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偶尔也会有工人向当局报警。2014年，28名非洲工人从停泊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中国鱿鱼钓船“佳德1号 ”上下船。其中几人控诉在船上遭到殴打，脚踝上有带过脚镣的痕迹。其中 15名船员被送往医院（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2020 年，几名印尼船员拨打热线电话，控诉在海上遭到毒打，并报告说，船上的一个冷藏室里有一具尸体。随后的尸检显示，该男子身上有累积的瘀伤、疤痕和脊柱损伤。印尼当局以贩卖劳工罪，判处劳务中介的几名主管一年以上监禁(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中国的船上，虐待劳工是公开的秘密。一位中国水手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里的生态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细节。2013年5月，他向一家中介支付了两百美元的招募费，中介将他派往一艘名为津汉渔4879号的船上。船员们被告知，上船的前十天是试用期，之后他们就可以选择是否离开，但这艘船却在海上航行了一百零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你们就是奴隶，随时随地都要工作。”他写道，长官们在用餐时能吃到肉，但水手们只能吃到骨头。“铃声一响，你们就必须起床，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清晨，不管风有多大，雨有多密，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这艘船的所有者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11 年，一艘名为鲁荣渔 2682号的鱿钓船上发生哗变，使得公众不得不重新审视渔船上的工作环境。据一名水手说，船长李承权是个“身材高大、脾气很坏的人”，他曾将一名惹怒他的工人的眼睛打到淤青。开始有传言说，工人们并没有拿到被承诺的7000美元年薪。相反，他们每捕获一磅鱿鱼可获得约4美分的收入，这比7000美元的年薪少得多。九名船员将船长扣为人质，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船上陷入了派系纷争。有人在夜间失踪，一名船员被绑起来扔到海里，还有人砸坏了船上的一个阀门，船里开始进水。船员们最终设法恢复了船上的通讯系统，并发出了求救信号，引来了两艘中国渔船的援助。最初的33 人中只有11人回到了岸上。其中五人，包括哗变的主要领导者和船长，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这就是著名的“太平洋大逃杀案（编辑注）”。
美国、韩国和泰国船只上也有贩卖劳工的记录，但中国的船队可以说是最糟糕的犯事者，而且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遏制违法行为。我的团队发现，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向至少一家渔业公司提供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补贴，而这家公司名下的船只里，至少有50艘船只涉嫌渔业犯罪或造成船上人员伤亡——其中有些伤亡可能是危险的劳动环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最近表示，中国船队的运营 “符合法律法规”，并指责美国 “以环保和人权的名义将渔业问题政治化”）。
最近，中国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改变。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平息异议，而不是追究企业责任。2017 年，在菲律宾船员和中国船员之间发生持刀斗殴，导致一名工人死亡后，中国政府在秘鲁的钦博特成立了第一个针对渔业工人的共产党支部，旨在加强他们的“精神寄托、生活支持和生产保障”。一些沿海城市的当地警方已开始使用卫星对船只进行实时监控，并直接与工人沟通。2020 年，秘鲁附近一艘船上的中国船员发起罢工，公司联系了警方，警方通过卫星与船员直接通话。一名警官向工人解释说，他们可以返回秘鲁的岸上，然后飞回中国，但他们必须支付机票费用。他问道：“如果你们现在辞职，会不会觉得亏了？”之后，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
全球海鲜供应领域 难逃中国强迫劳动的阴影
当我在这些船上报道时，暴力和被奴役的故事在我面前一幕幕浮现，甚至不需要我刻意寻找它们。今年，我收到了一段2020年公布的视频，视频中，两名菲律宾船员诉说他们的遭遇，说他们生病了，但被阻止下船。其中一人恳求道：“请救救我们。我们在船上生病了，船长不肯送我们去医院。” 那年夏天，有三名水手死亡，至少有一具尸体被扔到了海里(将这些工人安排上船的劳务中介PT Puncak Jaya Samudra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船运公司也没有回应）。2020 年，在印尼雅加达的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六七个年轻人，他们告诉我，2019 年，一个名叫Fadhil的年轻水手死在了他们船上，因为船长拒绝带他上岸。另一名水手Ramadhan Sugandhi说：“他请求回家，但没被允许。(船运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他的中介机构 PT Shafar Abadi Indonesia对此 也没有回应）。”2023年6月，一个瓶子被冲到了乌拉圭马尔多纳多附近的海岸上，瓶子里似乎是一名绝望的中国水手的留言，上面写道：“你好，我是鲁青远渔765号船上的船员，我被公司关了起来，如果看到这张纸，请帮我报警！S.O.S. S.O.S.” (但船东青岛颂海渔业公司表示，这些说法是船员编造的）。
Reyes，那位巴哈萨语翻译帮我联系上了Rafly Maulana Sadad，他在鲁荣远渔978号船上工作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然后他又马上回去拉网，最后晕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床上。船长拒绝带他上岸，他在船上度过了五个月，病情不断恶化。Sadad的朋友们帮他喂食和洗澡，但他神志不清，经常躺在自己的尿里。Sadad去年告诉我：“我连说话都很困难。我感觉自己好像中风了什么的。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 2021年8月，机长把Sadad送到蒙得维的亚，他住了十天院后乘飞机回国。(萨达德所在船只的所有者荣成市荣远渔业有限公司，和其中介PT Abadi Mandiri International 均未理会我们的置评请求）。Sadad在印尼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时，他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他说：“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
与供应原料的船只一样，中国的海鲜加工厂也依赖于强制劳动。过去三十年来，朝鲜政府一直要求本国公民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工厂工作，并将其收入的 90% ——数亿美元——存入政府控制的账户。劳工通常被迫生活在与世隔绝和不卫生的环境中，并被禁止与他人交流。联合国的制裁禁止这种做法，但据中国政府估计，去年仅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城市，就生活着多达8万名朝鲜劳工。根据人权机构“朝鲜人权委员会（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的一份报告，这些人中至少有四百五十人在海产品加工厂工作。中国政府在互联网上几乎完全删除了有关这些工人的信息。但是，当在抖音上搜索“朝鲜美女”时，我们发现了几十个视频，似乎全都是海鲜加工厂的女工，大多是由盯着她们看的男员工发布的。一位中国网友评论说，这些女工 “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很自律！” 但另一位评论者指出，这些工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否则 “她们的家人会遭殃”。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还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监督镇压，建立了大规模的看守所，强迫被拘留者在棉田、番茄农场和多晶硅工厂工作。最近，为了分裂维吾尔族族群及提供廉价劳动力，政府将数百万维吾尔族人转移到全国各地的公司工作。工人们住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宿舍里，由身着制服的保安监管。一名维吾尔族工人说，他的宿舍经常被搜查，如果发现《古兰经》，书的主人可能会被送回劳改营。
