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祺 

左脑和右脑，情感和理性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是两个不同概念。权利是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所以，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 。在有些情况下，权利的行使依赖于他人，如本人的财物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行使索取他人欠债的权利、免于武断监禁的自由。权利往往会受到他人的侵犯，所以，权利需要保障。权利可以靠权力相互制衡和国家权力来保障 。”法律保障权利”，法律保障，就要依靠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基本人权，就是国家权力不能进入的领域。国家职位的设置都与行使权力、保障权利有密切关系。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是判断一项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权力。不从分权的角度，而从权力对个人的直接、间接影响来说，国家权力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规范性权力，立法权和司法权都属于规范性权力，司法权是保障法律规范有效性的权力；二就是执行性权力，行政权与执行权是同一种权力。从权力分类的角度看，行政权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不服从行政决定、指令或命令将会受到惩罚，同时，法律用国家的权威给公民造成一种信念，使公民自愿地按照法律规定行为，这使遵守法律包含了信任性权力的成分。不同的行政权以不同方式组合了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和信服性权力。司法权主要是强制性权力。

在首脑人物中，独裁者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只限于这些国家的范围内，美国总统的权力尽管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限制，但美国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首脑。

当我们从广义行为学视界来看美国总统的权力时，我们就要把各种权力与分子之间、动物之间、星球之间的各种作用力进行比较，在今天AI时代，可以把首脑行为的研究与”比较人类行为、投资行为、借贷行为、政治行为、动物行为、国家行为、机器行为、计算机行为、星系行为”联系了起来，从广义行为学理解美国政治和全球政治。

人类行为与分子行为、细胞行为、动物行为、机器行为、计算机行为、星系行为的不同，尤其表现在人类高度发展的理性与情感两种因素各种复杂的交互作用上，使人类具有一种不同于各种”自然力量”的”人为力量”，人类凭借错综复杂的”人为力量”的交互作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人类历史。

人的身体和大脑有左右之分。人的肺脏肾脏也有左右叶之分，肺脏处理气态物质，肾脏处理液态物质。肺脏和肾脏处理的物质，结构功能都比较简单。人的大脑拥有１００亿以上的神经细胞，大脑需要处理身体内外的各种信息，左脑与右脑处理的信息变化无穷，左脑主要处理与语言、文字、数字、符号、逻辑、分析、推理、判断有关的信息；而右脑主要处理与景象、图像、音乐、情感、直感、灵感等有关的信息。左肺右肺处理的物质对象大体相同、左肾右肾处理的物质对象也大体相同，所以。左右肺、左右肾，结构功能大体相同，而左脑与右脑在结构合功能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和分工。

【图】从左至右：处理内外信息的左右脑、处理气态物质的左右肺、处理液态物质的左右肾

对同一外部情景，人类大脑，与动物脑都接收视觉信息，但动物不能接收人类的文字语言和数学符号表达的复杂信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右脑比左脑更接近动物脑，而人的左脑会思维、会计算、会记忆、会处理各种复杂信息，更远离动物脑。右脑就像摄影机，进入右脑的信息如果复杂，还需要左脑进一步加工处理，经过左脑的计算、推理、分析、研究，形成理性的结论。这与右脑的直觉、灵感迥然不同。左脑与右脑在功能上的区别，用大致的、通俗的、简单的话说，就是：左脑用理性思考，右脑表达情感。

人类与很多动物有左脑和右脑，电脑无法区分左脑和右脑， 动物脑的右脑比电脑更接近人的右脑，而人脑的左脑比右脑更接近电脑。人脑的右脑在情感表达上，优于动物的右脑，但人类的左脑在理性思维上比不上算力越来越强的电脑。但电脑的情感表达，不论如何发展，永远比不上人脑。

美国一些神经学家通过核磁共振扫描仪对人脑的扫描发现，并不存在优势右脑或者优势左脑的情况，某一侧大脑并不能主导或影响个体人格特点。事实上，今天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无法研究人类意识、理性、情感、信仰这些现象，更难分析人的信仰和爱的执着程度，这就像今天用核磁共振成像可以发现电脑的结构与功能大致相同、而无法检测到不同电脑内部储存的不同信息、对外来信息有不同反应一样。从动物脑到人脑结构功能的发展、人类左脑右脑和大脑不同部位的结构和功能、相互关系，是未来AI研究的关键。这本书，只是借用左脑右脑在功能上的一些区别，来说明从生命体个体到蚂蚁群体、蜜蜂群体、人类群体组成的国家，这些广义生命体的信息系统和决策系统的一些运作机制。

自然界中的生物个体是生命体。白蚁群体、蚂蚁群体、蜜蜂群体、人类群体组成的国家，也是生命体。有左右脑的生物个体，左右脑有不同功能，但表现了左右脑的协调性。一个人大发脾气，是理性没有起来抑制愤怒情感的发泄，这种情感发泄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不是右脑与左脑的冲突，也不是右脑对左脑的”战争”。

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大脑，最高立法机关表达国家的情感，情感与当前的感受直接相关，相当于国家的右脑。行使最高行政权，是为了作出有可行性的决定，这就需要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需要理性的分析，相当于人的左脑。理智的人会使自己的理性控制情感，保持理性与情感的协调，但一个人会不顾及一切，完全为自己的情感而行动，但”单一生物”的左右脑不会冲突。

 21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世纪，从外星或太空中看人类社会，看不到谁在竞选总统，也很难弄清楚地球上的什么”权力制衡”，只是把地球上的一个一个国家都看作为单独的生命体。

在外星上观察地球表面的生命体，对最近以来的地球生命体，外星的观察者会说，2024年地球上的四场正在发生的狭义战争和广义战争，出现了”广义生命体”的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左脑和右脑的战争”，或”情感和理性的战争”。这四场战争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台湾海峡潜在战争和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隐含的广义战争。从”人工智能”或在太空中看，这与地球上称为”国家”的生命体之间的、一场左脑和右脑的战争、情感与理性的战争，是同一回事。每一个苹果与”轴线”垂直的平面有一个”五角星”，这与”金星在8年周期中的运动轨迹——五角星花瓣”是同一会事，这也与艾萨克 · 牛顿把”地球绕太阳运动”看作与”苹果落地”是同一回事一样 。

21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世纪，这个革命在科学上的第一高峰就是对人类大脑结构功能和信息处理的主要机制的全面了解，其中包括同一个人的左脑和右脑的协调机制。

每一个人都需要左右脑并用，用左脑发达的理性功能来完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用情感、用大爱精神互相合作、共事。

人的行为，除了受到各种环境、外在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道德、信仰、法律、权力、各种人为规则的约束。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宪法和法律限制总统、政府、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power)，同时用宪法和法律了保障人民的权利（right）。在民主政治下，宪法有最高的权威，这是对政府，和总统行为有效的理性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保障。

