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我被单位撤消了职务。部队转业来的共产党党委书记勒令我在1个月内离开房管局,自寻出路。单位劳资科的同事,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非常同情我被迫害的经历,私下告诉我,党委书记不是个体户老板,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的职业毕竟是15元工资1月从学徒开始做起来的。他劝我不要主动离职。单位的医生也建议我,根据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请病假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忘不了悄悄潜流的真情。在浙江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一位年高的王姓女医师,偶然知道了我的遭遇,在给我诊疗的时候,轻轻地对我说:“邓小平把人当猪看,只要有生存权就够了。人活着是需要追求精神自由的。”更有许多群众,不断地鼓励我,希望我不要灰心,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
在病休后,朋友毛庆祥把他租下的小店让我开照相馆。有一天,张宝裕装出路过的样子,来照相馆了解我的“动向”。他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在等待。”他大惑不解地问:“等什么?”
“等民主运动再来!”
“你这个人啊!”他匆匆离去。
“6.4”惨案,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与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存在过程中的各式各样的“大清洗”相比,区区杀了那么些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在全世界民主化进程迅猛发展的20世纪末,发生在人类更加重视生命价值、更加重视政治权利的时候。高科技信息的发达,使血淋淋的场面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它终于使苦苦支撑的、努力改变着形像的许多共产党国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剥夺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生存机会。它促进了东欧极权统治的快速崩溃,促进了苏联共产制度的最终垮台。许多稍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也在全世界的憎恶中改变了自己的共产党名字以图生存。“6.4”所发生的巨大历史作用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当初采用虐杀和平人民的方法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于这次事件给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害也是始料不及的。在斯大林、波尔布特、文化大革命日渐远去的时候,“6.4”又把那共产主义戕害人类的血腥场景带到了人们的眼前。它提醒一切善良的人们,共产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6.4”使共产党人背上了不堪承受的重负。会不会有明智的政治家以适当的方式来解脱呢?是不是会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来化解这最后的仇恨情结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其作茧自缚,面对千夫所指,不如壮士断腕,一了百了。
“6.4”的死难者,倘若死而有知,是否还在等待呢?今天,我听到朱熔基总理在美国说:“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你们是否感应到那句话里有愧疚之意呢?虽然,当初他不在北京,那次事件与他无关;虽然,他没有能力来为那次事件作出最后的裁决,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在当初的专制独裁下起来追求民主的他,见过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制造过像“6.4”这样血腥的惨案吗?!
我们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地等待。也请你们耐心等待。要耐心,明天一定来临。
人类的这个伤口仍在流血。10年了,还在流。同时流着的还有父母、妻子、慢慢长大的孩子们的眼泪。
10年过去了,还会再有10年吗?!
作者:朱虞夫
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