通过搜索公司业务通讯、年度报告和国家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团队发现，过去五年中，至少有1000多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派去至少十家海产品加工厂工作。一些人在那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当地共产党官员说，在同一家海鲜加工厂工作的少数民族成员属于同一个“模范大家庭”，他们要通过学习来加深 “民族团结教育”。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教授Laura Murphy认为：“这些举措是在抹杀维吾尔族文化、身份、宗教，当然还有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彻底改变整个族群。” (中国政府从未回应我们多次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族人和朝鲜人在海产品加工业被强迫劳动的问题）。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禁止进口使用朝鲜和维吾尔族劳工生产的商品。近年来，在其它行业——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制造——使用此类劳工的情况屡见不鲜，美国因此没收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然而，我们发现，雇佣维吾尔族和朝鲜族劳工的公司，最近向数十家美国进口商出口了至少47000吨海产品（当中17% 的鱿鱼被出口到美国），这些进口商包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公立学校食堂供货的一些公司。人口贩运法律中心（Human Trafficking Legal Center）创始人兼总裁Martina Vandenberg告诉我：“这些真相被披露，给整个海鲜行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中国不欢迎有关这一行业的报道。2022 年，我在莫多克（Modoc）号上度过了两周，这艘船当时在南美洲沿海巡视中国的游钓船。莫多克号是一艘前美国海军船，现在被非营利组织 Earthrace 用作巡逻船。当我们驶回加拉帕戈斯的一个港口时，一艘厄瓜多尔海军船停在我们旁边，船上的一名军官说，我们再次进入厄瓜多尔水域的许可已被吊销。“如果你们现在不掉头，我们就会登船逮捕你们。”他让我们驶向另一个国家，但我们的船上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经过两天的谈判，我们获准短暂地进入港口，厄瓜多尔武装人员登上我们的船。他们声称，我们的船只许可证提交不当，而且在驶离国家水域时略微偏离了批准航线。这种违规行为通常只会受到书面警告。但是，据Fitzpatrick大使说，中国政府曾联系了几位议员，对被他们描述为从事秘密行动的类似军舰的船队表示担忧。当我询问时任厄瓜多尔外交部长的 Juan Carlos Holguín时，他否认中国参与其中。但Juan Carlos Holguín告诉我，厄瓜多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非常谨慎，部分原因是厄瓜多尔欠了中国很多债。“中国不喜欢莫多克号。”他说，“但最主要的是，中国并不欢迎媒体对他们的鱿钓船做更多报道。”
死去的年轻船员终于魂归故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母亲建起了房子
Aritonang死后第二天，Reyes向海岸警卫队提交了一份报告，并给警察看了她拍的照片。“他们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她说。一天后，当地验尸官进行了尸检。“有身体虐待的痕迹”，报告上写道。我把报告送给了法医病理学家Weeden，他告诉我报告显示了一些遭受暴力的迹象，但未经治疗的脚气病似乎是导致死亡的原因。Nicolas Potrie是印尼驻该市领事馆的负责人，他回忆起接到检察官电话时的情景。检察官告诉他：“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些暴力痕迹——每个人都看到了。”(荣成王岛公司的一位代表说，该公司没有发现船上发生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他称：“船上没有发生任何关于你们所称的虐待、侵犯、侮辱人格、身体暴力或扣发工资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补充称，他们已将此事移交给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但该协会没有回复我们提出的问题)。
Potrie要求进一步调查，但似乎没有进展。Morales拒绝告诉我调查是否已经结束。2022 年3月，我在蒙得维的亚的办公室拜访了外国渔业代理商会(Chamber of Foreign Fishing Agents)主席Aldo Braida，该商会代表了在乌拉圭与外国船只合作的公司。他驳斥了停靠在该港口的中国船上船员受到虐待的说法，称其为 “假新闻”，并声称 “这里面有很多谎言”。他跟我说，如果有船员受到身体虐待，乌拉圭当局会发现的，而且当人们共处在狭小的空间里时，很可能会发生打斗。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社会。”
乌拉圭当局没有什么动力进一步调查中国船队，因为中国为该地区带来了利润丰厚的业务。例如，2018 年，一家中国公司在蒙得维的亚购买了一块七十英亩的土地，提出了一项耗资两亿美元的“巨型港口”建设计划，包括两个半英里长的码头，一个免税区，一个新的制冰厂，以及一个造船厂和一个加油站。乌拉圭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引进中国投资。当时的乌拉圭总统Tabaré Vázquez试图绕过宪法里需要三分之二议员投票表决才能通过的规定，下达总统行政命令建设港口。在阿根廷从事海洋研究的Milko Schvartzman说：“有这么多钱摆在桌面上，政客们开始钻法律的空子来攫取这些钱。”因为几千人上街游行，抗议外资对港口的所属权，最后该计划被取消。乌拉圭政府最近宣布，它将在原计划附近建造另一个港口，也许会引进外国投资。据报道，中国外交官王刚表示，中方有兴趣参与管理该项目。
渔业很难受到监管。美国消费的大部分海鲜都是由中国公司捕捞或加工的。美国制定了各种供应链法律，以防止美国进口与非法劳工行为有染的产品，包括那些被定义为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和血汗工厂加工的产品。但中国并不情愿透露其捕鱼船队和加工厂的详细情况。2022年7月，在加拉帕戈斯附近的一艘中国船上，一名甲板工人打开甲板下几层的冷冻库，向我展示了一摞摞装在白色袋子里的冷冻鱼。他解释说，他们不在袋子上标注船名，方便捕获的海鲜在船与船之间自由转移。这样，海产品公司就可以隐藏他们与有犯罪历史的船只之间的联系。
在另一艘船的驾驶台上，一位中国船长打开了他的航海日志，上面理应记录下这艘船的捕获量。但是除了前两页外，其余都是空白。他说：“没人会保留这些东西。”陆地上的工作人员稍后可以逆向分析这些信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负责强迫劳动项目的前经理Kenneth Kennedy说，美国政府应该禁止从中国进口海鲜，直到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供应链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虐待。“美国充斥着受犯罪行为污染的海鲜。”他说。
只要美国消费者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都不太可能改变。为了记录这个系统中的漏洞，我的团队通过卫星跟踪船只，观察它们将捕获的海鲜转移到冷藏船上。然后，我们跟踪这些船返回港口，并与中国的一个调查小组一起拍摄了他们将渔获物转运到卡车上的过程，随后跟踪卡车前往加工厂。我们发现，振发七号的转运公司雇用了至少 170 名从新疆转来的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工人。至少有六家加工厂向数百家美国餐饮连锁店、杂货店和餐饮服务公司出口大量海鲜，其中包括Costco、Kroger、H Mart、Safeway 和 Performance Food Group。(这些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21年4月22日，Aritonang的遗体从蒙得维的亚空运到雅加达，然后被装进一个擦得发光的放着耶稣像的木棺里，运往他位于Batu Lungun的家中。一群村民在路上列队悼念，Aritonang的母亲看到灵柩后嚎啕大哭，昏厥过去。家人选择不打开棺材，因为他们害怕看到棺材里躺着的人。第二天，家里人举行了葬礼，Aritonang被安葬在离他父亲几英尺远的地方，墓地离教堂不远。他的墓碑是由两块木板拼成的一个十字架。当晚，签下Aritonang的劳务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他家，商讨当地人口中所称的“和平协议”。Anhar说，这家人最终接受了约两亿卢比（约合 1.3 万美元）的赔偿金。Aritonang的家人不愿与我谈论船上发生的事情。他的哥哥Beben告诉我：“作为丹尼尔的家人，我们已经与船上的人达成和平协议，让他离开了。”
去年，在Aritonang去世 13 个月后，我与他的家人聊了聊。他的母亲Regina Sihombing和儿子Leonardo坐在客厅的豹纹地毯上。Sihombing抱歉地说，家里没有安装家具，除了地板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坐。她解释说，房子是用赔偿金翻修的——最后，Aritonang还是把父母的房子修好了。当话题转到他身上时，母亲开始哭泣。她说：“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Leonardo安慰她：“别难过。这是他的命数。”
揭秘中国在全球海域发展和控制渔业的动机以及方法。请点击观看视频：
文中小标题为歪脑添加。感谢方解的翻译以及校对。
第 二 章：海岸上的罪行
维吾尔族人被迫加工渔产品