在一国国家，愈多的人不关心政治，是愈美好的政治，一个把愈来愈多的人卷入的政治，说明国内外形势或这种政治产生问题了。从今年7月1日以来，第 45 任總統唐納德·川普与第46任总统拜登为竞选47任总统辩论，成了两个“已任总统”、而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把最近八年来，国会两党的分歧，集中地展现全国人民面前，把美国大多数人卷入了政治，与华盛顿当选美国第1任总统时美国举国欢腾和离职时人民对他的依依不舍和一片祥和景象适成对照。

美国总统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国家元首。政治与行政是不同的，总统不仅要做许多行政事务，而且要代表国家，首先是政治家，要象华盛顿、杰斐逊那样，在全世界有崇高的威望。政治讲妥协、法律讲是非，政治家不是国家的”总管家”，政治的第一使命，消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消除战争、缔造和平。在一国国家，愈多的人不关心政治，是愈美好的政治，一个把愈来愈多的人卷入的政治，说明国家开始不安宁，这种政治有问题了。

意识形态争论在国内与国家之间的区别

意识形态争论，既有理性因素形成的争论，又有信仰不同形成的争论。这种争论，当信仰不同因素愈来愈强烈时，就会造成暴力冲突和战争。这有三种情况：

1. 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在一个国家在长期分裂后，形成两个或多个互相不承认的政府之间。
2. 发生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国家、专制独裁国家内部。
3. 发生在民主国家内部的不同政党、不同组织之间、议会不同党派之间、总统与议会之间。

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冲突，就会导致战争。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台海两岸互不承认的两个政府之间、20世纪共产党专政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也属于这种情况。

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或国内大规模扰动，属于第二种情况，有的因宗教信仰不同、有的因意识形态不同形成。在古代、中世纪、近代国家以前的时代，许多意识形态冲突没有形成明确的“主义”。一切“主义”，都是把一种或几种思想因素，把它突出起来，加以强调、或绝对化形成的。在马克思以前，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是意识形态，马克思用科学和理性把这些思想、要求包装起来，制造出一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蔓延时，这种情况会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第三种情况，在今天的美国、德国、法国有明显的表现。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各种”意识形态”分歧、争论，可以说是一种  “隐含的战争”，与第一种、第二种情况不同，在21世纪的今天，民主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冲突，完全可以在“非暴力”情况下，通过理性的分析、协调、互相宽容得到解决。

宗教、意识形态、世界观之间的分歧，与科学、数学的学术分歧不同，包含着强烈的信仰和人类情感因素，是难于通过解释说明得到解决的。所以，在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高潮中，这里用”超越政治”的方式，从“广义行为学”来看待、分析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国会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台湾海峡潜在战争和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隐含的广义战争，看作是一场左脑和右脑的战争、情感与理性的战争。

“冷战”“潜在或隐含的战争” 和“历史上的战争”“正在进 行的战争”，都属于“广义战争”，从大尺度时间空间看，这些“战 争”形态和强度不同、发生在不同“时空位置”。

 再谈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

上一章谈到，广义的自然力量包括两部分，一是狭义的自然力量。二是人为力量。动物力量属于狭义的自然力量，但人可以通过驯化动物、增加人为力量，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利用自然界的能源，大大地增加人为力量。人还可以通过行使权力，增强自己掌握的人为力量，造福社会或制造灾难。

权力是一种“人为力量”，远比蒸汽力、电力、暴风雨、大地震的力量等“自然力量”复杂。权力一种“人际关系”，权力可以有多种方式产生，可以通过“自愿同意”、通过“威胁强制”、通过“口头承诺”、通过“签订协议”等产生。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下，权力产生的方式完全不同。在历史上和当代，专制独裁国家也设立了代表大会、形似议会这样发机构，代表大会的会议有全体大会、按代表当选的地域划分的小组会，全体大会只有听演讲，只能投票表决，不能临时要求发言，而小组会可以自由发言，但不能投票表决。形形色色的内部规定，特别是候选人受到严格控制的”官方候选人制度”，使代表大会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工具。实际上这种代表大会完全不能发挥民主政治下议会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下，如何保障议会正常运作、发挥功能，这是今天许多国家都遇到的问题。

在民主政治下，总统的权力与国会议员的权力有很多不同。国会的权力需要议员对同一议案进行表决才能产生，所以，这种权力产生的前提是议员有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一个家庭，当夫妻两人在一起就发生争吵时，这个家庭就很难共同做事，但夫妻两人可以离婚而不再发生争吵。而一个国家的议会不能因意识形态分歧而“离婚”分为两个议会，愤怒情绪会引发暴力冲突，一些分歧只能在一起通过互相理解、互相妥协和投票方式达成共识。但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在有价值观严重分歧的问题上，人的情感起着比理性更重要的作用。加上议员一般不会因意见不同而拒绝投票，也不会辞职，在有些国家，一些议员就用会用个人身体的”非常态动作”来表达，阻止议会按程序讨论。这是一种”文明倒退”现象。美国的议会从未发生这种现象，但愤怒情绪和“否决政治”起着阻碍议会正常运作。

人有不同信仰、有不同世界观、价值观、接受不同意识形态，除了产生明显有害后果的宗教或迷信外，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立法加以禁止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与这个国家长期的传统、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有关。伊斯兰信仰的传播，创造了许多伊斯兰国家，民主自由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欧美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以暴力镇压收场。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由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造成的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力量推动的变化；正义的力量也是一种自然力量。一个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当权者长期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力量的爆发，就会改变国家的历史进程。

意识形态是理性和情感的组合

国家是一种生命体，从“仿生学”看国家这种生命体，一国的强大，就会使得其他国家不敢欺侮，就会给自己带来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国家作为一种生命体，大脑和神经系统可以看作为“广义政府”，“狭义政府”指“行政机构”。中央政府的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最重要的是在符合宪法的条件下，作出国家生命体内部组成的每一个组件、每一个个体法律要求行为的部分和法律禁止行为的责任。这在实际上是完善国家生命体内部的”植物神经系统”的过程。

从仿生学和广义行为学角度看立法权和司法权，立法、司法两种权力与行政权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权是主要是作出什么行为、使政府的行政决定得以执行、实施的权力，而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一种按宪法规定国家内部所有组件、所有系统“许可行为”和“不许可行为”的决定。一个国家的立法权不可能去改变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部行为。但一国的强大和一国的对外决定和行为可以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使其他国家不敢于侵犯本国，而且可以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有利于本国的作用。

