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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掉是偶然事件，并不是突然事件。很多人分不清偶然跟突然的区别。苏东波剧变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突然发生的。
我以前提过一个黑天鹅悖论假说：要实现一些历史变革在很大概率上有赖于发生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本来就是不容易发生的，但一些历史变革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生这种小概率事件。
中东欧和苏联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的事情，但是普遍对制度失去信心才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所在。布拉格之春无疑是最早的一个缺口，但真正溃堤的地方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苏联改革，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又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猝死有关。假如安德罗波夫改革延长很多年就会跟习近平改革手段很像：打击腐败、整顿纪律、提振效率。如果安德罗波夫足够长寿，可能轮不到戈尔巴乔夫进行更具自杀性的有限开放和有限自由化改革尝试。
中共对苏东波剧变历史的反省也体现在江泽民时代以后的中共改革中。比起1980年代混沌探索期来说，江泽民体制才具有划时代意义，后来的胡温双首长体制和习近平体制根本上都是江泽民体制。因为江泽民时代确立了具有历史反省特点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路线，当然这个历史反省指的是反省前共产主义国家亡国亡党教训。
这种江泽民体制国家，致力于重新社会信心和制度信心，确实制造出很大一批狂热的政权支持者，包括其结合狭隘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不但政权出现意识形态转型困难，还缺少忠实支持者，三信危机甚至渗透到党跟政府内部。
江泽民体制国家纠正了1980年代中国的自由风气，也显出与前共产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新威权主义特点。现在我们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中国不但有自己的柏林墙，还有许多积极拥护、捍卫柏林墙的人。要瓦解社会信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期间还要对抗北京当局不断强化的思想控制和社会控制。
柏林墙的倒掉是偶然的，不是突然的，中国自己的柏林墙也不会突然倒掉。你永远不能幻想自己的敌人暴毙身亡。刺激偶然事件发生，同样有赖于行动创造社会条件。假如前共产主义国家普遍拥护柏林墙，就算每个国家都有戈尔巴乔夫改革，也不见得柏林墙会倒掉。
（文章转自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