全球海鲜供应链遭污染
本报道与“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合作完成，得到Joe Galvin, Maya Martin, Susan Ryan, Daniel Murphy 以及 Austin Brush的帮助。
刚刚过去的这个四月，一个阴天的早晨，80多名身穿统一红色风衣的男女，整齐地排成一列，站在新疆喀什市的火车站前。
他们都是维吾尔族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站在那里，脚边放着行李箱，观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行的送别仪式。活动视频显示，一名身着传统服装的妇女在舞台上旋转。一条横幅上写着 “促进大众就业，创建和谐社会”。视频结尾，航拍镜头缓缓拉远，画面上一列列火车正等待着将维吾尔族人运送至全国各地。在那里，他们将会被安排工作。
这正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维吾尔族人送到中国各地，并将他们安排在主要的产业工作。“这是一个控制和同化的策略 。”研究新疆拘禁营问题的人类学家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说道，“它旨在消灭维吾尔文化。”
进一步来说，该计划也是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旨在驯服这个历史以来不安分的民族。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新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也有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回族和蒙古族。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都有维吾尔族人发动叛乱，并在 2008 年和 2014 年炸毁了当地的警察局。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开展了一项广泛的迫害计划，在该计划里，中国的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少数群体，可能会因在葬礼上朗诵《古兰经》经文或留长胡须等行为而被拘留数月或数年。政府还大规模逮捕维吾尔族人，并将他们关进 “再教育 ”营，在那里他们经常遭受酷刑、殴打和强制绝育。在这些项目最猖獗的时候，有一百万到两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再教育营”里。美国政府将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描述为一种种族灭绝。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将维吾尔人转移到新疆以外的地区工作，这是在后来被称为“援疆计划”的一部分。2014 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指出，该计划将促进“充分就业”和 “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但中国的学术出版物却将其描述为 “破解 ”维吾尔族社会 “阶层固化”的一种方式。该项目也为中国的主要产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在新冠疫情之后，由于封城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这种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据中国政府统计，2014年至2019年间，中国政府每年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转移新疆总人口的10%以上，约250多万人。其影响是巨大的：据中国政府统计，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的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被转移的维吾尔族人被安排从事棉花收割、多晶硅工厂劳动、纺织品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等工作（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有关该计划的问题未作回应）。
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该法律规定，所有“全部或部分”产自新疆或由新疆少数民族工人生产的产品，均被视为涉及强迫劳动所得，因此禁止进入美国。这项法律已产生显著影响：在过去一年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与新疆有关的商品，包括电子产品、服装和药品。
然而，至今仍有一个行业未受到足够关注，那就是海产品行业。美国约 80% 的海产品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根据阿拉斯加鳕鱼生产商协会（Genuine Alaska Pollock Producers）的数据，美国公立学校供应的鱼条有一半在中国加工。然而，由于渔船、加工厂和出口商之间的多次交接，各国难以追踪进口海产品的确切来源。此外，外国记者通常被禁止在新疆进行报道，中国互联网上有关维吾尔族劳工的信息，也常被审查人员删除。
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法外海洋项目（The Outlaw Ocean Project）在过去四年里进行了广泛调查，首次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体系。这个体系为全球提供了大量海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加工中心—— 山东省。为了核实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工的海产品加工厂的位置，项目研究人员审阅了数百页公司内部通讯、当地新闻报道、维吾尔族证词数据库、贸易数据以及卫星和手机图像。他们还观看了上传到互联网上的数千段视频，其中大部分来自抖音（TikTok的中文版），并验证了发布者最初是在新疆注册的。此外，他们邀请专家分析了视频中使用的语言，并派遣调查人员实地考察了部分工厂。
法外海洋项目审查的所有现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令人深感忧虑的情况。 一位处理维吾尔族劳工问题的律师Sarah Teich说：“这项关于海产品和劳动力转移计划有关的发现，直接将维吾尔族所遭受的虐待行为与全球消费者联系在了一起。”
疫情造成“巨大生产压力” 被“转移”的新疆劳动者
转移工作通常始于一次敲门。随后，由当地党员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入户开展“思想工作”，劝说维吾尔人自愿参与政府项目，其中一些项目涉及迁居。
官方声称维吾尔族工人对就业机会心怀感激，这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属实。然而，喀什地区维稳指挥部 2017 年的一份机密内部指令揭示，拒绝工作调动者可能面临拘留。曾兹（Zenz）透露，一位喀什妇女因需照顾两个幼子而婉拒工厂工作分配，结果遭到拘留。另一名拒绝调职的妇女则因“不配合”被投入牢狱。
新招聘的工人被集中起来后，会获得工作岗位。今年2月，1400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西南部一个前拘留营参加了一场“招聘会”。一段类似活动的视频显示，人们在身着军装的官员监督下签署合同。大多数人通过火车或飞机被转移。世界500强企业新疆中泰集团最近组织了10万名工人转移至和田地区。（中泰集团未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有时，转移劳动力的动机源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2020年3月，中国领先的海鲜捕捞和加工企业之一赤山集团发布了一份内部简报，描述了疫情造成的“巨大生产压力”。同年10月，当地公安局反恐支队和负责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党员干部，两次与企业高管会面，讨论如何为企业寻找更多劳动力。随后不久，赤山公司同意加快向其工厂转移劳动力。赤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善强（Wang Shanqiang）在一份企业通讯中表示：“公司期待着新疆农民工早日到来。”（赤山集团未回应置评请求。）
“你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我别无选择”
由于被派往工厂的维吾尔人受到严密监视，了解他们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和视频。许多人初到山东时都会在海边自拍。新疆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
一些人在视频中发布了歌词哀婉的维吾尔族歌曲。这些歌词表面上可能没有特殊含义，但据伊斯坦布尔科奇大学的研究员Yalkun Uluyol 称，这些歌词有时可能传达了旨在绕过中国审查机构的隐秘信息。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2022年3月，一名维吾尔族中年男子在前往山东一家海产品加工厂工作途中，拍摄了自己坐在机场候机厅的画面，并配上了歌曲《我要走了》（Kitermenghu）。他在视频中刻意剪掉了一段歌词，这段歌词对熟悉这首歌的人来说意义深远：“现在我们有敌人了，你要小心。”