在专制制度下，立法、司法、行政权最后集中在专制独裁者手里，实行三权分立的目的之一，是使国家生命体的内部运作自然化，国家的”植物神经系统”可以自主地运作，立法权的行使使国家首脑不能干预国家“植物神经系统”的运作，所以，“植物神经系统”又称为“自主神经系统”。一个民主国家，从政府到国家首脑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这是民主政治的不可动摇的最高原则。在民主政治下，从政府到国家首脑，都不能通过行使国家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大屠杀，就是担任”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以”清场”为名、用机枪坦克屠杀北京和平抗议的人群的行为，这是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的专制独裁的根本标志。美国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堡垒，美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国会、总统、最高法院都不能通过行使国家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范围，就是“不能通过行使国家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这是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以来美国民主政治宪法不可动摇的最高原则。

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可以用“广义行为学”的观点，更广泛地看待、分析和研究国家权力、包括立法、司法问题。

动物社会没有法律，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法律”？从“广义行为学”的观点看，在不存在外来危险和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动物要作出一种具体行为，不可能用一种“普遍规定”来禁止一个动物的具体行为，所以，动物中充满战争和残杀。在人类社会中，法律的首要作用是，禁止某一种具体行为，而且对一个地域内所有人都有效。立法权的核心是对一种一种具体行为的禁止，而不是要求人作出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动物的所有行为，都是自然力量起作用的结果，议会进行立法，是人的理性力量、人为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人为力量是广义的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人口是增加会增加人为力量，要更多地增加人为力量，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良好的立法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国会的立法和投票，不可能让自然力量转化为人为力量。

立法和行政在决策上不同，行政决策主要依靠决策者的理性、依靠对具体决策对象或决策领域的了解、依靠科学的分析。就象大海航行中的轮船，航行中遇到特殊情景，不能依靠轮船乘客的多数意见作出决策，而只能依靠理性和科学决策，这种决策，就是生命体的自然决策。立法决策，是依靠立法者的理性，加上情感的决策，这可以称为人为决策。

立法建立在人的理性和情感两个基础之上，是一种依靠人为力量引发的国家行为的变化。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一个范围，有些问题，如通过总统签署将债务上限提高的法案、不宜让国会投票来解决。根据美国宪法，政府借贷必须由国会授权。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调整已进行了一百多次，设立债务上限是为了让财政部不必每次都得征求国会批准才能发行债券。像这样一些问题，是不宜通过国会投票表决来解决的 。

植物、动物、人都是生命体。  病毒不是生命体，不能自主运动。国家也是生命体。国家与动物一样，有自主行为能力。国家也具有植物的特征，不能自由移动，但少数国家由于内部分裂、战争等导致领土的变动，在地球表面上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与国之间表现了更多的地缘政治的关系。21世纪的今天，国家没有发展到人的阶段，国家还是动物，是地缘动物。

任何生命体，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功能，都是在大自然的不同环境中长期形成的，用人为力量来改变一个生命体内部结构，就是做“外科手术”、“基因移植”。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生命体在自然环境中，历经千万年，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基因变化论”。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生物。国家作为一种“地缘生命体”，一国的邻国、临接的海洋，就是这一国家的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南美洲的国家，就不会有欧洲国家那么关心。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通过战争、占领，用“外科手术”来改变，就像第二次大战后，美国改变日本政治制度一样。

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科学是纯粹的理性，宗教是信仰和情感的组合，那么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理性和情感的组合。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民主国家，与”五月花号公约”使近代欧洲的意识形态在北美大西洋边缘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密切相关。

民族主义是扎根在一块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福利主义可以在全球传播，可以在一块土地上蔓延或衰亡，民族主义只有在长期的全球化、在外星殖民大发展后才能完全消亡。

最高法院需设立「AI司法审查局」

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组成，是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重要的责任是裁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但最高法院并不享有判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这种权力被称为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权力，当9名大法官多数人认为联邦或州的某一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时，就可以否决联邦或州的这一法律。事实上，总统的公职行为影响全国，影响历史的走向、影响国家的未来，总统的公职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2024年7月1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在公职行為上享有總統豁免權 ，这一裁决不仅越出了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的权力范围，直接干预美国政治，干预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而且这一裁决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 ——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有必要通过修宪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撤销广泛的总统豁免权。

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部门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从宪政根本原则来说，这是把最高法院看作为一种不带任何情感的纯粹理性的司法审查机构。人类在今天还没有很清楚了解左脑和右脑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许多区别。 9位大法官他们对宪法、法律的知识和经验超过极大多数法官，但他们都是人，与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左脑和右脑，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可能有许多相同，也有不同。按宪政根本原则来说，9位大法官在进行“违宪审查“时，应当象最好的”AI人工智能“一样。必须运用他们不带任何情感的“纯粹理性“来作出判断，但现在看来，部分大法官还是更多地受到他们情感的驱动。部分大法官的决定跨出了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因而是无效的。

创造美国新共和，其中一项目标是在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方面，充分运用人工智能AI的成就，设立“AI司法审查局”，协助9名大法官更准确地作出有效的裁决。

权力对人性的放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撰写《首脑论》时，我是站在平地上，仰望身在高处的首脑人物，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探索研究首脑的言行和生活。时过境迁，在今天，我已失去了好奇心，也没有神秘感、不再仰视，而是平视，偶尔俯视，观察数以千计的首脑和他们的作为。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后，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  在个人权力高于宪法和法律、在没有法治、迷信权力的国土上，不论科学怎样高度发展、知识如何广泛传播，首脑人物的弱点和人性缺陷，都会造成普遍的人间灾难。

进半个世纪前，我有一股攀登高峰的兴致，在中国鞍山钢铁厂考察的间隙，与几位同事到鞍山市郊的千山山区，有意行走在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中，攀登高峰。在法国期间，我与我妻子高皋，沿着旅游区的康庄大道攀登阿尔卑斯山。两次感受，迥然不同。近半个世纪前，当历尽艰难，登上一个高峰时，发现远方还有更高的山峰。在强风吹袭下，山顶上尤感寒冷、孤寂、无助、恐惧。当想返回平地时，竟然发现没有一条回头的道路。当登上阿尔卑斯山高峰后，下山就像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总统离职一样轻松愉快。这使我想到，千山的崇山峻岭，就像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而阿尔卑斯山走的是”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当今世界上，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济没有现代化，而且政治也没有现代化，好容易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发现找不到一条回到平地的路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想登上权力巅峰，在邓小平当权后12年竟在秦城监狱自杀身亡。2011年，利比亚首脑卡扎菲从权力顶峰跌落地面。他死亡的地点，竟是在一个废弃的下水道管道中。

美国政治稳定的三大支柱

上世纪九十年代，黎安友教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办了《中国和宪政》研究项目，1994年，我从法国来到巴黎，参加了这一研究。宪法专家路易斯·亨肯（Louis  Henkin）教授的讲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参加这一研究项目的还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

2001年1月20日，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在当了8年总统后，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这一天就职。当时我居住在纽约，这是我1989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在美国经历国家首脑的更迭的时刻。 1月下旬，我为香港的一家刊物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用制度保障政治稳定》。

