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委工作队入驻国棉十七厂
这期的《纵横大历史》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王洪文的崛起之路。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王洪文所在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复杂的人事关系，重点讲到了这间工厂内部在文革前的政治斗争情况。当时，国棉十七厂有两个副厂长，分别叫张元启和张鹤鸣，两人各有自己的山头，斗争得相当激烈，王洪文属于张元启山头的人，是厂里的保卫科干事。在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向主管厂内工作的张鹤鸣所主导的厂党委贴出了大字报，结果遭到厂党委的强烈反击。厂党委使出的手法，是一方面采用“弃保战术”，将厂里的八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或“反动学术权威”抛出作为替死鬼进行迫害，另一方面发动全厂对王洪文贴了几千张反击的大字报。而王洪文采取的战术，也是紧靠当时的政治话语，攻击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就在双方进行着激烈冲突的时候，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出的工作队于1966年6月20日进驻了国棉十七厂，支持了王洪文的大字报、对张鹤鸣展开批判。于是王洪文一方的实力迅速上升，在接下来贴出了继续进攻厂党委的至少数千张大字报。到了7月20日，上海市委又派出一支约有150人的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领头的人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由此引发了一轮新的政治风暴。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就从这时候开始。
二、王洪文的被动处境
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后，一方面对已遭到猛攻的张鹤鸣进行了批判，说他制造了“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 另一方面则将运动的矛头引向下方，狠整工厂中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到了9月底，这个工作队的工作成果可谓“斐然”，在国棉十七厂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个。”
工作队的这种态度使王洪文不能满意。根据王洪文的自述，上海市委的这支工作队虽然一进厂就表示支持他、宣布让他列席党委会，一开始得到了王洪文的合作。但后来王洪文因为工作队和厂党委的观点一致，就又和这支工作队对立起来。
在这支上海市委工作队掌权期间，国棉十七厂里出现了一张名为《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其作者是厂内的老工人余凤珍。余凤珍的家与王洪文家距离很近，她对王洪文的许多事情和“小辫子”是比较清楚的。这份大字报的原文现已失传，但根据余凤珍的回忆，其出现的大致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XXX，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
余凤珍的这段回忆，是在王洪文倒台后于1977年揭批四人帮时写下的，其内容的真实性事实上有些值得怀疑。不过，这些充满细节的内容大概率也并非全然出于无中生有，它与我们在上一讲中所谈过的王洪文的性格颇有相合之处——我们在上一讲中谈到过，王洪文并非一个完全“听党话，跟党走”的“无脑小粉红”，对中共在文革前制造的大饥荒颇有怨言，而且在干活时并不十分积极、热衷于当干部；此外，王洪文的同事和妻子评价说他“讲义气”和“爱管闲事”，实际上指的是他喜欢打抱不平。从余凤珍的叙述来看，王洪文还有利用自身职权拿好处、占便宜、包庇向他送礼的犯罪者的行为，行为方式颇有一种“江湖气息”。
总之，在上海市委工作队的统治下，王洪文的处境相当之被动。在1966年8月间，国棉十七厂根据中共中央下达的《十六条》规定，开始筹备成立这座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尽管王洪文被厂内的造反派提名成了候选人，但由于有另一派人坚决反对王洪文参选，致使王洪文无法当选、没能当成国棉十七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工作队表示支持，王洪文则认为那些反对他的人得到了工作队的支持。
三、王洪文向市委工作队宣战
在8月底，王洪文身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从北京南下上海的红卫兵对上海市委发起了冲击，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就遵从市委的指示调集了数百名工人去“保卫”市委大楼。当时，在厂内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也带人去了市委，结果发现他们的任务是围攻红卫兵的，就撤走了。
到了10月初，随着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反线运动，造反派所面临的局势更为有利了。在10月7日，王洪文、唐文兰等六人贴出了一张长篇大字报，名为《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对工作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份大字报中这样说道：“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而根据文革史学者金光耀、金大陆在2009年对当时国棉十七厂工作队的施惠珍、王曾元的访谈，当时工作队之所以与王洪文产生了矛盾，其原因是这样的：“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
可见，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实际上来自文革前国棉十七厂内的内斗局势。工作队虽然没有特别针对王洪文，而且还在派工人“保卫”上海市委时让王洪文带着民兵前往，表现了对王洪文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工作队不想打倒文革前掌握着厂内实权的张鹤鸣，这就导致王洪文与工作队之间产生了对立。
总之，随着王洪文贴出了直接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国棉十七厂内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成了保工作队、反工作队的两派，双方展开了文革式的“大辩论”。根据文革史学者叶永烈所作的《王洪文传》第三章所述，当时国棉十七厂内的辩论情况十分热闹：“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事实上，这种完全对立的双方纷纷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或“指示”攻击对方的现象，可以说是文革“大辩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它的背后原因也并非不可理解：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被看作是不能质疑的真理，在文革前就在政治教育、宣传、灌输中被反复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人们无论要做什么政治行动，能够使用的理论武器都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乃至只言片语。这一现象所展现的，当然是当时人们的狂热与被洗脑的悲哀，但正如我们在此前所反复提及的那样，这也无法简单地证明当时的人们“都疯了”。在全体使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只言片语作为武器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分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乃至往往对应该加入哪一派有着相当理性、切合自身利益的判断。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洪文和工作队展开了正面的冲突。在“大辩论”中，王洪文甚至曾被支持工作队的一派围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王洪文决定另辟蹊径——他决定和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去北京找中共中央告状。这样，王洪文的“反王”之路就开启了下一个章节。在不到一个月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大规模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将会正式成立。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