一名女性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她戴着海产品公司的头巾。视频配音道：“是什么让我们远离父母和家乡，让我们终生遗憾，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奴隶？没错，就是金钱。”
在一个视频片段中，工人们正将海产品装进纸箱，背景音说道：“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战胜一个远比你强大的对手，一个曾经压迫、歧视和羞辱你的敌人。”
在一些视频中，工人们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其中一段视频展示了两名维吾尔族男子在鱼类包装生产线上工作，背景音乐是抖音上常用的配乐。
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一个月能拿到多少工资？”
“三千。”第二个人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不开心？”
“因为我别无选择。”
2021年，烟台三江水产的少数民族工人参加工厂的政治教育课程，这是中国政府强制劳动制度的常见组成部分。（烟台市统战部 / 法外海洋项目）
“强迫劳动”污染全球海产品供应链 但社会审计几乎完全失效
海产品供应链是出了名的难以参透。为了检测强迫劳动的情况，公司通常依赖于“社会审计”服务。在这种审计中，检查人员会实地考察工厂，以确保其遵守私营部门的劳工标准。
然而，社会审计通常会提前通知，这使管理人员能在检查时隐藏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即便对工人进行访谈，他们也可能因惧怕报复而不敢如实回答。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教授Sarosh Kuruvilla分析全球超过4万份审计报告时，发现近半数报告是不可靠的。他表示：“这个审计工具已经完全失效了。”
2022年5月，顶级审计公司之一SGS的社会审计员参观了山东海伯集团的工厂，未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然而，法外海洋项目的调查显示，2021年有超过170名新疆人在海伯工作，2022年里约半数维吾尔族工人定期在该厂发布抖音视频。审计人员参观当天，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工人在抖音上发布了工厂宿舍和装卸区附近的自拍。（海伯工厂的一位代表在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是一家依法依规经营的公司。”海伯集团工厂的代表未回应置评请求。）
这不是个别事件。在调查中，法外海洋项目发现另一名维吾尔族人在工厂通过社会审计后几天内，就发布了自己在工厂的视频，以及在审计后几周内拍摄的其它视频。项目还发现，在我们调查的与维吾尔族劳工有关联的中国出口商中，有半数通过了全球领先审计公司的审核。
甚至一些获得”可持续发展”认证的公司也牵涉其中。调查显示，我们调查的所有使用新疆强迫劳工的海产品工厂，都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的认证（海洋管理委员会公共关系负责人Jo Miller 承认，该公司依赖社会审计，而这种审计存在“重大局限性”）。
使用维吾尔劳动力的海产品 进入美国多家著名超市
在调查中，法外海洋项目发现，自2018年以来，中国至少有十家大型海产品公司使用了超过1000名维吾尔族劳工。这期间，这些公司向美国运送了逾47000吨海产品。美国进口商购买了这些工厂的海产品，其中包括 High Liner Foods（该公司的发言人表示，与该公司合作的工厂已于2022年9月接受了第三方审计）。
由于海产品在运输的各个阶段可能混杂在一起，很难确定任何一批海产品的最终去向。然而，从使用维吾尔劳动力的工厂进口产品的美国公司，将产品送到了全国各地的超市，包括沃尔玛、好市多、克罗格和阿尔伯森。（沃尔玛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期望所有供应商遵守我们的标准和合同义务，包括与人权相关的标准和义务”。阿尔伯森的发言人称，他们将停止从High Liner Foods购买某些海产品。好市多和克罗格未回应置评请求。）
这些进口商还向全球食品服务巨头 Sysco 供应海产品，该公司为全球超过四十万家餐馆提供货源（Sysco 的发言人表示，其供应商“烟台三江水产有限公司”从未接收过国家强制劳动转移计划下的任何工人。此外，烟台三江水产于 2022 年 9 月成功通过了第三方审计机构以 SMETA 社会审计标准进行的审核）。
此外，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政府从与维吾尔族劳工有关联的进口商处购买了价值逾两亿美元的海产品，供公立学校、联邦监狱和军事基地使用（农业部发言人表示，联邦机构必须从美国水域采购海产品；然而，监督组织指出，由于豁免政策，大部分海产品实际上来自中国）。
美国不是唯一进口与新疆劳工相关海产品的国家。法外海洋项目确认，这些海产品还出口到了其它36个国家。
针对美国的这种情况，专家建议调整联邦海产品进口监控计划。该计划旨在发现和打击非法捕捞，要求进口商详细记录其产品。然而，包括鱿鱼和鲑鱼在内的几种关键物种未被纳入监测范围。此外，该计划也未要求企业披露工人信息。
朱迪·吉尔哈特（Judy Gearhart）在美国大学问责研究中心工作，她认为应扩大该计划背后的法律范围，迫使中国公司及其美国买家提供更多关于中国加工厂工人的详细信息。维吾尔族专家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呼吁企业开展更有效的人权尽职调查，以检测中国实施的强迫劳动。人权机构“反奴隶制国际”的克洛伊·克兰斯顿（Chloe Cranston）表示：”在要求企业进行基本检查以侦测新疆强迫劳动和其它形式的剥削方面，美国在全球竞赛中落后了。”
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斯坦伯格（Robert Stumberg）表示，关于维吾尔族劳工的法律”非常有力”。美国政府已经将该法律应用于太阳能电池板、汽车零部件，以及电脑芯片、棕榈油、糖和西红柿等产品。斯坦伯格认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很明确。
“下一个应该是海产品。”他说。
维吾尔人被“劳动力转移”至中国沿海的海产品加工厂工作。这些工厂为美国及欧洲的许多大型超市和餐馆供应产品。请点击观看视频：
注：文中小标题为歪脑添加。感谢Sophia的翻译以及校对。
第 三 章：边 境 上 的 罪 行
禁闭 、孤独、低薪以及性暴力 全球海产品背后的朝鲜工人
本报道与“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合作制作。Joe Galvin、Maya Martin、Susan Ryan、Jake Conley、Austin Brush 和 Daniel Murphy 提供了素材。
2023年2月，中国丹东。东港市金辉食品有限公司——当地一家海产品加工企业，举办了一场庆祝派对。这一年公司取得了显著成功：在丹东的工业园区内，公司新建了一座大型工厂，出口到美国的鱿鱼数量翻倍。该公司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使用朝鲜工人。这些工人被朝鲜政府派遣到中国工厂，在被限制自由的条件下，为其政府创收。从公司发布的视频上可以看到，机器上贴着朝鲜语的标签，工人们则用朝鲜话讲解如何清洗和为鱿鱼称重。
活动上播放的一个视频，展示了无人机航拍的画面：一个占地21英亩、被围墙环绕的园区。园区内有加工和冷藏设施，还有一栋七层高的工人宿舍。一位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海产品贸易商估计，公司目前雇用了约50至70名朝鲜工人。当视频上传到网上后，一位评论者——可能因为知道中国公司雇用朝鲜劳工是非法的，而感到困惑——问道：“你们不是不允许拍摄这个吗？”
金辉工厂与许多其它工厂一样，依赖于朝鲜一个大规模强迫劳动项目（金辉未回应置评请求）。该项目由朝鲜政府的秘密机构“39号室”管理，该机构同时负责监督海外刺杀、洗钱、核与导弹计划以及网络攻击等活动。自2012年起，朝鲜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工人，当年超过4万人获得特别签证。工人薪酬的一部分被政府扣除，用于支持“39号室”的活动，并为党内官员提供重要外汇来源。2017年，联合国估计，朝鲜通过该项目每年获利12至23亿美元。
同年，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试验后，联合国实施了各种制裁，禁止外国公司使用朝鲜工人。理由是这些工人的劳动是被强迫的，他们的工资用于资助朝鲜政权。美国也通过了一项严格的法律《通过制裁打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对进口与朝鲜劳动有关产品的公司处以重罚。该法设立了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将朝鲜人的工作归类为强迫劳动，除非能证明情况相反。然而，中国仍继续大量引进朝鲜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据美国国务院估计，目前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超过十万。这些工人主要在建筑公司、纺织厂和软件公司工作，许多人还参与海产品加工。根据中国政府2022年无意中在线发布的统计数据，仅在海产品产业中心丹东市就有多达8万名朝鲜工人。