文章发表在香港《九十年代》2月号。文章说：“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后的第一天，睡了一个懒觉。起床后，也不必像以往那样，要先看报纸，关注美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离任后的克林顿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进商店买东西，吃早餐。当然，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是，他家附近还有特勤局的警卫，注意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克林顿下台，副总统戈尔、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克林顿政府的其他阁员也各奔前程。奥尔布莱特将出任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这是一个无给职。戈尔去向未定，会失业一段时间，目前已回到戈尔夫人在维吉尼亚州的老家。除克林顿的商务部长峰田转任布什政府的交通部长外，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内阁成员有的将当校长，有的将到大学教书，还有的将创立谘询公司或寻求公职。司法部长雷诺夫人说她准备驾车漫游美国。这样一幅‘美国最高权力和平更迭’的图景，在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叫做‘政治性任命官员’与总统、  副总统 同步更迭。”

【 图】 2001年1月20日，克林顿在当了8年总统后，小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就职
左起：21世纪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克林顿总统、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
川普总统官方肖像、拜登总统80岁生日照片

文章说，“美国的政治稳定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最高权力按宪法程序和民意定期更迭，二是‘政治性任命官员’与总统、副总统同步更迭，三是有保障政府工作连续性的‘常任文官制度’。如果美国采取今日中国大陆一套‘最高权力转移方式’，美国就不会有政治稳定，美国就维持不了世界强国地位。可以说，没有‘民主选举’，没有同步更迭，没有健全的、有效的、按法律任命的‘常任文官制度’，正是今日中国缺乏政治稳定的制度性原因。”

一个国家的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国家的最高行政权，除了个别国家外，都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在美国，军队属于国家，而且不介入国内政治，军队的国家化和非政治化，是一个根本原则。武装力量统帅权是最高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最高权力更迭就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的更迭。

最高权力顺利更替需要好宪法的保证。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宪法开头有一个简短说明，或者称为“序言”。这是为了说明“立宪”或“制宪”的目的。“序言”没有“法律强制力”，序言不是“总纲”，也不是“总纲领”。“总纲”规定“国家结构”和“国家主权”，不同于“总纲领”。“总纲领”是“目标”，政党的党章要规定“总纲领”，竞选总统也可以有“总纲领”，但宪法无需“总纲领”。【注】

权力制衡与「否决政治」

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在相互制衡的同时，上世纪70 年代以来，从对总统尼克松的弹劾起，在美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国会与总统之间多次出现严重分歧而互相否决、国会两党之间经常为立法互相否决。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用否决政治（Vetocracy）来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指在政府或机构内过度使用否决权、“为反对而反对”。福山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已经形成”否决政治”。

美国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防止了专制政治在美国产生，又是美国政治稳定的基础。这是国家作为一种生命体健康的保障，生命体还有成长、发展和作出行为等事情。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中，只有行政权是作出具体行为、使得国家生命体在国内外事务上有所表现。行政事务与立法、司法不同，与建造一栋高楼大厦一样，需要周密可行设计方案、要有各种物质条件的准备。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前，不能依靠多数决定，而需要首先有周密可行设计方案。如果在三权分立下，由于党派意识形态或信仰分歧而不断争论，形成弗朗西斯 · 福山说的“否决政治”，并在长期内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美国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我们注意到，人的情感与人的理性有一个根本区别：对精神健康的人来说，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争论时，人的知识水平、对实际事件情况的了解不同，会使决定不同，但当解释清楚后，人总要服从理性的决定，人与人的争吵就会停止下来，但由于情感不同，就会不断发生争吵、怨恨。争吵的一种情感的爆发，怨恨是争吵爆发前的力量的积累。信仰是一种情感。信仰有多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仰、世界观信仰、迷信，都是信仰。信仰愈虔诚，人就愈坚持。

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信仰的分歧无法依靠理性的解释来消除，意识形态、世界观把理性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或不同世界观的人，就处理同一事件发生意见分歧后，只有相互宽容，才能使争论、争吵停止下来。宗教也需要提倡宽容。否决政治就是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不同的人群、又互不宽容情况下的政治。鼓吹暴力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基础，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必须彻底铲除，否则人类不会有和平。某些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宗教信仰， 将信仰的情感因素融入政治， 在一些国家形成“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这种非理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极权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消亡后，人类和平共处的最大挑战。

二次大战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就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产物。1989年6月4日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大屠杀的悲惨场面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世界后，一天内，就使20世纪流行在东欧、苏联、中国、朝鲜等你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声誉扫地，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倒塌。正是邓小平对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动用了数十万军队、机枪、坦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在中国和全世界，埋葬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广义行为学研究物理物体行为、信使体行为（Messenger body）和生命体行为。从广义行为学看人类行为时，人类行为受到人的两种不同因素推动，一是理性，二是情感。人类的大脑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脑的功能偏重于理性，右脑偏重情感，理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控制情感的表达，对一个人来说，左脑与右脑是密切相连的，当一个人狂怒时，理性就不能控制情感了，就会出现各种暴力现象。国家是一个生命体，国家的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这些机构是人设置的，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进，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单一生命体”经过几万万年进化出来的蚂蚁个体的大脑水平，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与两个蚂蚁群体之间发生战争的”行为学原理”的相同的。所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台海两岸两个敌对政权之间潜在的战争是动物性的战争，但在一个有现代最好民主政体的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国会两党之间、最高法院内部，是有人性的人类社会中的正常分歧，就完全能以人类智慧、以妥善的方式处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形成的各种分歧。2024年的总统大选，不是两个 ”总统候选人”展望美国未来4年前景的辩论，前些时候成了两个”总统过去当选人”互相揭露对方前4年”弊端”的争吵。创造美国新共和，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美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的愈来愈严重的不协调现象。2024年到了美国的关键时刻，如果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目光集中在两个”前总统”对方“弊端”上，不创造“美国新共和”，21世纪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美国世纪”。

创造里根总统后的美国新共和

现在美国国会中的两党分歧，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能用理性的说服和投票表决解决，只能依靠争论的双方树立共同的远大目标——创造美国新共和、创造伟大的“美国世纪”来解决。

在人类社会中，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能用立法、投票来解决。柏林墙就是为了避免地缘上连在一起的两个德国建造起来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各种分隔空间的”墙”，大气圈是地球的“保护墙”，细胞膜是细胞内部环境的“保护墙”。全球人口的自由流动只能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才能实现。2010年代的欧洲移民危机，是一些欧洲国家对移民问题缺乏理性分析，作出有损欧盟的行政决决定的结果。在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为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在几年前的美国国会中，就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要不要建造边界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吵，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分歧。美国的否决政治，就是这种分歧的产物。为了消除国会中这种因立法形成的分歧，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应有行政决策解决的问题归行政，把应有立法投票解决的问题归立法。移民问题要考虑地缘政治关系、要考虑移民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用理性计算的方法、由行政确定有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移民控制程度。对于不能用法律解决的自然现象，就只能诉诸于行政决策，而不是立法投票解决。在一个国家中，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在三种权力中，立法、司法可以禁止具体行为的发生，而不能制造具体的行政行为，只有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行政决策，才能作出具体的行为，实现社会目标。

