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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22日,是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逝世两周年。
林毓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说起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力,林毓生不亚于余英时。早在1986年,国内就把他原来用英文写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出版,1988年又出版了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时中国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文化热,大家都热衷于讨论文化,尤其是热衷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比较;而这正好是林毓生著作的主题,林毓生著作的引入可谓适逢其时,立刻在大陆知识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应。林毓生对“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对当时大陆的知识界颇有冲击力。因为在当时一般大陆知识人的心目中,五四是标杆,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是文化英雄,他们的作用都是正面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某些思想更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对陈独秀或有微词,对胡适还是很崇敬的。林毓生批评五四,对胡适也批评,其冲击力可想而知。在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亮出旗号浮出水面,尔后又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还有新保守主义,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林毓生思想的影响。
我在国内时就读过林毓生的几本书,包括那本《思想与人物》;来到海外后,有较多的机会和林毓生交往。我们一起出席研讨会,互相赠书,打电话聊天,还有书信来往。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一书里,林毓生收进了他和我“关于哈耶克、胡适与思想先行”的通信。
林毓生很幸运。在求学之路上,他遇到了两位良师。一位是殷海光,一位是哈耶克。林毓生受殷海光影响很大,从人品人格到思想取向。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殷海光在台大开设了一门逻辑课,引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林毓生读的是历史系,可是他却选修了殷海光的逻辑课。林毓生后来回忆说,殷先生的逻辑课是一把利器,使他的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这使我想起当年,我之所以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就是因为自学了若干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方法。这真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林毓生是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在完成了博士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之后,一度陷入迷茫,不知道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哈耶克现身说法,告诉林毓生,他四十余年的研究著述,都直接或间接的和他自己的个人关怀相关。受此启发,林毓生确定了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并由此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志向。
在漫长的求学与治学之路上,林毓生始终坚持热烈的道德关怀与冷静的思考研究。1998年,上海出版了一部林毓生的文集,书名就叫《热烈与冷静》。关于这本书的出版,上海学者朱学勤给我们讲过一段有趣的故事。为了出版这本文集,朱学勤和林毓生切磋文章的取舍,同时约定由林毓生自己写一篇序言,序言的标题就可以做书名。后来,林毓生给朱学勤发去了他写的序言,标题是“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略述我的治学缘起”。朱学勤在电话里对林毓生说,可否把“试图贯通于”这五个字拿掉?以便照顾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林毓生思考后说,“那样一来岂不是太狂妄了?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是我追求的境界,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最后出版社还是把书名写成《热烈与冷静》,倒是好念好记了,可是林毓生那股子严谨的书生气没有了。
林毓生以严谨、一丝不苟著称,但也很风趣。他给我讲过一段故事:当年他未来的岳父曾经告诫女儿,三种人不要嫁,不要嫁山东人,不要嫁文科生,不要嫁戴眼镜的。但林毓生三位一体,既是山东人(林毓生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山东),又是文科生,而且还戴眼镜。——我现在还记得他讲这话时那顽皮的笑容。
林毓生不是那种笔头快、产量高的学者。林毓生提倡做学问要“比慢”。他甚至说,我这辈子就写了两篇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激进化反传统思潮、中式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反思儒家传统乌托邦主义》。以赛亚.伯林讲过一个有名的比喻:“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有的思想家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有的人一辈子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属于刺猬型。按照这种分类,林毓生属于刺猬型。他毕生就研究一个大问题,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为什么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这么艰难?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原因,思考中国未来发展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我必须说,林毓生研究的这个大问题,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大问题,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大问题。林毓生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在林毓生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概念中,大概要以“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为最多。林毓生反对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也反对“发扬固有文化”一类文化保守主义。他强调,“创造性转化”这个概念,一方面是重视与传统的连续性而不是全盘断裂,一方面是在连续中要有转化,在转化中产生新的东西。像我这一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是很容易和林毓生起共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精神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林毓生对苏晓康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看法!”苏晓康写道:“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他是带着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有愤怒而离开的,另一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我猜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人,一生以破解中国近现代落后、激进,坠入超常集权以及其解道为志业,最后看到的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其悲凉痛苦可想而知。”
林毓生、余英时他们这一代学人是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更有过之。在艰难奋斗了四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竟然比当年离自由主义还更远。
这就不能不回到八九,回到“六四”。一场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最可能赢得胜利的时候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访时,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概念,指出,基于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进的民运领袖拒绝妥协。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良好的主观意图,不顾及自己主张和行为的客观后果。他们只有意图伦理的概念,没有责任伦理的概念,以至于在民运遭到失败后都拒绝承认自己在其中负有责任。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35年的光阴。
林毓生赞同韦伯提出的“历史扳道工”的比喻。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铁轨,文化或观念就好比铁轨分叉点上的扳道工,他们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思想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重温他的思想。林毓生毕生致力于思考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我们必须继承他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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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