2023年，我与一个研究员团队合作，记录了该行业使用朝鲜工人的情况。我们分析了泄露的政府文件、公司宣传材料、卫星图像、在线论坛和当地新闻报道。我们还观看了数百个在抖音、哔哩哔哩（中国的视频分享网站）和微信（流行的中国消息平台）上发布的手机视频。一些视频明确提到了朝鲜人；对于其它视频，我们请专家分析其中的朝鲜口音、语言使用和文化标志。尽管在中国进行报道对西方记者来说格外困难，我们还是派遣了中国调查人员前往工厂实地考察，与经理交谈，并拍摄了生产线的图像。
这些工人，大多是女性，描述了工厂中普遍存在的囚禁和暴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围起的院子里，由保安看管。据几名工人描述，他们因工作不够卖力或不服从指令而遭管理人员掌掴和殴打，并被警告逃跑将受严惩。一名工人在信中写道：“他们反复强调，如果逃跑被抓，就会被杀得尸骨无存。”几乎所有工人都提到遭受管理人员的肆意性侵。“他们会说我‘可以上’”，另一位工人告诉我，“然后突然抓住我的身体，摸我的胸部，把他们的脏嘴贴在我嘴上，非常恶心。”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2017年以来，至少有15家海鲜加工厂共雇用了超过1000名朝鲜工人。这些工厂加工的海产品，大部分最终进入了美国市场。中国官方否认这些工人在中国，但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们很容易辨认，”一位丹东居民在哔哩哔哩的评论中写道，“他们都穿统一的制服，有一个领队，而且非常听从指挥。”
2023年末，我团队的一名调查员访问了东港市海萌食品有限公司的这家中国工厂。他发现一名朝鲜经理坐在木桌旁，桌上摆着两面小旗，一面是中国的，另一面是朝鲜的。在加工车间里，数百名朝鲜妇女穿着全身红色的制服，以及粉色围裙和白色雨靴，肩并肩站在长长的金属桌前。在刺眼的灯光下，她们弯腰处理塑料篮里的海鲜，手工切割和分类。该工厂向供应沃尔玛和ShopRite等主要美国零售商的进口商出口了数千吨鳕鱼（东港海萌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竭力隐瞒其使用朝鲜工人的情况。11月下旬，在我团队的调查员走访了丹东几家雇用朝鲜工人的海鲜加工厂后，当地政府随即散发宣传单，警告工人若被发现与外国媒体合作，将依据《反间谍法》面临指控。
仅丹东就有近八万朝鲜工
丹东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坐落在鸭绿江畔。鸭绿江沿着中国和朝鲜的边界流淌。中朝友谊桥连接丹东与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这座桥是朝鲜为数不多的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之一，约70%的中朝贸易货物通过此桥运输。
丹东是一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坐落在鸭绿江边，鸭绿江沿着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界流动。中朝友谊桥将丹东与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连接起来。这个桥梁是朝鲜少数几个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之一；约70%的中朝之间的货物通过这座桥梁交换。
朝鲜政府会精心挑选前往丹东及中国其它地方工厂的工人。“39号室”的官员负责这一过程，严格审查申请者的政治忠诚度，以降低叛逃风险。申请者甚至需要通过身高筛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政府倾向于选择身高超过1米55的候选人，以避免因矮小身材而给国家丢脸（朝鲜政府未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一旦入选，申请者将接受为期一年的出发前培训。这通常包括政府主办的课程，内容涵盖中国风俗礼仪、“敌对行动”以及其它国家情报机构的活动等方面。
为了安排工人到中国的海产品公司，朝鲜渔业部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协调（这些机构未回应置评请求）。物流通常由中国私人“派遣”公司处理，有时就业安置还会在网上进行。例如，2023年9月抖音上的一段视频中，上传者宣布有2500名朝鲜工人“希望找到体力工作”。一位评论者询问是否可将他们派往丹东的海鲜工厂，发布者同意了。另一则近期帖子宣传称可以供应5000名朝鲜工人，并收到21条回复。
中国的劳务派遣公司宣传朝鲜工人，例如在2023年抖音上发布的朝鲜女性广告，引发了关于哪些行业可以使用这些工人的讨论。
在朝鲜，中国的工作机会极为抢手，因为这些岗位通常提供每月270美元的工资，而朝鲜类似工作的工资仅为每月3美元。被选中的工人签订两年或三年的合同。然而，他们抵达中国后，管理者往往会没收其护照。若工人试图逃跑或向外界投诉，他们在朝鲜的家人可能遭到政府报复。在工厂里，朝鲜工人穿着与中国工人不同颜色的制服。“没有这个，”一位在东港金辉食品工作多年的工厂经理说，“我们就无法知道谁失踪了。”
他们的工作本身极为繁重。海鲜加工厂的工作班次通常长达14至16小时。工人每月仅有一天休息，几乎没有假期或病假。女工被安置在上锁的宿舍里，睡在双层床上，有时一个房间挤满30人。工人不得收听当地电视或广播，也不允许独自离开工厂区域。他们的信件受到朝鲜安全人员的审查。一位在大连海青工厂工作多年的经理透露，这些安全人员还“监视工人的日常生活并向官方报告”。
工人通常只能获得合同承诺薪水的不到10%。我审查的一份合同显示，每月会扣除40美元的食物费用。此外，还会扣除电费、宿舍费、取暖费、水费、保险费，以及向政府支付的“忠诚”费用。最终，工人每月实际所得通常不到30美元。
中国外交部未回应我的提问。然而，中国政府此前曾反驳过对其与朝鲜关系的批评。去年，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在一封信中写道，尽管中国因履行制裁而遭受“重大损失”，但仍然遵守制裁，并坚称已对不合规的指控进行了“彻底调查”。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朝一直是“亲密朋友”，并补充道：“美国应反思自身错误，承担责任，停止实施制裁和军事威慑，并采取实际行动重启有意义的对话。”
供应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中国水产大公司 朝鲜女工遭受性侵
我们的调查发现，全球最大的白鱼加工厂之一——大连海青水产有限公司——使用了非法的朝鲜劳工。这些工人中包括声称遭受经理性虐待的女性，以及涉及其它一系列违法行为。该工厂是多家欧洲食品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包括：
- Aldi：欧洲第二大连锁超市；
- Pickenpack Europe：隶属于美国最大海产品公司Trident Seafoods的子公司；
- Sysco France：法国政府以及Cité Marine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 Oceanic Seafoods：位于英国，大连海青食品于2021年在此开设子公司，以更好地服务其欧洲客户；
- Espersen：总部位于丹麦的海产品巨头，为麦当劳主要在欧洲大陆42个国家的业务供货；
- Abramczyk : 位于波兰，根据其网站信息，向东欧零售连锁店供应海产品，包括Lidl、Carrefour和Tesco的区域分店。该公司还向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德国、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家出口产品；
- Transgourmet : 欧洲最大的食品批发商之一，通过Fishmasters品牌销售鳕鱼。Fishmasters隶属于Kramers’ Seafood，后者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从大连海青食品进口了20多批鳕鱼。
甚至欧洲议会的餐饮服务也与大连海青有关联：为议会提供餐饮的Compass Group从比利时公司Pittman Seafoods采购白鱼。自2017年以来，Pittman Seafoods已从大连海青接收了至少24批海鲜货物，总重超过600吨。
然而朝鲜不仅输出劳动力，还出口其水域捕获的鱼类——这是该国政府获取外汇的另一途径。中国公司频繁购买这些鱼，因为它们通常比中国本地捕获的鱼更为便宜。
中国渔船有时非法购买许可证在朝鲜水域捕鱼，有时直接从朝鲜渔船购买鱼类。一封在2022年泄露的信件揭示，一位朝鲜商人向中国渔业公司提议以1800万美元和500吨柴油（船运）的价格出售1万吨鱿鱼。海鲜偶尔会被运送至中国。这些交易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
公司常声称遵守劳动标准，理由是他们通过了由专门检查工作场所滥用职权情况的公司进行的“社会审计”。然而，这些审计的可信度值得质疑。我们调查发现，使用朝鲜工人的工厂中，有一半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的认证。该组织只有在公司通过第三方社会审计或其它评估后才会授予认证。
对这些审计的质疑日益增多。2021年，美国国务院指出，这些审计，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的，难以有效识别强迫劳动现象。原因在于审计员依赖政府翻译，很少直接与工人交流。此外，审计员不愿得罪雇佣他们的公司，而工人举报虐待行为则面临报复风险。新泽西州共和党国会议员、中国问题专家Chris Smith 强调：“在中国工厂进行的社会审计实际上是一场表面工作。认可这种审计的美国海产品公司应该更清楚其后果。这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甚至联邦资金，流入了雇用朝鲜工人的中国工厂。这些资金随后直接进入金正恩政权的口袋，而金正恩则用这些钱来武装敌对势力并镇压自己的人民。”
禁闭 、孤独以及性暴力 疫情更加剧朝鲜女工的困境