“否决政治”概念的范围可以扩大，在不同政体下，否决政治可以有不同形式。1946年到1958年的法国第四共和时代，是议会制下的“否决政治”。法国没有实行总统制，而是议会制国家。这段时期，议会缺乏明确的多数，不仅法案多次被否决，而且政府不断改组，出现了一连串不稳定的联合内阁。在12年中，法兰西第四共和出现了24个内阁，乔治·皮杜尔、莱昂·布鲁姆、埃德加·富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勒内·普利文以及罗贝尔·舒曼等人相继出任总理及担任内阁成员，平均执政半年。 1958年，戴高乐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对第四共和这种“否决政治”的否决。

实行三权分立是为了防止专制统治，而不是为了改变行政权的行使。美国宪法是全人类历史上最稳定、最有权威性的成文宪法。与法国”一个共和、一个宪法”不同，林肯、里根在美国历史上创造了新的、没有象法国那样数字标记的新共和。今天美国要走出否决政治的陷阱，建立新共和，无须象法国那样制订一个新宪法。

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信仰。与宗教相比，意识形态把各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偏向和理性混杂在一起。当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争论、冲突时，如果愈来愈激烈，最后会导致战争。在美国，弗朗西斯 · 福山说的“否决政治”，就带有许多意识形态信的争论和冲突。现在看来，创造里根总统后的美国新共和，首先要消除或减低“否决政治”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的新共和是美国两党 ，或加上当时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党或人物，在对美国长远发展的前景有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共和，是把美国长远发展置于个人短期任期内目标的共和，是尽力用理性控制愤怒情感 、互相妥协、合作的共和 。

21世纪的今天，面对美国国会权力两党分歧和总统权力的降低，美国需要两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同协调，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创造美国的新共和。为了建立“美国世纪”，美国的政治有必要作更大的改进，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使国会把主要事务放在行使立法权上，为避免国会对全国具体事项的过度立法，制定“立法范围法”，使国会和政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建立美国新总统制。

#######################################

《创造伟大美国世纪》全书内容提要

 ①世纪精神的转变－－ 九○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和互联网的兴起，都预示着世纪精神的大转变，21世纪是资讯革命的世纪，也是伟大的美国世纪。

②竞选美国总统的总纲领－－ 创造美国新共和、创造美国新经济、创造美国新世纪。

③创造史观：创造种子论－－ 人类历史是由掌握历史走向的英雄或「枭雄」创造的。

④意识形态（ideology）－－ 意识形态与科学、宗教的关系、与理性、情感的关系：科学包含人类的最高理性、宗教反映人类的最深情感。科学不是信仰，宗教包含着人类的信仰。宗教冲突会导致所谓的「文明冲突」、引发战争。政治意识形态（PI, Political ideology）不仅包含理性，也充满了情感和信仰。当愤怒的情绪主导政治生活时，理性无法控制情绪，就会发生暴力冲突。在两个国家之间、两个敌对政权之间，会导致战争。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引起暴力冲突。在民主治的国家，杰出的政治家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用理性的精神代替愤怒情感。

⑤本书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组成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外，还存在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人的超验世界（Transcendental World），「文库技术」是探索超验世界的一种工具。

本书也是一本⑥「广义行为学」和分析人类社会世纪精神演变的「元历史」（MetaHistory）著作。

从「⑦元历史」看，21世纪就是资讯革命的世纪，也是「资讯革命」最有力的推动者美国的世纪。
#######################################

《创造伟大美国世纪》附录

信息革命时代的55条论纲

① 人类物质文明有三大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有三大进程，第一是从石器时代到铁器的广泛使用，第二是18世纪以来的能源革命，包括后来电能、核能、氢能的使用，第三次是21世纪开始的信息革命。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创造了全人类能源利用的大革命，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18世纪是能源革命的世纪，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兴衰，使20世纪成为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和互联网的兴起预示着世纪精神的大转变，21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伟大世纪。信息革命是继18世纪能源革命后，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多方面的第三次大变革。现在的美国处于信息革命的全球中心。2024、2028、2032年美国总统的竞选，美国需要的是，热爱美国、怀抱着创造伟大的“美国世纪”的目标、目光远大、胸怀开阔、品格高尚、能力卓著的美国公民，起来参加这次和未来美国总统的竞选，创造美国新共和、创造美国新经济、创造美国新世纪，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五月花号精神、美国独立宣言精神、华盛顿总统、杰斐逊总统的伟大精神、美国的自然环境、美国的思想自由、美国科技领先、美国的伟大胸怀，美国的全球责任，必将使21世纪成伟大“美国世纪”。

②最高法院需设立“AI司法审查局“ ：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组成，是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重要的责任是裁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但最高法院并不享有判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这种权力被称为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权力，当9名大法官多数人认为联邦或州的某一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时，就可以否决联邦或州的这一法律。事实上，总统的公职行为影响全国，影响历史的走向、影响国家的未来，总统的公职行为负有永恒的责任。2024年7月1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在公职行為上享有總統豁免權 ，这一裁决不仅越出了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的权力范围，直接干预美国政治，干预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而且这一裁决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 ——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有必要通过修宪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撤销广泛的总统豁免权。 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部门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威。从宪政根本原则来说，这是把最高法院看作为一种不带任何情感的纯粹理性的司法审查机构。9位大法官与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左脑和右脑，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可能有许多相同，也有不同。按宪政根本原则来说，9位大法官在进行“违宪审查“时，应当象最好的”AI“一样。必须运用他们不带任何情感的“纯粹理性“来作出判断，但现在看来，部分大法官还是更多地受到他们情感的驱动。部分大法官的决定跨出了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 创造美国新共和，其中一项目标是在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方面，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成就，设立“AI司法审查局”，协助9名大法官更准确地作出有效的裁决  。

③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目光远大、胸怀开阔，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堡垒。美国东边是广阔的大西洋，西边是浩瀚的太平洋，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中心，阿拉斯加正在迎接几个世纪后北冰洋暖化的高度繁荣时代。美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美国有高度的民主自由，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新科技、新艺术、新思想、新财富。

④国家是由百万、千万、数亿、数十亿人口聚集在一块领土上，有各种组织机构、有决策中心、有行为能力的巨大生命体。国家是”地缘性政治动物”，国际关系不同于人际关系。人具有”三性”：①动物性，②人的理性，追求真理、正义、完美的”神性”。从国家在地球上产生以来，国家表现出来的，既有人类理性，又有动物性。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就发生了几万次战争，这就是国家动物性的典型表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表露了国家的动物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反映了美国更多地具有人性、人的理性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⑤ 历史事件中充满了无穷偶然性，而许多重大历史走向，是一个人的强烈信念创造的。

⑥ 动物、人类和国家个体，可以形成群体。国家群体，就是国与国组成的联盟。没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如同南极群聚的企鹅、大海中鱼群、原始人群，不能创造历史。集体创造，需要协调、配合、前后一贯。乌合之众的运动，实际上是人类个体的”布朗运动”，不能有理性地、前后一贯地作出行为，不能创造。历史是由掌握历史走向的英雄或”枭雄”创造的，有三个因素——权力、财富、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精神，可以按预定目的创造国家和人类的历史。

⑦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思想自由的产物。

⑧ 历史是人类理性和社会情感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情感”往往是无意中突然爆发的，一些力量的”合力”，也会”无意中”创造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无意中”创造历史”的现象不可胜数。

⑨ 有三个因素——权力、财富和伟大的精神，可以按预定目的创造国家和人类的历史。首脑人物凭借权力，大企业家凭借财富，摩西、孔子、释迦牟尼、基督耶稣、穆罕默德、马丁·路德、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爱因斯坦，依靠他们伟大精神和杰出智慧，创造历史。一个一个”心因”，不足以创造历史，需要包含有社会情感、能够产生巨大动力的”心因”，才能创造历史。个人情感心因，创造个人历史，符合社会潮流的社会情感心因，创造国家和人类历史。

⑩人类最近5000年历史，”创造新文明的种子”最重要的是五个半人，这就是摩西、释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个人”是马丁·路德。文明是比国家、民族还要大的单位，是一个人的最大的社会认同，与宗教、价值观、社会情感、人生目标相连。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价值体系。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文明。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文明。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文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伊斯兰文明。人生中总有苦难，不同宗教对人生苦难作不同分类，并为人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为人设定人生目标的种子，他们就不只是创造历史了，而是创造长期持续的不同文明。政治经济是各种文明的随着历史变化的制度结构。政治十年一变、经济百年一变，文明千年长存。

11   儒家不是有神论，“仁”是人际关系的完美化，当把儒家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中时，儒家成了专制政治的基础。动物也有理性，但完全没有想象力。创造力建立在丰富的想像力基础上，而且能够把想象”物化”。幻想家有想象力，没有”物化”能力，所以不具有创造力。比较不同的文明，儒家文明超越”有神论文明”之处，在于儒家追求人际关系的完美化，重视现世生活，在全球化过程中，儒家需要在”非政治化”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各种文明友好沟通、和平共存的桥梁。

12 中国专制社会反复的王朝循环，与孔老夫子的“仁政”思想密切相关。孔老夫子“仁政”思想，一方面让统治者知道，“暴政”将引发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仁政”与“暴政”一样扼杀了“自由”。

13人类的伟大事业，都是从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

14宇宙中的四种力，包括造成分子运动、细胞运动、心脏脉动、信息在生物体内通过神经线路的传输、动物世界的运动，都是自然的力量，总称为“宇力”。人力是推动人的有意识行为而形成的力，是由人身体细胞中与化学键相联系的电磁力、人有意识利用的自然力量形成的。人依靠食物中的能量生存，而食物中的能量来源是地球上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结果。全人类人力的主要来源是太阳辐射能。人虽然能够利用地热能、原子核能和引力产生的潮汐能，但人身体产生的体力的直接来源是太阳辐射能中被绿色植物吸收的一小部分。所以，人力——推动人的有意识行为而形成的力，也是自然力量的一部分。

15在整个宇宙中，除了地球上存在生命外，至今还没有发现宇宙中其他星球上有地球上生物一样的生命体存在。地球上出现人类后，经过7000年，由于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自然界没有的形形色色物品，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人工环境，创造了人类文明，改变了地球面貌。我们把“人为力量”从广义的“自然力量”划分出来，称为“人为力量”。“人为力量”以外的“自然力量”，就是狭义的“自然力量”。

16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把一部分“自然力量”转化为“人为力量”，人类社会的财富，就是  “人为力量”的标志。一个人财富愈多，他能够利用的”人为力量”愈大。金融财富，或金融资产，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经济体可利用的”人为力量”大小的标志。所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增长，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的有意行为的结果。（参见严家祺：《全球财富论》第180页）这一点，对于了解经济发展、经济衰退和金融风暴的发生，尤其重要。

17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建立在情感和理性两大基础之上，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情感和情感形成的信仰决定行为的方向和道路。人用大脑想一想，等于电脑搜索、计算一下，这是人的左脑的功能，情感、信仰不是通过计算得来的，是右脑产生的。人类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控制和利用宇力的能力愈来愈大，这是人类理性力量和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愈来愈大的人的能力，在宇力面前永远微不足道，有限的人力与无限的宇力之比，永远为0，这是人类社会信仰的力量和宗教永远存在的根源。

18人类和群聚的动物都由自己的历史，都有经济史、政治史。动物社会有经济现象，一些物种的动物能够采集和存储，有采集产业、有畜牧业、有农业。蚂蚁社会有社会分工，有战争和政治、有利他主义，除了蚁后，剩下的”大众”各有其职业，有的喂养幼蚁，有的修建道路，有的加入专业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交易市场。一种蚂蚁会饲养或养殖以汁液为食的”同翅目”昆虫，如蚜虫（aphids），这些昆虫从植物中获取自己的食物，并将其中一些作为高营养的花蜜或蜜露传递给蚂蚁，蚂蚁会剪掉蚜虫的翅膀来收集汁液，这在蚂蚁的经济学中，是一种”生产劳动” 。 动物在三个方面无法与人类相比，一是理性能力，动物不能形成宏观和微观、宇观和细观、形成Meta视界，不能形成自由和法治观念、不能形成”物权”和”债权”概念；二是动物没有人类的想象力；三是动物没有信仰，没有追求真善美的能力。

19人类的国家史与动物的群体史的根本区别是，同一种物种的动物的群体行为，是动物的自然行为，大同小异；而只有人类，会由一个或几个人提出一种由理性或信仰形成的不同目标，带领人群为这一目标而共同行动，历史事件中充满了无穷偶然性，而许多重大历史走向，是一个人的强烈信念创造的。轮船在海洋中航行，想要转变方向，不能由乘客决定、只能由船长一个人决定。人类历史的走向，受到各种偶然因素影响，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就像蒸汽机、飞机和芯片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也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创导的。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是前往北美洲新英格兰殖民地的102名英国清教徒在上岸之前，在五月花号上签订的政治声明，同意创建并服从一个政府。这一缔造美国的公约是由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1958年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登上法国国家权力顶峰，与一个月前完全没有政治权力的戴高乐在处理阿尔及尔事件中发挥的作用直接相关。法国第5共和的产生，完全是戴高乐一人深思熟虑的产物。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