“这对我来说就像是监狱。一开始，我几乎要因为太糟糕而呕吐，当我刚刚习惯了这种状况，主管们就会让我们闭嘴，如果我们说话，他们还会骂人。”
“他们叫我进去，好像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逼迫我发生性行为。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服从，他们就会把我送回去，或者从我的生活费用中扣钱。”
“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洋娃娃，打我的屁股，摸我的胸部。”
“他们说我很下贱，然后突然抓住我的身体，摸索我的胸部，把肮脏恶心的嘴湊到我的身上。”
“六成到七成的人都感到抑郁。我们后悔来到中国，但也不能空手而回。”
去年底，我与中韩调查员合作，编制了一份名单，列出了20多名曾在中国海鲜加工厂工作的人。大多数人已返回朝鲜，但有些仍在工厂工作。我们选择了不同年龄和来自朝鲜各地的工人。我列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在几周内，我们的朝鲜和中国调查员秘密地将这些问题传递给了这些工人。
所有工人都被告知，他们的回答将由一家美国的新闻机构公开，且他们已同意此事。工人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写下回答，调查员随后拍摄这些回答并将照片发送给我。为保护工人免受朝鲜或中国当局的报复，交接细节在团队内部也被严格保密。收到书面回复后，我邀请一位独立专家审核这些回答，以验证工人的用词和回答性质的真实性。
在工人们的回答中，他们描述了令人窒息的禁闭和深深的孤独。工作艰苦，工厂气味难闻，暴力行为普遍。一位在丹东海鲜加工厂工作了5年的工人写道：“他们踢我们，把我们当作非人类对待。”当我询问女性工人是否能回忆起任何快乐时刻时，大多数人表示没有，但几乎所有人都有悲伤的经历可讲述。一位最近返回朝鲜的工人表示，她在中国工厂的经历让她“想要死”。最引人注目的共同点是女性对工厂内性虐待的描述。在我采访的20名工人中，17名表示曾遭到工厂经理的性侵犯。3名女性称，她们的经理曾强迫她们从事卖淫。
疫情加剧了许多女性的困境。中国关闭边境后，一些人发现自己滞留异乡。她们的工作场所频繁停工，导致收入锐减。朝鲜工人通常需要向负责招聘的政府官员和劳务中介行贿以获得中国的工作机会。为筹集贿赂，许多人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款。这些贷款一般约1500美元，利率高达10%。当中国的工作暂停时，朝鲜工人无力偿还贷款。随之而来的是，朝鲜高利贷者派遣当地恶徒骚扰工人家属。一些工人的家庭被迫卖掉房子以清偿债务。
过去一年，中国放松了疫情限制，中朝边界也重新开放，许多朝鲜人得以回国。2023年8月，约300名朝鲜工人乘坐十辆巴士从丹东返乡。我审阅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一些女工匆忙将大行李箱装上亮绿色巴士，随后沿友谊桥离开。同年9月，约300名朝鲜人乘客运列车从丹东前往平壤。同月，另有约200名朝鲜工人搭乘朝鲜航空公司（Air Koryo）的航班被送回朝鲜。
随着2023年临近尾声，中朝两国政府开始谈判下一批工人派遣到中国工厂的事宜。据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朝鲜脱北者孙惠敏（Hyemin Son）透露，朝鲜劳务中介要求中国公司为每位工人预付约130美元。一位劳务中介向她解释，价格上涨是因为“没有朝鲜劳动力，中国公司就无法运转。”
被迫在中国劳动的朝鲜女工，描述了她们在工作中所遭受的暴力、囚禁和性侵犯。请点击观看下方视频：
文中小标题为歪脑添加。感谢Sophia的翻译以及校对。
第 四 章：最 新 报 道
“挂旗”称霸他国海域
中国正在成为海洋上“唯一的玩家”？
当“内部控制”成为法宝，海鲜超级大国主宰的已不仅是公海
本报道由“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制作完成，报道得到Maya Martin, Jake Conley, Joe Galvin, Susan Ryan, Austin Brush, Teresa Tomassoni, 以及Bellingcat的帮助。
2016年3月14日，巴塔哥尼亚海岸附近鱿鱼分布的海域。一艘锈迹斑斑的中国渔船——鲁烟远渔10号，正在几英里内的阿根廷海域非法捕鱼。被阿根廷海岸警卫巡逻队发现并通过无线电叫停后，这艘特殊设计的鱿钓船马上逃离了现场。阿根廷人紧追不舍，并鸣枪示警。随后，鲁烟远渔10号试图撞击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促使巡逻队直接向钓船开火，钓船很快沉没。
虽然当天的海上暴力冲突并不寻常，但一艘中国鱿钓船闯入阿根廷海域却很常见。鲁烟远渔10号由一家名为中国水产有限公司（CNFC）的国营企业所有，属于数百艘每年都会访问阿根廷领海以外公海的中国船队。在公海活动期间，许多鱿钓船关闭了应答器，秘密进入阿根廷水域，而阿根廷水域是不允许钓船进入的。据阿根廷政府称，自 2010 年以来，海军至少从阿根廷海域驱逐出11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鱿钓船。
在鲁烟远渔10号非法入侵并被击沉一年后，阿根廷联邦渔业委员会（Federal Fishing Council）发布了一则鲜为人知的公告：他们将向两艘外国船只颁发捕鱼许可证，允许它们在阿根廷水域内作业。这两艘船将通过当地的一家幌子公司挂着阿根廷国旗航行，但背后的实际受益者是中国水产有限公司。
这一决定很值得注意，因为它看起来违反了阿根廷的规定。这一规定禁止外国船只悬挂阿根廷国旗，也禁止他们在阿根廷水域捕鱼，而且禁止向在阿根廷水域内有非法捕鱼记录的船舶运营商发放许可证。阿根廷前渔业部长，现任渔业顾问的Eduardo Pucci说：“这一决定完全自相矛盾。”
地方当局的这一举动可能自相矛盾，但在阿根廷和世界其它地方却越来越常见。近年来，从南美到非洲，到太平洋远洋地区，中国一直在通过收买地方当局进入受限制的捕鱼水域，主要采用一种被称为“挂旗（flagging in）”的方式。这种方法通常利用商业合作关系，将外国船只注册在另一个国家的名字下，并挂上该国国旗，从而使这些船只获得许可在该国领海内捕鱼。
中国公司目前操控着至少 62 艘悬挂阿根廷国旗的工业化鱿鱼捕捞船，占阿根廷整个鱿鱼船队的大部分。当中许多公司都与各种犯罪行为有关，包括在海上倾倒鱼类、关闭应答器、逃税和欺诈。贸易记录显示，这些渔船捕获的大部分海产品被运回中国，但也有一些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除阿根廷水域外，中国目前还经营着近250艘挂着别国旗帜的船只，其中包括在密克罗尼西亚、肯尼亚、加纳、塞内加尔、摩洛哥，以及伊朗沿海作业的船只。
从南美洲到中东再到远东的太平洋，中国将自己的渔船驶入外国水域，获取了较贫穷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鱼类资源。
大多数国家的捕鱼业都要求渔船归当地所有，以便将利润留在国内及方便执行渔业法规。专门研究海上犯罪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Trygg Mat Tracking 的执行董事Duncan Copeland说，“挂旗”的活动破坏了这些目标的达成。加拿大生态信托基金会（Ecotrust Canada）是一家专注于环保活动的慈善机构，该组织的首席调查员Dyhia Belhabib补充说，除了国家主权和财政问题，出口这种廉价蛋白质的重要国家，自身的粮食安全也会遭到破坏。
这数百艘工业化渔船也使中国的海洋保护目标变得更加复杂。2017 年，迫于环保组织针对过度捕捞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宣布将远洋船队的规模控制在3000 艘以内。但这一数字并没有考虑到一个现象：由中国拥有但悬挂着它国旗帜的工业渔船在不断增多。
过去30年来，中国凭借6000多艘远洋船主导了国际公海，赢得了全球渔业霸主的地位。中国的船队数量是位列第二的国家的三倍之多。在要进入别国水域前，中国渔船通常先停留在外围，停靠在国际水域的边界线上，然后越过边界线侵入该国水域。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采取 “更温和”的方式，通过付费给渔船挂上该国旗帜，以便在该国领海内捕鱼，从而从内部获得控制权。与单纯在外国沿海地区的非法捕鱼活动相比，这种手段更加隐蔽，而且通常合法，不太可能导致政治冲突、负面新闻或船只被击沉。
中国毫不掩饰这种做法背后更大的野心。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中国渔业官员解释了他们如何广泛依赖中国公司——例如如何通过“租赁和转让”渗透进入阿根廷领海，以及这种策略如何成为其全球政治的一部分。
这一趋势在非洲尤为明显，中国公司在非洲大陆至少 9个国家的领海内运营着悬挂该国国旗的船只。在加纳，有超过135艘悬挂加纳国旗的中国渔船在该国领海内捕鱼，尽管外国投资的渔业严格意义上是违法的。尽管如此，根据倡议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2018 年的一份报告，加纳高达95% 的工业拖网渔船在某种程度上都受中国控制。
在摩洛哥海域，中国还将欧盟的渔船赶出了自己的家门口。不久前，经摩洛哥政府许可，数十艘渔船（其中大部分来自西班牙）在这个非洲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然而，该协议于2023年失效，现在中国至少有6艘悬挂着摩洛哥国旗的船只在该国水域作业。