20 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是两个不同概念。权利是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所以，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 。在有些情况下，权利的行使依赖于他人，如本人的财物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行使索取他人欠债的权利、免于武断监禁的自由。权利往往会受到他人的侵犯，所以，权利需要保障。权利可以靠权力相互制衡和国家权力来保障 。”法律保障权利”，法律保障，就要依靠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基本人权，就是国家权力不能进入的领域。国家职位的设置都与行使权力、保障权利有密切关系。

21 从物理学角度看，  “苹果落地”与“地球绕太阳旋转”都是万有引力造成的现象，可以说是同一回事。金星以八年为一个周期，绕太阳运动的空间轨迹，形成一个“五角星图形”，这与每一个苹果中“垂直于轴线的平面”有一个“五角星图形”，两种完全不同情况下形成同一几何图形有着相同的物理化学机制，也可以看作为一回事。从物理学角度看,“苹果落地”与“地球绕太阳旋转”都是万有引力造成的现象，可以说是同一回事。金星以八年为一个周期，绕太阳运动的空间轨迹，形成一个”五角星图形”，这与每一个苹果中 “垂直于轴线的平面    “有一个”五角星图形”，两种完全不同情况下形成同一几何图形有着相同的物理化学机制，也可以看作为一回事。

22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世纪，从外星或太空中看人类社会，看不到谁在竞选总统，也很难弄清楚地球上的什么”权力制衡”，只是把地球上的一个一个国家都看作为单独的生命体。在外星上观察地球表面的生命体，对最近以来的地球生命体，外星的观察者会说，2024年地球上的四场正在发生的狭义战争和广义战争，出现了”广义生命体”的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左脑和右脑的战争”，或”情感和理性的战争”。这四场战争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台湾海峡潜在战争和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隐含的广义战争。从”人工智能”或在太空中看，这与地球上称为”国家”的生命体之间的、一场左脑和右脑的战争、情感与理性的战争，是同一回事。每一个苹果与”轴线”垂直的平面有一个”五角星”，这与”金星在8年周期中的运动轨迹——五角星花瓣”是同一会事，这也与艾萨克 · 牛顿把”地球绕太阳运动”看作与”苹果落地”是同一回事一样 。

23 由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造成的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力量推动的变化；正义的力量也是一种自然力量。一个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当权者长期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力量的爆发，就会改变国家的历史进程。

24意识形态是理性和情感的组合。

25一个家庭，当夫妻两人在一起就发生争吵时，这个家庭就很难共同做事，但夫妻两人可以离婚而不再发生争吵。而一个国家的议会不能因意识形态分歧而“离婚”分为两个议会，愤怒情绪会引发暴力冲突，一些分歧只能在一起通过互相理解、互相妥协和投票方式达成共识。但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美国的议会从未发生这种现象，但愤怒情绪和“否决政治”起着阻碍议会正常运作。

26 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生命体在自然环境中，历经千万年，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基因变化论”。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生物。

27 信仰是一种情感。信仰有多种，宗教、意识形态、世界观、迷信都是信仰。信仰愈虔诚，人就愈坚持。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信仰的分歧无法依靠理性的解释来消除，意识形态、世界观把理性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或不同世界观的人，就处理同一事件发生意见分歧后，只有相互宽容，才能使争论、争吵停止下来。宗教也需要提倡宽容。否决政治就是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不同的人群、又互不宽容情况下的政治。

28 广义行为学研究物理物体行为、信使体行为（Messenger body）和生命体行为。从广义行为学看人类行为时，人类行为受到人的两种不同因素推动，一是理性，二是情感。人类的大脑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脑的功能偏重于理性，右脑偏重情感，理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控制情感的表达，对一个人来说，左脑与右脑是密切相连的，当一个人狂怒时，理性就不能控制情感了，就会出现各种暴力现象。国家是一个生命体，国家的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这些机构是人设置的，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进，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单一生命体”经过几万万年进化出来的蚂蚁个体的大脑水平，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与两个蚂蚁群体之间发生战争的”行为学原理”的相同的。所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台海两岸两个敌对政权之间潜在的战争是动物性的战争，但在一个有现代最好民主政体的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国会两党之间、最高法院内部，是有人性的人类社会中的正常分歧，就完全能以人类智慧、以妥善的方式处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形成的各种分歧。2024年的总统大选，应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展望美国未来4年前景的辩论，不是“互相揭露对方 “弊端”的争吵。创造美国新共和，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美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的愈来愈严重的不协调现象。

29 在地球和整个宇宙中，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有一个非常开阔是”中间带”，这就是信使体（Messenger，Messenger  body）。（参见严家祺：《金融产品是一种信使体》，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23年7月7日）

30 对经济学来说，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边上，宇观经济学(Spacescopic  Economics)正在诞生。正如牛顿把地球绕太阳运动与”树上的苹果落地”看作是同一种现象一样，从宇观经济学来看，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与金融风暴也是同一种现象。（参见：严家祺《”新冠大流行”后的两大趋势——从宇观经济学看全球经济的未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20年7月21日）

31美国的新共和是美国两党 ，或加上当时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党或人物，在对美国长远发展的前景有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共和，是把美国长远发展置于个人短期任期内目标的共和，是尽力用理性控制愤怒情感 、互相妥协、合作的共和 。

32全世界的所有金融风暴，都是金融空资产蒸发的公开宣告。

33 生命体根本特征是Metabolism。企业、各种经济体、国家经济体、全球社会与自然界的生命体一样，都有Metabolism。广义生命体是能够对外界环境产生应激反应的、通过代谢来维持生存生长、复制发展的个体。

金融产品内部包含信息，纯粹的金融企业不发生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金融产品没有生命，纯粹的金融企业也不是经济生命体。金属货币、纸币与数字货币不同，它们的原料生产和印制过程，都是新陈代谢过程。实体货币的制币厂，属于经济生命体。（参见严家祺：《人工智能和金融发展的前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23年9月11日）

34 人为复制和自然复制——是不是受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控制，是人为复制与自然复制的根本区别。核爆炸是自然的核裂变反应，现在的核能发电，就是人工控制的核裂变反应。2022年12月5日，美国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LLNL）首次实现能量净收益的可控核聚变。氢弹爆炸是不可控的核聚变反应，用可控核聚变来发电，就是核聚变反应的一种“人为复制”。所有金融品都是“货币的广义衍生品” ，但与货币不同，金融品的价值不断波动，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无法用来对商品进行计价。在今天，货币的发行受国家中央银行以及作为国家联合体的中央银行的控制，是一种“人为行为”。

35 全球金融恒等式——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 全球总实体资产 + 全球总金融资产 – 全球总金融负债 = 全球总实体资产，全球总金融资产 – 全球总金融负债 = 0（参见严家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冲击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22-7-22）