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渔船在斐济、所罗门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水域出没，插着这些国家的国旗或与他们签署了准入协议。“中国船队活跃在远离中国海岸的水域。”该报告警告说，“其增长的渔获量有可能加剧全球渔业业已枯竭的严峻状况。”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对海产品的需求翻了一番，对鱼类的需求超过了可持续捕获量。现在，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鱼类已经被过度捕捞。为了满足需求，外国工业化渔船，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渔船数量激增，这有可能使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国内鱼类资源枯竭，同时也会危及当地人的生计，这些国家出口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也会损害自身的食品安全。西方消费者，尤其是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消费者，则是由中国捕捞或加工的这些看似丰富的廉价海产品的受益者。
可视化互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将近250艘船只挂旗进入外国水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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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六年中，有 50 多艘挂着十几个不同国家国旗，但由中国公司所有的船只涉嫌参与非法捕鱼、违规转运和强迫劳动等犯罪活动。有次，一名来自加纳的渔业观察员在船上工作时失踪。其中四艘渔船在太平洋出海时，经常在专属经济区边缘反复关闭自动跟踪系统，每次关闭时间超过一天。海洋研究人员说，船只 “变暗” (going dark) 是非法捕鱼和转运的一个风险因素，因为这使执法部门很难全面追踪船只动向，或了解它们是否接触海上其他船只。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中国的高级研究员Isaac B. Kardon说： “这是从没有能力保护本国渔业的穷国，向只想要便宜食品的富国的净转移。”
但中国对全球海产品的控制及其在外国近岸水域的渗透，所带来的担忧不止是海洋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食品安全问题。虐待劳工和其它犯罪行为是中国渔船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9 年1月，作为为期四年的调查的一部分，法外海洋项目的一个记者小组，登上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的一艘智利渔船，船员们讲述了不久前附近一艘鱿钓船上，一名中国船长拳打脚踢和掌掴水手的情景。同年晚些时候，同一组记者在西非国家冈比亚沿海进行海上报道时，登上了一艘名为“胜利205号”的中国船只。在那里，他们发现六名非洲船员睡在被海水浸透的泡沫床垫上，而床垫放在引擎室上方一个狭窄而危险的高温空间里。该船很快就因虐待劳工和其它违规行为被地方当局拘留。
2022 年2月，记者们在福克兰群岛附近的公海上登上了一艘中国鱿钓船，船上一名18 岁的中国水手紧张地乞求救助，并解释说他和其他工人的护照都被没收了。他问道：“你能带我们去阿根廷大使馆吗？”大约四个月后，报道小组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国际水域登上了另一艘中国渔船，记录下船上的生活条件。船上的30名船员仿佛处于休眠状态，目光呆滞。他们的牙齿因吸烟而发黄，皮肤苍白，双手因处理新鲜鱿鱼而肿胀。墙壁和地板上沾满了鱿鱼墨汁的滑腻分泌物。水手们说，他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5 时。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站在没过小腿的鱿鱼堆里，盯着卷轴，确保它们不会卡住，然后把捕到的鱿鱼扔进溢出的篮子里，以便之后进行分类。甲板下，一名厨师在电饭煲里搅拌方便面和鱿鱼碎。他说，船上的蔬菜和水果已经吃完了——这是在海上造成致命的营养不良症状的常见原因。
2023 年 6 月，一名当地妇女偶然发现被冲上岸的一个瓶子里的信息，瓶子显然是从一艘中国鱿钓船上扔下来的。乌拉圭当局联系了同一批记者寻求帮助。留言中写道：“我是鲁青远渔765号船上的船员，我被公司关了起来。看到这张纸，请帮我报警！救命啊！救命啊！” （船东青岛颂海渔业公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完全是个别船员编造的”，乌拉圭警方已经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平均每隔一个月就会有一具尸体被丢弃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鱿钓船。这些船上的一些工人死于脚气病，这是一种很容易避免且可逆的营养不良病，由缺乏维生素B1引起——专家称这是过失犯罪的警示信号，通常由于在船上吃了太多缺乏维生素的白米饭或方便面造成。法外海洋项目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2013年至2021年间，14艘中国渔船上，至少有24名工人出现了与脚气病相关的症状。其中，至少有15人死亡。调查还记录了数十起强迫劳动、工资诈骗、暴力、没收护照和剥夺医疗服务的案件。
许多此类犯罪都发生在公海上，超出了任何国家的领海管辖范围。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船只在外国的当地水域捕鱼，而这些国家的治安状况好不了多少，因为政府缺乏资金、海岸警卫队巡逻船，或是登船检查的政治意愿。
中国补贴船队不仅仅为了捕鱼“ 它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为了帮助创造就业机会、赚钱和养活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其渔业，在燃料优惠、造船或购买发动机等方面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打着中国旗号进入贫穷国家水域的中国渔业公司也有资格获得这些补贴。阿根廷渔业商会主席Fernando Rivera说：“中国补贴这些船队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为了捕鱼，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随着美国和欧洲捕鱼船队和海军数量的缩减，西方在拉美、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资金和市场投资也随之减少。这就造成了一个空白，而中国正在填补这一空白，这是中国政府全球发展计划——“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部分。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从2000 年到2020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额，从120亿美元增长到3150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这两家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在 2005 年至 2020 年间向拉美各国政府提供了137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交换，中国有时可以独占这些国家从油田到锂矿等的各种资源。
海洋领域是中国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不仅包括在公海和南海等有争议的水域行使权力，还包括巩固对航运、外国近海渔业和海外港口的控制。 根据 Kardon 的研究，中国公司目前在海外经营着数十家加工厂和冷藏设施，并在90多个外国渔港或海外航运港口设有码头。
尽管这些商业活动大多都不为人所知，但其中一些却引发了争议。从2007 年开始，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超过10 亿美元的贷款，作为由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斯里兰卡建设港口和机场计划的一部分。这笔交易基于这样的承诺：该项目将为斯里兰卡带来足够多的收入来偿还这些贷款。然而，到2017年，港口和机场并没能收回足够的钱抵偿债务。无法偿还贷款的斯里兰卡，与中国达成了进一步扩大信贷的新协议。该协议赋予中国对其港口及周边地区 99 年的主要控制权。
2018 年，一家中国公司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购买了一块七十英亩的土地，准备建设一个巨型港口——包括两个半英里长的码头、一个免税自由贸易区，以及一个新的制冰厂，一个修制船厂、一个燃料库和员工宿舍。该计划最终因当地抗议被取消，但乌拉圭政府随后宣布将引进外资自行建设港口，中国大使王刚也表示有兴趣管理该项目。
2021年5月，塞拉利昂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由中国在其国家公园附近的海滩上新建一个渔港和鱼粉加工厂。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2023 年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回应，当地组织要求提高该协议的透明度，他们认为这将损害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阿根廷 ：中国政府在当地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