36  美国国债20多年来逐年的快速上升，克林顿在2001年离职时，美国国债是5.6万亿美元，2024年的今天已增加到34万亿。21世纪是信息革命世纪，每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要对美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仅要了解金融风暴的成因，而且要知道怎样人工控制金融风暴。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走在全世界前面的AI科技，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从事于金融事业的人来说，在不远的将来，就像“可控核聚变”一样，可以实现“人工控制金融风暴” 。

37 美国国债问题，与移民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太空探索问题、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问题，这些跨多任总统任期的长远问题，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受总统换届影响的、有连续性的政府部门来统一管理。

38 从心理学、智能科学来看，未来的宗教与未来的科学将象人的右脑与左脑一样，连接在一起，宗教中谈论的“灵”和“灵魂”，就是人工智能中可以作出系统自主行为的“信息集合”。

39  “元宇宙”Meta主要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作为互联网“虚拟世界”技术的“元宇宙”，二是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元宇宙”。元宇宙（Metaverse）是由Meta和Verse两个单词组成，Meta表示超验，Verse代表宇宙(universe)，合起来即为 “超验世界”的概念。“元宇宙”的本来意义，就是“超验世界”，这是“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存在的世界。

40 互联网技术的“虚拟世界”，虽然是“虚拟”的，但可以为人所感知，所以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元宇宙”，今天存在在人的观念世界中，而人的观念世界，不是“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观念世界，观念世界成千上万，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在Meta 本来意义上的“元宇宙”——“超验世界”，则是“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Meta世界，连接生命的是另一个Meta，是Metabolism ，中文称为新陈代谢。连接人类的是Metahistory，即元历史。

41  当代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文库技术”（Library Technology），可以说是在承认一个不依赖于人、客观的”超验世界”存在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若干单元通过排列、组合都可以形成巨大数量的个体，这些个体在高一级层次上又可以排列、组合，形成高一层次的新的、巨大数量的个体。不同元素的原子可以组成分子，小分子可以组成大分子。20种氨基酸可以组成数量巨大的、形形色色的蛋白质分子。各种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分子文库”。 各种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蛋白质文库”。同样可以形成核酸文库、细菌文库、抗菌素文库、糖文库、酵母文库、微生物文库和疫苗文库。这些文库中的对象，有些早在自然界中存在，更多的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用文库合成方法，就可以制造出这些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物质、微生物、疫苗。Meta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是任意的。只有在数学上可能的”空间构象”，它的”原型”才是Meta世界中的”存在”，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物化”。这种方法今天已在制药工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就是说，那些在自然界中没有的化合物、生物大分子、形形色色的微生物、抗菌素、疫苗，它们的结构都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把它设计出来，即在”超验世界”中找到它们，然后用”文库技术”把它们一一合成出来，使它们一一”物化”，从”超验世界”进入”现实世界”中来。

42 在数学中，在任意小的尺度上都能有精细的结构、具有自相似形式的图形。这种图形，称为“分形”（fractal）。维基百科说，“分形也被称为扩展对称或展开对称。如果在每次放大后，形状的重复是完全相同的，这被称为自相似。自相似的一个例子是门格海绵。分形在不同的缩放级别上可以是近似相似的。曼德博集合的放大图像中显示了这种模式。分形也包有图像的细节重复自身的意味。……作为一个数学函数，分形通常是处处不可微的。无穷分形曲线可以理解为一条一维的曲线在空间中绕行。“分形的图案有无穷多种，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的有千百万种，那些今天全人类都不知道、不了解的”分形”图案，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的观念世界中都不存在，实际上，无穷多个“分形”是一种存在于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超验世界中的存在。“分形”的存在说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偏狭的世界观。

43 任何事物的意义都是由人的精神决定的 。

44 大爆炸起源学说带有神学性质，以神学信仰和科学假说的方式叙述了我们所知的部分宇宙的起源。

45人类历史是披着事件外衣的精神创造的历史。

46  牛顿和爱因斯坦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在晚年，他们确信，科学探索、揭示、发现宇宙中不可改变的事物的规范和规律性，而这些规范和规律性的以特定形式、方式存在，其根源就是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的观念世界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当马克·扎克伯格把“元宇宙”从狭小的洞穴中释放出来后，人们才慢慢知道，本来意义上的“元宇宙”，就是物质世界的宇宙以及所有现象、所有形态、所有规范、所有规律的总根源。物质世界的宇宙的一切，只是“元宇宙”在具体环境中，与偶然情景的结合，人类的全部历史，也只是“元历史”与偶然情景的结合。

47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行为和人类社会非政治化的科学，政治是通过对话、协商、妥协而避免战争和冲突的艺术。一个国家问题愈多、愈严重，这个国家关心政治的人就愈多。愈多的人不关心政治的国家就是愈好的国家。国家富强的四大要素是：第一，人的思想、言论、信仰自由，第二，人权和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障，第三，对无助者的社会关怀，第四，国家强大的军力。在这四大要素具备的大环境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远离政治，可以按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理想、可以产生越来越多的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

48 杰出的政治家是大海航行中的舵手，是大航天时代宇宙飞船的驾驶员。政治讲妥协、法律讲是非，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三军统帅，行使宪法赋予的行政权，政治家不等于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员，杰出的政治家有伟大宽厚博爱的胸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8)杰出的政治家有能力消除国内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结束和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缔造全球的持久和平。

49 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思想自由的产物。

50 人类物质文明有三大”根源”，即物质、能量和信息。在这三大”根源”中，任何一个”根源”的变动，都会形成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飞跃。

51  人类史上最牢不可破的力量，还是民族、宗教及其形成的不同文明、国界会变动，国家也会消失，但民族及其文化却千年长存。

52 全球化是一个分阶段的和平的、渐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国界消失阶段。21世纪的全球化是”初级阶段”，在全球化的“中级阶段”，将在几个大洲形成“大洲联邦”和“大洲邦联”。过速的大量移民、过速的国家联合，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这在今天的德国、美国表现尤其明显，民族主义和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化，是一种自然反应。

53  理性和情感、科学和神学并驾齐驱，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

54  第三千纪是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千纪，也是大航天的千纪。

55  到第三千纪中叶，人类对太空探索的范围将越出太阳系，在太阳系外也发现了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星球。当人类踏入外星殖民时代，地球上人类民族、宗教、文明的界线将最后消失，也许到第四千纪，人类才能富有成效地开展外星殖民。当有一天我们从外星返回地球时，才发现，什么国界、什么领海、什么专属经济区，都没有意义，地球上的沙漠海洋、崇山峻岭、北极南极、高空悬艇，都是人类宜居处，地球是人类最美好的家园。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www.ipkmedia.com 】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严家祺：《创造伟大美国世纪》（ 封面 献词 目录 序 第1-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