在阿根廷，中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在阿根廷国内通胀飙升、其他国际投资或贷款组织日益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为该国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救生索。中国还对阿根廷的铁路系统、水电大坝、锂矿,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进行或承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些资金创造了各种商机，也买来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对于因非法捕鱼而在2016年被阿根廷当局击沉的鲁烟远渔10 号船员来说，至关重要。当天，这艘中国拖网渔船上的29名船员全部获救。其中大部分船员是被另一艘中国渔船中远渔11号救出的，这艘渔船也属于中国水产有限公司，也曾在阿根廷海域非法捕鱼。船上的船员随后即被直接带回中国。然而，包括船长在内的另外4名船员被阿根廷海岸警卫队救上岸，被指控犯有违法捕鱼、拒捕、危害海岸警卫队巡逻船等一系列罪行，并被软禁。
经常为中国渔业公司辩护的律师Roberto Wyn Hughes说，这些年里，阿根廷当局通常不会起诉相关公司。相反，他们通常允许中国公司支付罚款，然后释放船员。然而，“鲁烟远渔10号沉船事件”有所不同，因为它在阿根廷引发了媒体风暴，无法像以往那样低调处理。当地新闻媒体描述了中国人的冲撞行为，并录下了沉船画面。
处理此案的Hugo Sastre最初为提出的指控辩解，他说，中国军官“既危及了中国船只自本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危及了阿根廷政府的人员和船只”。但中国外交部很快予以反驳。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他对沉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中国政府已代表船员进行了交涉。
三天后，阿根廷政府的姿态开始转变。阿根廷外交部长Susana Malcorra告诉记者，这些指控“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她解释说，她已向中国保证，阿根廷将遵守当地法律和国际法规。她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这不会影响中国和阿根廷的双边关系。”几周后，阿根廷司法部门也站了出来。法院宣布，鉴于对船长的“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的怀疑”，他和另外三名船员将被释放，不受处罚。4月7日，四名中国船员乘飞机返回中国。
5月，阿根廷外长乘飞机前往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会谈结束后，中国外长对两国的 “全面合作之旅 ”表示赞赏，并承诺中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将再次激增。王毅先生补充说：“中方将继续支持阿根廷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做的努力”。
阿根廷船员感染新冠 被拒送上岸治疗而致死亡
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渔船上发挥作用。Manuel Quiquinte 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2021年春，新世纪（音）89号鱿钓船上的阿根廷船员Quiquinte在海上感染了 Covid。这艘船由中国人所有，挂着阿根廷国旗，在阿根廷水域拖网作业。船上的船员既有阿根廷工人，也有中国工人。Quiquinte 生病几天后，阿根廷船长打电话给中国船东，询问该船是否可以在阿根廷上岸以使船员接受治疗。公司工作人员说不行，让他们继续在海上捕鱼。此后不久，即5 月份，Quiquinte 就在船上去世。
在相关的法庭文件中，船上的几名阿根廷船员解释说，尽管阿根廷法律禁止非阿根廷人担任这些渔船的船长或高级船员，但实际情况是船上的中国船员说了算。即使是在纸面上被认定为地位更低的水手，中国人也能决定船只是否进港，让像 Quiquinte 这样生病的工人上岸。阿根廷人可能被指定为船上的工程师，但当船离开港口时，他们不应该接触船上的机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承担任何事故的责任”，新世纪89号上的工程师Fernando Daniel Marquez在法庭文件中说。
记者就这起死亡事件联系到该船的母公司浙江大洋世家。该公司表示，这名船员在上船前，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后来他在船上感染了病毒，并在病情迅速恶化后死亡。大洋世家表示，这艘船直属于他们投资的一家阿根廷当地公司，是这家当地公司处理了这一事件。
不管是在陆地还是和海上，中国使用各种方法进入外国水域，规避旨在保护当地利益的规则。在一些国家，他们将船只出售或租赁给当地人，但保留对决策和利润的控制权。在其他一些禁止外国人捕鱼的当地水域，中国公司通过“准入协议 ”(Access agreements)付费获得捕鱼权。在其它地方，中国通过给予当地居民多数股权与他们合作，以此绕开针对外国船东的禁入规定。
根据对当地媒体公布的十几份船员名单的审查，我们发现在阿根廷水域作业的中国渔船上，通常约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中国公民。阿根廷船长工会主席Jorge Frias解释说，在挂着阿根廷国旗的船上，中国人说了算。虽然船长是阿根廷人，但由中国人担任的 “捕鱼船长 ”实际上决定了出海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正成为海洋上唯一的玩家”
当然，非法和过度捕捞的危害并非起源于中国。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洋生物学家Daniel Pauly解释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工业船队主宰着全球海洋，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捕鱼，导致了当前面临的危机。
中国的扩张手段在历史上也并非独一无二。长期以来，当外国领导人开始制定推行高度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时，美国就会进行干预，这种做法臭名昭著。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和冰岛的渔业公司都曾使用过“挂旗”战术。最近，随着中国对全球渔业的控制加强，美国和欧洲国家抓住机会，将国际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的不当行为上。
尽管如此，中国在违反国际渔业法律法规、欺凌外国船只、侵犯他国领海和虐待船工方面的声誉有目共睹。2021年，非营利研究机构，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行动（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大的非法捕鱼国。但是，惯犯也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一个经常蔑视法规、触犯法律的国家，有时也会成为错误信息的受害者。当媒体批评中国时，中国通常会反击，认为这些批评视为出于政治动机，并指责批评者的虚伪。
中国渔业的庞大规模、无处不在，以及在劳工和海洋保护方面的不良记录正引发人们的担忧。根据环境正义基金会 2017 年公布的数据，工业拖网渔船（其中大部分为中国所有）在加纳水域每年的捕鱼量超过10万吨，而该国的渔业资源目前正处于危机中，当地渔民的收入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高达40%。追踪海上犯罪记录的非营利组织 TMT 写道：“渔船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用非洲国家国旗逃避有效监督，在非洲国家的主权水域进行不可持续的非法捕捞”，并补充称这些公司正在创造一种条件，“使得他们可以在缺乏有效限制或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控制并利用一个国家的资源。”在太平洋地区，当地警方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 2024 年的一次检查中发现，六艘挂着瓦努阿图国旗的中国渔船，在该国海域捕鱼时违反了必须记录捕鱼量的规定。
而在南美洲，本国领海中不断坐大的外国势力，正在激起秘鲁和阿根廷等地民族主义者的担忧。秘鲁前生产部长Alfonso Miranda Eyzaguirre说：“通过取代或者收购本地公司，中国正在成为海洋上唯一的玩家。” 阿根廷一艘无须鳕拖网渔船的船长Pablo Isasa补充说：“我们内外受敌。”
中国如何靠“挂旗”的方式扩大对外国海域的控制？ 请点击观看下方视频：
文中小标题为歪脑添加。感谢方解的翻译以及校对。
专题特别合作：法外海洋项目团队
翻译：方解，Sophia
编辑：Sharon Zhang
视频本土化：Lisa Lee，Yijo Shen
制作： Vic Kim，Regina Li
策划： Vivian Lee
主编：Alex Zhang
法外海洋项目原文链结
文章连接：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china-the-superpower-of-seafood-ocean-outlaw-project-0819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